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考辨
潘林荣
[南昌]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78-84页
“茶禅一味”是中国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特质，其中既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关联，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包涵了中国士大夫对茶文化内在精神的深刻把握。
然而，也许是“茶禅一味”之说流传久远，且又“语焉不详”，抑或是时过境迁、茶“味”已变之故，在今日的茶文化研究和宣传中a，人们对“茶禅一味”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和混乱性，而又少有人去加以深究及澄清。较多的学者把“茶禅一味”的形成之因片面地归结为“坐禅”之需;至于其内涵则往往只讲茶符合佛教之德、禅茶有不解之缘，或举上一大堆佛教兴茶之事迹;有的甚至将佛、禅简单地混同，武断地提出中国饮茶之风的形成得力于汉以后佛教东传、流布，佛与茶因此因缘殊深，云云。这里既存在着对中国茶事历史之误解，对佛教汉化过程的误解，更有对佛教与禅宗历史关系、禅与禅宗的异同等问题之阐述上的混乱。
因此，笔者不揣拙劣，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从两汉至唐宋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流变中，对“茶禅一味”的形成及其真实含义作一历史探微，以求正方家。
(一)汉、六朝的佛教与茶
由“茶禅一味”之说，我们不难想象佛徒禅僧在饮茶风尚的普及、升华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体现在佛教传播的早期与以后的时代是不能等视的。佛教汉化的程度决定了它对包括茶事在内的中国人生活方式、习俗的影响程度。有的学者以“茶禅一味”之说而不恰当地提出茶、佛因缘殊深、茶因佛生、“最早的种茶人是高山上的庙寺和尚”、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促进了饮茶的普及①，等等。正是忽视了这一过程，也不符合唐以前茶事发展的历史。为此我们在此对佛教东传的早斯历史及其与茶事的关系作一粗略的回顾是很有必要的。
佛教最早可能是在张骞两通西域之后，就以西域为桥梁传入我国，只是汉儒鼎盛，初入华土的印度佛教在汉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诸多“方术”的一种罢了。汉末桓、灵以降，危机四起、中国开始陷入三百多年之乱世一方面儒学大厦风雨飘摇，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则藏身玄学而无心济世;另一方面，生灵涂炭之惨、政治斗争之恶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在寻求各自的寄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之一，佛教各派因此乘隙而入，至两晋仅一百多年就迅速漫及华夏大地”。但是，必须看到，当时最为得势的仍是拘泥于原派印度佛学的小乘佛教其所宜扬的“业感缘起”、“因果报应”等思想或为穷困贫世的下层百姓及厌乱求生的王公贵族所笃信，或为借以笼络人心、瓦解民愤的统治者所利角，因此较大一部分文化层次较低的王公责族及下层民众选择了建寺凿窟、广行善事、剃度僧尼、诵经札法的方式，完全沉醉于宗教迷信之中，这也是其时佛教传播的主流。且看:北方“五胡”帝王(除北魏太武帝、周武帝两度反佛外)都竭力保护佛教，北魏时甚至为国教，北魏末有佛寺达三万所、僧尼二百万，北齐发展到寺四万、僧尼三百万②;偏居东南一隅的东晋南朝之帝室也不示弱，尤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据统计宋、齐、梁、陈各有佛寺1913,2428,3015,1232所，僧徒分别有36000,82700,32500,32000人⑧。尽管南北朝时，佛经的翻译已很成熟，佛教的般若涅槃之学多少影响了汉人的世界观，灿烂的佛教艺术也给中华艺术输入了全新的素养。但总的来看当时东渐的佛教自身尚欠成熟；佛学传播上显得庞杂萦芜，各立一山而传承明显的宗派尚未成立;在地位上，正象汉佛有满身的“方术味”一祥，魏晋南北朝之佛则是满口的“玄学腔”，较多地依附于中国古老的本土传统而存在;在修行方式上，更多地保留了印度佛教苦行禁欲的特色;经济上更多地仰仗信徒行善和帝王的恩赐，更谈不上在民俗、生活方式上向汉文化的渗透—佛教的汉化才开始起步。
魏晋南北朝滚油沃火的就是这么一种佛教—汉化的硬件多、软件少，对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尚未构成足够的影响。早于佛教东渐二千年前就已被国人发现、利用的茶事，仍按照事物固有的认识规律被汉人推动着向前发展；到魏晋之世人们已学会制作“饼茶”，并懂得了“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掩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④这一套完整的煮、饮茶方法。茶作为一种饮料已开始传开，尤其在南方，茶被上层贵族当作标榜“节俭”的象征，市场上有了卖茶水的老妇，礼仪上始有了客来敬茶的先例，咏茶诗文也有所见⑤。遍阅史料，我们有理由确信当时的佛教并不曾为促进茶事的传播作出太大的贡献，倒是中国人发明的茶饮之习开始传入佛门，为僧侣注意、接受，所以便有了东晋单道开“饮茶苏”、南朝宋法瑶“饭所饮茶”、昙济道人“设茶茗”待客⑥及晋僧怀信“要水要茶“(7)的记载，佛门茶事其时就此罕见诸例，可以说这是佛徒开始认识茶、并尝试把茶引入佛门的时期。所谓六朝佛寺昌盛推动茶事普及、并进而提出“茶佛一味”等夸张之论，是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的，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什么佛寺远比南方发达的北朝;其饮茶风气却远逊于南朝，北人甚至“不屑”南人饮茶之习这一历史事实(8)!
