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与中国文化
作者：王克喜
探讨中国的佛教文化，无论如何不能不探讨因明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相形之下，因明的研究之孤寂和落寞，实在难以和人声鼎沸的佛教研究相提并论，个中的缘由实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感慨。探讨和研究这种研究的落差的原因，对于因明的研究和佛教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本文从中国文化与因明的关系的角度探讨这种现象，希冀能够有所获益。
一、因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明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来久矣，自因明传入中国千六百余年以来，这种逻辑就给我们的文化以深深的影响和难以磨灭的烙记。因明通过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方式从印度传入中国，没有像佛教那样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气派，也没有像佛教那样经过传统的改造而形成中国式的因明，因此，因明传入中国基本上还葆有其固有的特点和性质。但因明作为一种方法在很多方面随着佛教的不断本土化而不断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首先，因明的传入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佛教通过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从印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气派。它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并经过这种传统的改造，才得以实现。由此形成的中国佛教，把整个佛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绚烂多彩的新阶段。”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能够在中国演绎得如火如荼，一方面是受到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宽厚博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佛教的主动迎合中国文化，反映了佛教的精致构思与坚强的生命力。在佛教传教的带动下，因明作为一种认识论证的方法，大大丰富了中国既有传统文化；同时，因明的不断研习，也为佛教的传播和根殖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徒与外道进行论辩，佛教徒之间不同学派之间的论辩和论争，都是利用了因明这个极为重要的工具。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佛教徒，还是外道都很重视因明的学习和研讨。佛教的教义和思想能够为中国文化所接纳并融入中国文化，与因明的论证功能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因明作为工具，佛教的很多著作是难以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的，正如韩廷杰先生指出的那样：“研究佛典，特别是研究唯识典籍，必用因明。比如，很多佛学院都讲授唯识学的根本经典《解深密经》，没有任何一所佛学院能把圆测《解深密经疏》的内容讲出来，其原因就在于圆测疏涉及很多因明问题，授课教师和学生都缺乏深厚的因明功底。”②因明对佛教传播的意义与此可见一斑。
其次，因明对中国传统论辩的影响。正如汤一介先生指出的那样：“外来思想文化在所传入的国家(民族或地区)能有较大的影响，除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之外，往往总是和原有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某一方面(部分)可能出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合。”③中国传统的论辩与因明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关于论证的非形式逻辑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的论辩与因明的这种相通之处，因此，因明的论证格式便很容易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进而成为我们论证万事万物的一种特性。在学界公认为中国古代明辩学代表的墨家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到诸如此类的论证格式：
“同，重、体、合、类。”(《经上》87)
“名，达、类、私。”(《经上》79 )
“知，闻、说、亲、名、实、合、为。”
“为，存、亡、易、荡、治、化。”
这种形式国内的学者都是当成定义来理解的，假如我们换个思考的角度,把诸如此类的定义理解成一个个列举论证也未尝不可。而这些个例证正好和因明论证格式中的“同喻”具有相同的作用。
一般地说，学者大都认为，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因明的这种方式的影响。刘勰早年在南朝佛学中心—定林寺整理佛典,又是佛学大师僧祐的门徒。而《方便心论》在刘勰青年时代就已经被翻译出来，刘勰一定接触并研究过这部著作，考察《文心雕龙》全书的架构和某些具体的论证可以明显地看到因明的痕迹。从总体架构上来说, 《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就是首先提出总的论点“文原于道”，这就是”宗”；然后《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四篇为总论点提出了立论的主要依据，这就相当于“因”；接着,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提出总立论的例证，这就相当于“同喻”；从《神思》到《程器》一下二十四篇，刘勰把第二、第三部分结合起来论证总论点的正确性；而最后一篇《序志》，则是全书的序言，也是全书的总结。这种论说的结构，很多学者认为与因明的宗、因、喻、合、结的五支作法的结构非常相似，充分说明因明对刘勰的影响。
