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但有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无靠有才得以显现。无的地位虽然优于有，但其目的则是为了使两者并重。换言之，只有强调无，无和有两者的价值才能被充分的认识到。郭象调和有、无的结果便是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等同看待。

　　有关般若性空之学，佛教界对般若义理的诠释也是在老庄哲学的影响下进行的。知识界对本体论探索的热情不可避免的在般若义学中反映了出来， 而有“六家七宗”之分， 或多或少地浸淫着玄学本体论的氛围。佛学诸家对般若性空的解释虽各异其趣，但都围绕着有和无的本体论问题，对空的理解相等于道之无。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三家，第一家是道安的本无宗，第二家是支愍度、道恒的心无宗，第三家则是支道林 的即色宗。有趣的是，此三家般若性空之学与玄学清谈的三家代表王弼、裴頠和郭象互为比照。本无宗与王弼的理论相似，褒无贬有。心无宗与裴頠的理论相似，重视有的价值。即色宗则可与郭象的观点相比较，融会有和无，认为即色是本性空。

　　读颂、讲说、注解佛经的活动渐次发展为对某一部如《毗昙》《成实》《涅槃》等经论专研弘传而形成各立门户的“师说”。师说往往不可避免地将讲经者本人对经典的理解和观念夹杂进了注解中。汤用彤对这种现象评论曰：

　　中国法师据经文推画，各立名目，故均有不同。而于讲经时，常各有主张。

　　从以上提到的玄学和般若义学的状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调和不同的意见，和谐共存。 中国本土的认识论是寻求不同事物概念之间的联系，发掘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取得综合认同。诸如道家“无”的概念即被拿来认同于佛门“空”的概念。如果说判教体系继承的是传统的史书的撰写方法(即按时间顺序来编写历史事件，并将之分为不同的类别)，那么，对智顗来说，判教的方法灵活机动，更适合于用来解决各种纷争，能将诸对立的思想观念包容无遗，使之在其判教体系中不再是矛盾对立的，而成一和谐互补的整体。智顗此一判教哲学乃成为其圆融哲学的最根本的特性。通过把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溶入外来的宗教，使后者与前者认同，智顗的圆融哲学使佛教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谓将中国思维方式中的调和倾向发挥到了极至。

　　天台智顗及其哲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和必然的产物。智顗的时代正处于南朝末隋代初，大量外来的佛教经论以及本土的各种师说使得佛教界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亟需一个具备全方位的观念体系来将佛藏加以整理，使佛陀各种说教所蕴含的真正意旨得以显现出来，这是调和诸种纷争的唯一解决办法。而智顗即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这个艰巨的一统佛教界的任务。基于《法华经》本身具有的调和特性，倡导众生平等，会合三乘(声闻、缘觉和菩萨)而归于一佛乘，智顗便将此经作为佛陀最究竟的教义而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以其独特的诠释方法而使《法华经》成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天台佛学的特色便依此经而发展起来。在智者的体系里，当外来佛教中的概念思想渗入了中国化的认识论而被重新加以定义组合归类后，那些理念便烙上了中国本土的特色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的组成部分。故智顗被后来者赞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也是其来有自的。可以说，没有智顗，也就没有唐代各派佛教的发展。

　　智顗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并非偶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圆融哲学家，他所青睐的是使众生皆成佛道的一佛乘理论，印度佛教中对立的大乘和小乘两大派便在一佛乘的统摄下不再处于矛盾的状态。而智顗的判教体系也使看似自相矛盾的诸种佛说能够统一起来而自圆其说。智顗传记中所记载的有关其出生前后的吉兆(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却反映了传记作者苦心孤诣地意欲建立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的合理性，而一个人不平凡的出身往往是最具说服力的)决定了其不平凡的一生，而他从小即显现出来的宗教热情即已预示了他将是一统佛教界的伟大人物。智顗的家庭背景、他的才华、知识、智慧以及对佛教义理的实证实悟使他有足够的能力吸取各家各说之长，而组成他自己的学说体系，从而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法华经》对表述智顗哲学的重要意义

　　智顗之所以选择《妙法莲华经》(梵：Saddharmapu

　　arikas

　　tra；英：Lotus S

　　tra)来加以诠释并作为天台宗的根本所依经典，是由于此经之调和融会的特性乃能包容佛教中不同的派别。所谓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最终成就佛果。在一佛乘的终极目标下，众生的追求和喜好无论有多么不同，都终将消泯而会归一大乘。正如西方学者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所评论的那样，对智顗来说，《法华经》并非只是教义文本，而可以用来引导众生通过实践而求得真正的解脱。

