..续本文上一页搞清小乘名相基础上的大乘名相及其分析(如龙树的《大智度论》即为典型)，作为佛教学者的基本功。就瑜伽学派而言，摄论和地论更是直接建立在真如缘起、五位百法、赖耶藏识等一整套繁复的名相之上，搞不清楚根本不得入门。
现在请看印度古德注《金刚经》时所用的名相－－从统摄全文的「七义句」「十八住处」开始，「五种义」、「三摩钵帝」、「二种法身」、「六种具足」、「四种有为相」、「二种对治」、「二边」、「三种地」、「六因缘」、「七种大」、「六种应知」、「六种因缘」、「三因缘」、「五阴行」、「五种随所相应」、「三种檀那」、「二种果」、「五邪取」、「十二障碍」、「四种因缘」、「二种方便」、「三种无自性」、「三种苦」、「五种胜功德」、「二种智」、「五种平等因缘」、「二种无我」、「二种正觉」、「五种眼」……不知古印度有无佛学名相辞典，那些法师要记住这么多一套一套的名相，还真叫人佩服！
无著菩萨撰《金刚般若论》之时，佛法在古印度的流传，一定已有衰象。否则，无著不可能以这样的偈语结束全论－－
下人于此深大法 不能觉知及信向
世间众人多如此 是以此法成荒废
不是「世间众人」根性恶劣，实是平实的佛法被讲得太玄虚、太深奥了！
比较而言，收入「《金刚经》专集」「经论」部分的六篇印度古德之疏论中，以《金刚仙论》名相最少，也就较易读－－然而，金刚仙这位「印度古德」，恰恰是打了问号的。
第一本中国式的注释
释子常谓：佛法与中国特别有缘。若在史的立场上，从文化特点的比较上入手，此题确可写一本专著。
中国是一个富于历史传统的国家，自三皇五帝以来，三坟五典，诗书马班，二十五史 不绝；中国又是一个富于学术传统的民族，自春秋战国而后，诸子百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博大精深。入华之佛学，几经熏染，叠遭扬弃，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光说经典之注疏流传，外在而言，一面是朝庭主持，《大藏》一编再编，至有二十六种《大藏》之称；一面是个人撰述，佛经一注再注，令人有浩如烟海之叹。但在骨子里，出世、思辨、神秘、烦琐印度佛学，却一步步地走向入世、实用、平和、简捷。大而言之，中国佛教由格义、广说名相而开宗立派，由八宗俱盛而禅净合一，正是佛法中国化的大势。小而言之，在《金刚经》的注疏中也深深地被打上历史前行的烙印。
僧肇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就是《金刚经》众多的注疏中，第一部富于中国文化意趣的、里程碑式的注本。
僧肇乃是鸠摩罗什的弟子。罗什之《金刚经》译本，最受中国人的欢迎，流传最广；作为罗什门下「四圣八俊」之一、后人称之为「三论之祖」的僧肇，写出第一部中国式的《金刚经注》，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人，但他入长安之前，已在凉州待了十七年(晋太元十年﹝385﹞随吕光入凉州，至弘治三年﹝401﹞为姚兴迎入长安)，以罗什之天资，他的中文修养一定很不错了，这一点看罗什答慧远问大乘大义之十八章，即可有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他才能对当时中国的佛典翻译状况表示不满：
「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有姚兴以帝王之尊鼎力相助，当时罗什于逍遥园的译场，更是集中了一时俊杰－－史载罗什译《大品》时，译场有五百余人；译《法华》时，二千余人；译《维摩》时，千二百人……恰如僧祐《出三藏记集》所描述：
「于时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慧睿、僧敦、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
因缘具会，什译之《金刚经》，果然深具中国文化之神韵而流芳百世。作为罗什得意门生，僧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更是直接显出佛法中国化的风貌。
僧肇系京兆人，俗姓张。家境贫困，以佣书为业。日日缮写，得以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受当时玄风影响，特好老庄。但对老子《道德经》，曾有：「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之叹，后读《维摩经》，方「始知所归矣」，因而出家。僧肇年方及冠，学通三藏，已经辩锋纵横，名声远溢。后罗什至姑臧，肇从而师之，什嗟赏无极。又随罗什入长安，同入逍遥园，协助详定经论。僧肇以去圣久远，文义舛杂，先人旧解，时有乖谬。及见罗什，时时咨禀，所悟更多。因于译《大品》之后，著＜般若无知论＞二千余言。罗什读后，谓肇曰：「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庐山慧远更盛赞曰：「未赏有也！」虽然僧肇英年早逝(《僧传》云三十一岁)，但天才漾溢，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已经完全摆脱印度旧注之模式，开出一代新风。
首先，在著作之结构方面，僧肇之《金刚经注》完全取中国之注经形式。印度古德之《金刚经》注，都是一篇篇独立的文章，经文不时地以引文形式出现其中。而僧肇之《金刚经注》，则好象是在一本《金刚经》上，逐字逐句地写下自己的理解、体会。可以想象－－打开一本线装书，其粗黑的大字，乃是《金刚经》之经文；而行间字里的双行夹注，才是僧肇的思想。