因明的这种影响，还体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写作的结构中，诸如论说文章的开门见山提出观点，然后为论点选择论据，最后再做一个总结，这又与因明三支作法的结构极为相似。如果我们对古代科举考试所使用的八股文章的格式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它们的某些相似之处。八股的基本形式其实很简单：开头“破题”，说出写作的主要内容，其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首先提出“主题”；次是“承题”，简单对主题进行补充，类似于“副标题”的作用；三是“起讲”，是较深入地说明题目的用意所在，或者说是内容大意，并进行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最后是首场结束语。这种“起、承、转、合”的格式如果把“承题”忽略不计，就可以说是很“正规”的因明三支作法了。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这种格式受到因明影响的具体证据，或者，也许正是因明的这种格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相通，才使得因明能够在中国传播并成为因明第二故乡的。
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逻辑与因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从宗到因的思维过程是相似的，而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论题和论据之间的思维进程方向的不同，亚里士多德逻辑重在推出，而因明和中国古代逻辑则重在证明。这一点我很赞同刚晓法师的观点：“在逻辑推理中，只要有前提，经过你的技术处理，虽然结论必然而至，但是，所推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这可是不敢保证的，也就是说，逻辑所能保证的，只是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程序合法，也就是说，推理结构符号一致，不出现漏洞，但却不能保证命题的真假。……因明所用的方式是，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个叫做标宗，这是因明术语，类似于逻辑中的结论，提出自己的主张之后，在举出为什么我标这么一个宗，就是原因，这干脆是把逻辑推理调了个个儿。”①
我国著名的修辞学专家陈望道先生曾经对因明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指出：
“(1)三段论的法式是思维的法式，三支作法是辩论的法式；
(2)三段论法是在演绎断案，三支作法是在证明断案；
(3)三段论法是以思维正当为目的，三支作法是以辩论胜利为目的；
(4)三段论法不像三支作法留心过失论；
(5)三段论法不像三支作法混合归纳法；
(6)三支作法的因，不像三段论法备列命题的全形。”
并且认为，“这几条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其余各条几乎都可以看作从第一条杈生出来。”①这就清楚的表明，因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是三足鼎立的，
二、中国文化对因明的制约
因明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固守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对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因明的这种影响必然要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撞击和制约，以致在汉地流行了数十年之后就趋于衰微，虽几经复苏和弘扬，仍然难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而登堂入室，吕澄先生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作了三点说明：第一，“译介因明，始终停留在以立破为主的阶段。这就大大限制了此学的范围，并使学者很自然地轻视此学，以为无关宏旨。”第二，“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听者的记述注疏也未能即时流传，这多少带有秘传的意味。一般学者不得师承，极难窥其门径。这也使此学流传受了很大的局限。”第三，“因明二论的翻译拘于格律，文字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很难得其确解。加以揣摩，又易流于穿凿。……其影响所及，会使人发生一种此学难言的印象，而妨碍了它的流传。”②对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受制约的情况进行了精确说明，说明了因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坎坷经历。探讨因明之所以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尴尬地位，有助于我们弘扬因明的精神和对中国逻辑的发展的深思。
首先，因明与中国传统的名辩学是一种性质相似的论辩体系，这种近似的逻辑体系导致了因明传入中国的命运和传入的范围。中国古代逻辑也是以“名、辞、说、辩”为中心的，也没有发展到探讨必然推出的那种境界，中国逻辑的发展也是强调“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处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而因明注重“考定正邪，研核真假”。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一方面，研习因明的人，师承关系密切，第相传授，一般学者难窥门径；另一方面，本土的墨家论辩体系又容易驾驭，信手拈来，自然不必去烦劳学习因明。深思逻辑东渐的情形，与因明的本土化，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逻辑东渐华夏，风起云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文化需要逻辑，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留学生对逻辑东渐华夏极尽宣传和推介之能事，使得逻辑学在中国甚至被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来。特别是逻辑的演绎和归纳功能，使得很多学者认为“是学为一切学治学，一切法之法”，逻辑体系的大相径庭，带给国人的是耳目一新的惊叹感觉。因此，对于因明的理解和研究，要能够更加注重因明与西方逻辑和中国传统逻辑的相异点，而不是求同研究，同样，“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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