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考辨
潘林榮
[南昌]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
78-84頁
“茶禅一味”是中國茶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特質，其中既道出了茶與禅宗的密切關聯，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包涵了中國士大夫對茶文化內在精神的深刻把握。
然而，也許是“茶禅一味”之說流傳久遠，且又“語焉不詳”，抑或是時過境遷、茶“味”已變之故，在今日的茶文化研究和宣傳中a，人們對“茶禅一味”的理解存在著相當的片面性和混亂性，而又少有人去加以深究及澄清。較多的學者把“茶禅一味”的形成之因片面地歸結爲“坐禅”之需;至于其內涵則往往只講茶符合佛教之德、禅茶有不解之緣，或舉上一大堆佛教興茶之事迹;有的甚至將佛、禅簡單地混同，武斷地提出中國飲茶之風的形成得力于漢以後佛教東傳、流布，佛與茶因此因緣殊深，雲雲。這裏既存在著對中國茶事曆史之誤解，對佛教漢化過程的誤解，更有對佛教與禅宗曆史關系、禅與禅宗的異同等問題之闡述上的混亂。
因此，筆者不揣拙劣，擬以曆史唯物主義爲准繩，從兩漢至唐宋這一特定的曆史過程和文化流變中，對“茶禅一味”的形成及其真實含義作一曆史探微，以求正方家。
(一)漢、六朝的佛教與茶
由“茶禅一味”之說，我們不難想象佛徒禅僧在飲茶風尚的普及、升華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但這種作用的體現在佛教傳播的早期與以後的時代是不能等視的。佛教漢化的程度決定了它對包括茶事在內的中國人生活方式、習俗的影響程度。有的學者以“茶禅一味”之說而不恰當地提出茶、佛因緣殊深、茶因佛生、“最早的種茶人是高山上的廟寺和尚”、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促進了飲茶的普及①，等等。正是忽視了這一過程，也不符合唐以前茶事發展的曆史。爲此我們在此對佛教東傳的早斯曆史及其與茶事的關系作一粗略的回顧是很有必要的。
佛教最早可能是在張骞兩通西域之後，就以西域爲橋梁傳入我國，只是漢儒鼎盛，初入華土的印度佛教在漢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諸多“方術”的一種罷了。漢末桓、靈以降，危機四起、中國開始陷入叁百多年之亂世一方面儒學大廈風雨飄搖，文化的主要傳承者則藏身玄學而無心濟世;另一方面，生靈塗炭之慘、政治鬥爭之惡使得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在尋求各自的寄托—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開放的時期之一，佛教各派因此乘隙而入，至兩晉僅一百多年就迅速漫及華夏大地”。但是，必須看到，當時最爲得勢的仍是拘泥于原派印度佛學的小乘佛教其所宜揚的“業感緣起”、“因果報應”等思想或爲窮困貧世的下層百姓及厭亂求生的王公貴族所笃信，或爲借以籠絡人心、瓦解民憤的統治者所利角，因此較大一部分文化層次較低的王公責族及下層民衆選擇了建寺鑿窟、廣行善事、剃度僧尼、誦經劄法的方式，完全沈醉于宗教迷信之中，這也是其時佛教傳播的主流。且看:北方“五胡”帝王(除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兩度反佛外)都竭力保護佛教，北魏時甚至爲國教，北魏末有佛寺達叁萬所、僧尼二百萬，北齊發展到寺四萬、僧尼叁百萬②;偏居東南一隅的東晉南朝之帝室也不示弱，尤以梁武帝時佛教最盛，據統計宋、齊、梁、陳各有佛寺1913,2428,3015,1232所，僧徒分別有36000,82700,32500,32000人⑧。盡管南北朝時，佛經的翻譯已很成熟，佛教的般若涅槃之學多少影響了漢人的世界觀，燦爛的佛教藝術也給中華藝術輸入了全新的素養。但總的來看當時東漸的佛教自身尚欠成熟；佛學傳播上顯得龐雜萦蕪，各立一山而傳承明顯的宗派尚未成立;在地位上，正象漢佛有滿身的“方術味”一祥，魏晉南北朝之佛則是滿口的“玄學腔”，較多地依附于中國古老的本土傳統而存在;在修行方式上，更多地保留了印度佛教苦行禁欲的特色;經濟上更多地仰仗信徒行善和帝王的恩賜，更談不上在民俗、生活方式上向漢文化的滲透—佛教的漢化才開始起步。
魏晉南北朝滾油沃火的就是這麼一種佛教—漢化的硬件多、軟件少，對漢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尚未構成足夠的影響。早于佛教東漸二千年前就已被國人發現、利用的茶事，仍按照事物固有的認識規律被漢人推動著向前發展；到魏晉之世人們已學會製作“餅茶”，並懂得了“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掩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桔子筆之”④這一套完整的煮、飲茶方法。茶作爲一種飲料已開始傳開，尤其在南方，茶被上層貴族當作標榜“節儉”的象征，市場上有了賣茶水的老婦，禮儀上始有了客來敬茶的先例，詠茶詩文也有所見⑤。遍閱史料，我們有理由確信當時的佛教並不曾爲促進茶事的傳播作出太大的貢獻，倒是中國人發明的茶飲之習開始傳入佛門，爲僧侶注意、接受，所以便有了東晉單道開“飲茶蘇”、南朝宋法瑤“飯所飲茶”、昙濟道人“設茶茗”待客⑥及晉僧懷信“要水要茶“(7)的記載，佛門茶事其時就此罕見諸例，可以說這是佛徒開始認識茶、並嘗試把茶引入佛門的時期。所謂六朝佛寺昌盛推動茶事普及、並進而提出“茶佛一味”等誇張之論，是缺乏足夠的史料依據的，否則我們將很難解釋爲什麼佛寺遠比南方發達的北朝;其飲茶風氣卻遠遜于南朝，北人甚至“不屑”南人飲茶之習這一曆史事實(8)!
