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作了特别的简别。以前的正理学派和佛家中的古因明师都曾经讲到“过类”(有时所指并非真正的过失)。《集量论》作了简另，专门列为一品，名《观类品》。
第四，关于汉传因明的特点
陈那的门下自在军、天主等，都在有关论证的一方面特别的发挥，我国玄奘传译、弘扬的因明理论，也偏重于此。吕澂认为实在不能算是完整的。今人也有与吕澂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正是玄奘慧眼卓识之处，只译因明代表作而不译量论。
以上对《集量论》的评介，有助于我们认识因明学是一种与佛家认识论密切联系的逻辑学说。
2、对勘梵、藏、汉文
对勘梵、藏、汉文是吕澂因明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因明研究方法的革新。这种方法有助于准确理解梵文原著的观点。对勘研究之法，为黄树因居士首创于佛学。吕澂深受其影响。
黄树因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同人中最先研究梵藏典籍之学者。吕澂在树因研究成立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追述了黄树的因为其教授梵、藏文及对勘研究的情况。1917年起，黄树因在山东、北京刻苦学习梵文、藏文，长达七年。“初返，授余梵文，惟举弥陀金刚诸葛亮经。再返，乃出蕃本掇论，历历指示唐译有待印证番文者，披解豁然，为之称快。三返，则携安慧庄严经论释，谓半迻译以补兹文这残缺。”吕澂继承了黄树因之遗志。在演讲中，他还论述了藏汉对勘研究的重要性：“盖我国译经文义不备者极多，旁资蕃藏以印证补订，最为今日之要务。西藏佛学当奘师学成而后乃渐传入，译籍大盛则在唐僖宗时。我国译事已成弩末，西藏继此代兴，故蕃藏所存，有别开生面之观。”(《内学》第三辑第18页)
(１)关于藏文之参考著作
《入论十四因过解》说：“今者梵藏诸籍大出，治学探源，无拘拘于注疏附益，因明之说，抑有甚焉，愚研入论，尝资取蕃藏数种以为参考。”
参考著作共五种：《因明入正理门论》(奈留旦版)；《因明入正理论》(安土版)；《集量论释》(第二译安土版)；《正理微释疏》(圣彼得堡版)；《翻译名义大集》(京都版)。
(２)关于上述各书之简评
对于藏本奈留旦版的《因明入正理门论》，吕澂指出“此为梵本入论之翻译”，他还认为蕃藏无《正理门论》，即称此本为《理门》，作者亦题陈那也。早岁印人费氏S.Ch.Vidyabhusana据此著述，绎词举例，大同我国《入论》。日人宇井伯寿见而疑之，以蒙《理门》之名而取《入论》之实，不类也。由于当时《入论》梵本尚未发现，吕澂认为，藏地学者及日人宇井伯寿“但据译名推测，甚无当也，入论梵籍不存(直到1930年到1931年才有两个梵本重新出版，本文作者注)，得此可当原本读”。在《入论十四因过解》文末附注中，作者又说，“顾犹有憾者，宇井氏不认藏译正理门论即是入论梵本直译”。吕澂纠正了藏传因明中的一大错误。他认为《入论》与《门论》相比，“文词愈约，侧重显然”，《入论》不能完全代替《门论》。长期以来，藏传因明不知有真正的《门论》，至为遗憾。
吕澂介绍说，安土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是根据奘译本重翻的。“译家知为前书异译，故卷末注云，此本中土名入正理，藏人则通秒理门也。……译时盖对照旧本而后著文。”他还指出，对勘之两种《入论》译本，“以知唐译与梵本出入之如何，最为便利。又论之作者，亦依旧本改为方象(即陈那意译)”。
关于安土版的第二译《集量论释》，吕澂认为“此为陈那因明之根本论”。由于因明家解《入论》多据《门论》，而《门论》又通《集量论》，因此，“凡理门译文艰涩之处，复按集量皆易知也。”《门论》难解，历来为因明研习者头痛。吕澂介绍了一条研习《门论》的途径。
圣彼得堡版的《正理微释疏》是法上解释法称著作的书。法称根据《集量论》“废立因明，作正理微”，法上逐字研寻，详加解释。“自来因明术语无的解者，此释一一详之”，并且别有梵本一种可对校。