或许有人会说：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中国人的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问题正在这儿！
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经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大宗。中国人之治学，从而中国文化的理论发展，都一以贯之地遵奉著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在对前人著作的论注诠疏中发挥自己的见解，其结果是理论形态的稳定和保守；形式上的僵化，当然会成为思维的桎梏，这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多于创新、因循多于变革的原因之一。
但是，面临著外来的、从语言表达到思想方式都极端艰涩的佛法，第一要正确理解；第二要尽量消化；第三，是最重要的，必须让读者清楚而容易地看到：哪些是经典原文，哪些是本人的理解发挥……应当承认，中国传统的经注方式，乃是一极好的现成工具。僧肇之《金刚经注》，实是历史的进步。
其次，是内容方面。僧肇之《金刚经注》已全然不见印度论著中令人目眩的名相事数了，代之而起的，是简明扼要的、中国人的理解。兹举数例如下：
释「菩萨摩诃萨」－－「虚心履道，谓之菩萨；旷济万物，摩诃萨也。」
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万法虽旷，略为二科：一、众生法，二、五阴法。法不自起，因缘故生；但是因缘，自性皆无。」
释「住行」－－「即明法空。谓法弥旷，略举内则六度，外为六尘，内外诸法，斯皆因缘无性；因缘无性，则心无停处，故应无住也。舍心无吝，谓之布施，无相可存，何吝之有？施为六度之首，尘为法生之基，二法皆空，于何不尽？既得法空，解明行立，无复退失，故言住。」
释「发心」－－「菩萨发心，义兼三端：一化众生，二修万行，三向菩提。」
释「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人也，菩提道也，既无人法，谁得菩提乎？」
请看！接受了佛教的专用名词，却全然没有繁复的名相事数。被解释、归纳的是印度传来的经文，而结论却已经是直面人生的中国佛法了。
历史地看，中国佛教经典之注疏，一直是有义疏和文疏二流－－义疏者，明经大义，则不必逐句释文；文疏者，随文释义，则重训诂章句。是否可以认为僧肇之《注》，即开《金刚经》文疏之头？非也！细细玩味僧肇之《注》，形式上是逐句释文，但内容上却断然摆脱了印度古风，往往是直示大义。就此而言，僧肇《金刚经注》兼顾文义，其意义在于「中国化」，后世只知依文作注之陋僧，何可望其项背！
集大成之吉藏《金刚般若疏》
嘉祥吉藏之《金刚般若疏》(又名《金刚经义疏》)乃是中国佛学史上，第一本集大成式的《金刚经》注疏。
时势造英雄，吉藏所在之隋唐，正是中国佛教开宗立派，自觉成熟的时代。作为般若学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为各家所兼奉，百余年间，各宗之大家如智顗、吉藏、智俨、窥基、道氤、昙旷、宗密、知恩、慧净等，都有《金刚经》论注问世。其中出现集大成者，当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问题在于，为何不是别人，独独是嘉祥吉藏，雀屏中选，被冠以集大成之桂冠呢？
这，与吉藏的师承渊源有关。
因不是佛学史专著，这儿不便作长远的追溯，而只能轻轻一点：中国的大乘空宗，就经典而论，归结于「般若」、「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之「三论」加《大智度论》)；就宗派而言，则以三论宗为正统；而这二条历史线索，都是鸠摩罗什为起点！所以，罗什被奉为三论宗中华初祖，而罗什一派法脉所传，都与《金刚经》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补充，这也是为什么是僧肇，而不是他人第一个作出中国式《金刚经注》的历史因素。
罗什传下，无论是日本人(日僧凝然之《内典尘露章》)所说的：道生－－昙济－－河西道朗－－僧诠－－兴皇法朗－－嘉祥吉藏；还是中国学者(根据吉藏之《大乘玄论》)所考：辽东道朗－－周颙－－僧诠－－兴皇法朗－－嘉祥吉藏。总之，嘉祥吉藏是鸠摩罗什之嫡传、三论宗之元臣，乃是不移之史实。(三论宗至吉藏而大成，故嘉祥已前称古三论，又称北地三论；嘉祥已后谓之新三论，又云南地三论。)
由此观之，吉藏于《金刚经》特别熟悉、特有心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世避仇，移居中国，后迁金陵而生藏。其父好佛，吉藏之名为真谛三藏所赐。吉藏七岁即就兴皇法朗出家，年十四即习《百论》，及受具后，声名益高。隋定江南，吉藏居会稽嘉祥寺十五年，世称嘉祥大师。开皇末入长安，居日严寺，道俗云集，声振中原。后唐高祖入长安，于武德二年(619)置十大德，以统摄僧…
《64 《在电脑上读金刚经》(顾伟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