(二)“茶禅一味”之說的形成及其內蘊
佛寺禅僧真正把握住了茶飲之事的外在功效和精神意蘊，並進而對中國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當是在佛教漢化過程初步完成，及中國茶事自身的完善(以《茶經》爲標志)之後的中唐及其以後的事情，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才形成了“茶禅一味”這一茶文化的重要特質”
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茶禅一味”之“禅”的所指。“禅”有禅定之“禅”和禅宗之“禅”兩個概念。禅定，梵語爲“禅那”，意爲坐禅或靜慮，處于無思半眠的狀態(謂之“入定”)，原爲印度古代各教派共同的修行方式(9)，魏晉以後在中國廣爲傳播。因茶能代酒，又令人不眠有助于佛徒坐禅，這是可能的;但關于“佛僧飲茶以破睡始于何時”，許多人往往以前述單道開等人飲茶事迹爲例證，就論定他們飲茶是從禅宗戒律之需，並進而根據佛教都坐禅而武斷地提出佛教東漸以後就興茶之見解⑩，這是不符史料本意的;因爲史書在記載單道開等僧侶飲茶之事時根本沒提到坐禅的事，更何況當時僧侶飲茶比之于俗間的茶風而言還是屬少見的。如果說飲茶能破睡、利坐禅之功已爲南北朝時佛門中人掌握的話，那麼爲何在重“義學”的南方茶風卻遠盛于重“坐禅”的北方呢
現知將“飲茶”與“禅”聯在一起的最早史料是《封氏聞見記》“飲茶條”，稱“南人好飲茶，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禅教，學者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11)作者封演，天寶進士，所記茶事乃實錄無疑，然此段文字有些語焉不詳，內有叁點尚可推敲:第一，此處所言明確是“禅教”(即禅宗)，如其所指系禅宗北支，其領袖神秀在武後時屢被封爲“叁帝國師”、“兩京法師”，其所傳漸悟禅(坐禅漸悟是其特點)因此在京師、北方早已盛及一時(12)，那當時爲何來能使茶飲“遂成風俗”，卻要等到開元時泰山降魔師弘禅之後才興茶呢
第二，要不這降魔師是南宗慧能門下
然自慧能以“頓悟”說得弘忍衣缽南潛(時在高宗之世)，其弟子神會開元中北上洛陽大弘禅法遂成旺盛，南宗一反佛門清規。不重苦行、坐禅，宣揚“自性即佛”，這豈不是暗示我們降魔師弘禅而茶興，不是因爲“坐禅”而是更有奧秘之處!(容後再議)。第叁，更何況這種因一個“降魔師”弘禅而使茶興的說法，也是違背事物發展之規律的。飲茶成風不可能是得一師、一時之功。一一誠然，封氏所記，至少傳告後人:禅宗確是對飲茶風尚的形成産生過不凡的影響，只是封演畢竟爲俗門文人，又欠考證，其“實錄”之中難免摻有表面雄側之辭
我們並不否認，佛徒出于提神坐禅之需而知飲茶，並進而對茶事的發展産生了某些作用，但是，茶飲成爲一種風尚而盛起是在“不興坐禅”的禅宗(南宗)誕生以後的開元年間或中晚唐時期(13)。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促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禅定之“禅”是無法解釋這“茶禅一味”的!看來，我們得把思維觸角向縱深伸展，從禅宗之理、之行和茶之性、之神及其內在聯系中去剖析，並置于當時的曆史大背景中。
經曆了魏晉以來幾百年儒、佛、道的迎拒抗爭，至盛唐叁教漸趨合流，以佛教全面滲入中國人之價值觀念、生活民俗和各宗派的全部成立等爲主要標志，形成了“漢地佛教文化圈”。(14)佛教六大宗派中，天臺、華嚴、禅宗等都爲佛教的漢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真正完成佛教全盤中國化過程，並對本土傳統文化産生深遠影響的唯禅宗堪稱。相傳禅宗是得釋迦牟尼教外別傳的心學而來，由印度心法第二十八祖達摩(東土初祖)于南梁時東渡入華而創。後傳給中國高僧慧可(叁祖)、再傳僧璨(叁祖)，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開“東山法門”(初唐間)而始暢行，六祖慧能乃大字不識的村夫，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的徹底虛空和本性即佛、“頓悟”而就的法旨承弘忍衣缽，遂宣告了具有濃重老莊道家色彩的中國自己的宗教—禅宗的最後確立。禅宗的出現正是印證了晉代名士謝靈運對佛教漢化趨向的把握:即夷人應開其“累學”(苦行漸悟之法)、而華人宜開“頓了”之學。(15)禅宗以其世俗化、簡易化、速成化而使“宗教觀念淡薄”的中國士大夫及下層民衆爲之傾服，從而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習俗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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