　　简而言之，在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Kum

　　raj

　　va)之前，最具代表性的佛教经典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Mah

　　praj

　　p

　　ramit

　　s

　　tra)和《维摩诘经》(Vimalak

　　rtinirde

　　as

　　tra)，二者都专注性空的主题。鸠摩罗什之后，倡导一佛乘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

　　kas

　　tra)和众生皆有佛性的《大般涅槃经》(Mahanirv

　　as

　　tra)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旨是为了揭示诸法有的一面。故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乃以般若、法华和涅槃三部经典为佛学思想的主流。

　　为了突出《法华经》至高无上的地位，智顗则将之与其它经典比较，强调说：

　　凡此诸经皆是逗会他意，令他得益，不谭佛意意趣何之。今经不尔。絓是法门网目。大小观法十力无畏，种种规矩皆所不论，为前经已说故。但论如来布教之元始，中间取与渐、顿适时，大事因缘究竟终讫。说教之纲格，大化之筌。

　　牟宗三先生对智顗之所以崇尚法华作了说明。他认为，《法华经》并不关注于特殊的教义问题，而旨在建立一圆实教，揭示佛陀各类说法的真实意图，佛之本怀，权实问题，迹本问题，并以开权显实，开迹显本的方式加以处理。牟先生将《法华经》的这一性质称之为“第二序上的问题，高一层的问题”。 换言之，《法华经》所关注的是契入实相的智慧和证悟。行者若要明了这一真理，那就必须首先从其它佛教经论中获得相关的基本的义理知识，然后再以《法华经》的究竟佛说为指导来契入实相真理。 西方学者Hurvitz也就《法华经》的这一特性表达了类似的真知灼见。他指出，《法华经》将小乘佛教中的传统概念，诸如四谛说、因缘说、法有我无以及解脱涅槃等当成早已是耳熟能详而无需论证的概念，同时也将大乘佛教中的人法两空、精行菩萨道以及六般罗蜜等作为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而一笔带过，并不详细阐述之。 而华裔美国学者陈观胜(Kenneth Ch”en)则对《法华经》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概括：

　　《法华经》是中国最流行的佛经，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都研究和读颂此经，因为这部经典包含着最完整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大乘教义，弘扬久远之佛和众生皆成佛道的理念，一千五百年来，此经还激发了佛教艺术和宗教实践的开展。它被譬喻为动人心弦的戏剧或不同寻常的交响乐。它以其闪亮的形象、壮观的场面、丰富的想象力、譬喻以及寓言故事始终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Gene Reeves对《法华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这样的解说：

　　许多人认为《法华经》就象佛教中的《新约全书》，乃是最重要的佛教经典，因为它将所有其它的佛教教义都包括了进去，并使之各自具有了自身的意义。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法华经》在东亚地区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的历史上，《法华经》的主题在所有的艺术类作品中都久盛不衰。同时，《法华经》对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和政治变革运动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五、有关《法华经》的译本和评论

　　《法华经》前后共有六种译本，现存有三种，即晋竺法护(Dharmarak

　　ita) 于公元286所译的10卷27品《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Kum

　　raj

　　va)于公元406翻译的7卷28品《妙法莲花经》，以及；隋阇那崛多(J

　　nagupta) 和达摩笈多(Dharmagupta) 重勘梵文后于601 翻译的7卷27品《添品妙法莲华经》。这三种译本中，前两者在中国佛教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是智顗所据以诠释的译本。鸠摩罗什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翻译了《法华经》，还因为他在译经的同时大力弘扬此经。 在《法华经》被译出之后，他的门人僧睿撰写了《法华经后序》，另一位门人慧观写就了《法华宗要序》，两者皆记录在《出三藏记集》中。 鸠摩罗什的门人中，昙影 和慧观皆专事弘研《法华经》。昙影著有四卷本的《法华义疏》，而慧观则对《法华经》作了注释。 僧睿赞《法华经》之重要性，曰：

　　诸佛之秘藏，诸经之实体。

　　至于智顗之前对《法华经》的注疏工作，史料记载有道生的两卷本《妙法莲华经疏》， 刘虬的《无量义经序》， 以及法云 的八卷本《法华经义记》。 法云有关法华的理论在梁朝享有盛名，但也因此成为智顗在《法华玄义》中重点批评的对象。另外，智顗同时代或之后的有关《法华经》的著名著述尚有隋嘉祥大师吉藏 的《法华玄论》， 《法华义疏》 以及《法华游意》。 唐慈恩大师窥基 的《妙法莲华经玄赞》。 然而，所有这些法华著作皆没有产生象智顗的论著那样的影响力，《法华玄义》之对后世的影响是无可低估的。安藤俊雄对这些法华论著作了比较后，对智顗的成就赞叹不已，曰:

　　光宅的法华经研究，有成实的…

《天台智顗对法华妙理的开展(沈海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