(二)“茶禅一味”之说的形成及其内蕴
佛寺禅僧真正把握住了茶饮之事的外在功效和精神意蕴，并进而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当是在佛教汉化过程初步完成，及中国茶事自身的完善(以《茶经》为标志)之后的中唐及其以后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了“茶禅一味”这一茶文化的重要特质”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茶禅一味”之“禅”的所指。“禅”有禅定之“禅”和禅宗之“禅”两个概念。禅定，梵语为“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处于无思半眠的状态(谓之“入定”)，原为印度古代各教派共同的修行方式(9)，魏晋以后在中国广为传播。因茶能代酒，又令人不眠有助于佛徒坐禅，这是可能的;但关于“佛僧饮茶以破睡始于何时”，许多人往往以前述单道开等人饮茶事迹为例证，就论定他们饮茶是从禅宗戒律之需，并进而根据佛教都坐禅而武断地提出佛教东渐以后就兴茶之见解⑩，这是不符史料本意的;因为史书在记载单道开等僧侣饮茶之事时根本没提到坐禅的事，更何况当时僧侣饮茶比之于俗间的茶风而言还是属少见的。如果说饮茶能破睡、利坐禅之功已为南北朝时佛门中人掌握的话，那么为何在重“义学”的南方茶风却远盛于重“坐禅”的北方呢
现知将“饮茶”与“禅”联在一起的最早史料是《封氏闻见记》“饮茶条”，称“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11)作者封演，天宝进士，所记茶事乃实录无疑，然此段文字有些语焉不详，内有三点尚可推敲:第一，此处所言明确是“禅教”(即禅宗)，如其所指系禅宗北支，其领袖神秀在武后时屡被封为“三帝国师”、“两京法师”，其所传渐悟禅(坐禅渐悟是其特点)因此在京师、北方早已盛及一时(12)，那当时为何来能使茶饮“遂成风俗”，却要等到开元时泰山降魔师弘禅之后才兴茶呢
第二，要不这降魔师是南宗慧能门下
然自慧能以“顿悟”说得弘忍衣钵南潜(时在高宗之世)，其弟子神会开元中北上洛阳大弘禅法遂成旺盛，南宗一反佛门清规。不重苦行、坐禅，宣扬“自性即佛”，这岂不是暗示我们降魔师弘禅而茶兴，不是因为“坐禅”而是更有奥秘之处!(容后再议)。第三，更何况这种因一个“降魔师”弘禅而使茶兴的说法，也是违背事物发展之规律的。饮茶成风不可能是得一师、一时之功。一一诚然，封氏所记，至少传告后人:禅宗确是对饮茶风尚的形成产生过不凡的影响，只是封演毕竟为俗门文人，又欠考证，其“实录”之中难免掺有表面雄侧之辞
我们并不否认，佛徒出于提神坐禅之需而知饮茶，并进而对茶事的发展产生了某些作用，但是，茶饮成为一种风尚而盛起是在“不兴坐禅”的禅宗(南宗)诞生以后的开元年间或中晚唐时期(13)。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促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禅定之“禅”是无法解释这“茶禅一味”的!看来，我们得把思维触角向纵深伸展，从禅宗之理、之行和茶之性、之神及其内在联系中去剖析，并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
经历了魏晋以来几百年儒、佛、道的迎拒抗争，至盛唐三教渐趋合流，以佛教全面渗入中国人之价值观念、生活民俗和各宗派的全部成立等为主要标志，形成了“汉地佛教文化圈”。(14)佛教六大宗派中，天台、华严、禅宗等都为佛教的汉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真正完成佛教全盘中国化过程，并对本土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唯禅宗堪称。相传禅宗是得释迦牟尼教外别传的心学而来，由印度心法第二十八祖达摩(东土初祖)于南梁时东渡入华而创。后传给中国高僧慧可(三祖)、再传僧璨(三祖)，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开“东山法门”(初唐间)而始畅行，六祖慧能乃大字不识的村夫，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彻底虚空和本性即佛、“顿悟”而就的法旨承弘忍衣钵，遂宣告了具有浓重老庄道家色彩的中国自己的宗教—禅宗的最后确立。禅宗的出现正是印证了晋代名士谢灵运对佛教汉化趋向的把握:即夷人应开其“累学”(苦行渐悟之法)、而华人宜开“顿了”之学。(15)禅宗以其世俗化、简易化、速成化而使“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士大夫及下层民众为之倾服，从而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俗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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