京都版的《翻译名义大集》是一种辞书。“西藏新译著家，锐意改订前后译籍，集梵藏对翻辞书一种以为准式，即此本也。藏传因明术语原文如何，检此书一九九、二ＯＯ诸章，大半可得。”
(３)藏汉对勘研粉的成效
《入论十四因过解》说：“取前诸籍审察名相，辩析言辞，而后入论义解大体刊定，略无遁形，旧疏得失亦可得而言焉。”作者认为通过词、句的审察辩析，《入论》的本意义大体可以确定，唐疏的得失也可说得出来。
吕澂在书中举了几个主要的例子：
如汉译本“宗等多言名为能立”一句，藏译本为“宗等多言说名为立”，根据藏译，回避了所立、能立的划分的古今异说。吕澂认为《大疏》(卷一第二十二页左)关于这一句中的宗不是能立而是所立的解释是错误的，可删除。本来，在奘译中，“能立”有二义。八门相对而言时，宗、因、喻三支皆为能立；在一个论式内部，宗是所立，而因喻才是能立。汉译“宗等多言名为能立”是就八门中的能立而言，因此，此能立包括宗、因和喻三支。吕澂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他从藏译中找到了旁证。
又如汉译本“宗者，极成有法，由极成能别以为差别”。吕澂认为，根据《入论》藏本并参见藏本《集量论》，“有法能别本非相互”，而《大疏》(卷二第十页左)说“一切有法及法互相差别”，这与藏本说只能由别去差别有法不合。
关于因的第一、三两相，藏本《入论》和《集量论》以及法称的《正理微》都作“谓是宗法性”和“异品定无性”，而汉译本为“遍是宗法性”和“异品遍无性，”吕澂指出“应知增益”，就是说奘译增加了两个“遍”字。而藏本中第三相“异品定无性”中的“定”字，是有针对性的，“此相犹豫亦复成过，必致定言以料简也”。汉藏两种译本的不同，反映出汉、藏译者对因的第一、第三两相的理解侧重不同。
再如藏本同法喻谓说因与同品有性，而《大疏》以因同品为读，别开宗同因同之说，吕澂认为支离。按照藏本，同喻体的逻辑形式应是“因与同品有性”，的确没有因同品一说。此外，吕澂在他参照梵、藏本作了精密校勘的支那内学院藏要本《入论》中，也为汉译本“若于是处显因同品决定有性”一句作注说，“二本此句意云，显因于同品定有”。(转引自吕澂《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第15页)准此，梵本在此处亦无“因同品”一词。从对勘梵、汉、藏三种文本关于同喻体的表述，可以看出藏本是直译，而奘译是意译。这一对勘很有必要，它告诉我们汉译和基疏对梵本有所增益。但据此断定窥基《大疏》有因同品”一说为支离，理由尚欠足。设因同品一说的利弊得失还需要探讨。陈大齐在《因明大疏蠡测》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为《大疏》助力，可资参考。
吕澂对《入论》中十四因过用藏本详加刊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指出在有法自相相违因中，“唐译已依晚出学说有所改动”，即是说藏译“正用无著世亲以来之胜论古说”，而奘译“依护法清辩时代之胜论说。”这为“奘译喜以晚说改易旧文，谨严实有不足”又提供了一个例证。
吕澂用藏汉对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他与释印沧合注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
《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是为研寻《门论》义理而作。序言说“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得道莫由也。”玄奘组织翻译的《门论》是新因明奠基作。但是文辞简拗，唐疏散残，有待考证之处，比比可见。吕澂和释印沧对勘藏本《集量论释》，“审其正宗即从理门录出，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此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因援证文之义比次勘之，庐面渐真，积疑涣解，盖亦研学因明一大快心事矣。”
这个注释本为汉地因明学者研习《门论》提供了重要工具。它对汉传因明是有贡献的。
二、因明研究之具体方法
前面说过，吕澂广泛利用梵、汉、藏文资料研究因明，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这是就研究手段或者说使用哪些工具而言的。在《因明纲要中》，他还专门谈到因明的研究方法问题。这里说的方法是指要通过哪些途径来把握因明理论。《因明纲要》提出了三种方法：辩别古今、旁考外宗和广研诸论。
1、辩别古今
吕澂认为必须了解因明发展的历史。他把因明的发展概略别为五期：
第一期自佛说法至于马呜。此迄佛灭后500年。论法初行。散见四阿含诸小乘论。
第二期自龙树至于青目。此迄佛灭后800年。这一时期论法渐详。散见中百十二门论等。
第三期自弥勒至于世亲德慧。此迄佛灭后千年。这时论轨具备，散见大论、显扬、方便心论和如实论等。
第四期自陈那至于亲光、无性。此迄佛灭后1100年。这是因明大成之期。译籍今存因明二论，又见广百论释般若类论等。
第五期自法称至于天喜。上迄佛灭后1500年。因明再盛，译籍无专书，但梵蕃本具在。
《因明纲要》仅仅对因明发展作了划分，指出第一期的特点和代表作，而没有展开评述。惜其过简。
《因明纲要》对因三相之源流和九句因之作者有简略的考证，纠正了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在论及“因及似因”时说“因三相语，原出外宗。无著以降，内渐引用。迨及陈那，复事广说，列因九句，真似大明。其意盖在显后二相”在这一段话中，《因明纲要》一连作了三个注。第一个注说因三相始见于《顺中论》，其提法是：“一朋中之法，二相对朋无，三彼自朋成”，朋即宗之异译。第二个注说在无著的《如实论》中有因三相的说法。第三个注是说九句因的；“旧传九句因足目所说，然今寻正理经文无此，惟陈那因轮，理门，广辩其相，以理推证，应创自彼。”这一见解是可信的。
2、旁考外宗
《因明纲要·引论》(简称《引论》)认为，既然“古因明说，多取诸外，正理宗言，尤为关合，”意思是古因明来源于理学说，甚至《门论》所说过类，也还保留着正理经的内容。正理是在印度古代的一般逻辑学说，传说为正理学派的学者足目的始创。佛家因明既然源于“外道”，“旁考外宗”就显得很有必要，一可“见渊源”，二可“愈明义蕴”。
3、广研诸论
吕澂在《引论》中认为，因明是佛家辩论的工具，要熟悉因用论式，必须详细掌握实例。佛家因明是为宣传佛家学说服务的。不懂得佛家理论就难以理解因明的论式，而不懂得因明论式也难通诸论。精通因明与精通诸论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因此，作者主张“以是恒言不悉因明莫通诸论，今谓非研诸论难晓因明。”从诸论中选了许多实例来讲解因明的法式。特别是《大疏》在解能破和似能破时，义例不详，《因明纲要》初其不足，搜讨颇详。
总观上述，吕澂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汉传因明的许多空白，对当代的因明研究仍然起到深刻的影响。因明，作为佛家认识论的逻辑，既与佛学认识论密切联系，又是关于推理、论证的学说。因此，研究因明理论，应该从佛学和逻辑学两方面着手。在20世纪，逻辑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西方逻辑理应成为整理因明理论的指南针。“五四”以后，因明、逻辑的比较研究在国内蔚然成风，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一方面，吕澂的因明研究显得无力。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有所失误。例如，不适当的强调了同、异喻体在逻辑形式上是假言命题还是直言命题的差别，不明白西方逻辑充分研究了矛盾盾律，因明反而相形见绌等。
《佛家逻辑通论 第十二章 对勘研究 别开生面》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