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与禅宗的“平常心”
赖功欧
[南昌]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
254-260页
如果说茶道与禅道有着高度的文化学的内在关联，那么，这一关联便集中体现在“平常心是道”这一命题上。当茶文化向禅宗吸取思想精髓之时，“平常心”就既是禅的真谛，也是茶的真谛了。
禅宗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命题，作为一种禅学的理论建树，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佛教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代茶界精英则直接视“平常心”为揭示生活真谛的茶道。生活之道在于自然和谐，茶道的核心精神即在此。哲人们以“平常心是道”这一思想命题来综括马祖道一的禅道思想，确实抓住了其核心之处；然而笔者在本文中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直接的“生活禅”理论的禅道思想，“顺乎自然”亦是平常心是道这一命题中的应有之义。本文所谓“禅道”，是指马祖道一的禅学核心理念；事实上，马祖本人就喜用“道”这一范畴来替换“佛性”、“法性”等概念。如“道不用修”、“直会其道”、“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平常心是道”等等，说明“道”己成为禅宗佛性论中的重要范畴。加之“禅道”一词并非本文作者所发明，中外历史上都有人使用过，(《古尊宿语录》卷一中便有“自是禅道解者”一语，皆木大拙也直接使用“禅道”一语)。本文宗旨不过是要揭示“茶道自然”相通于“禅道自然”的“平常心”之思想精髓其对茶文化的基本意义罢了。不过对茶人而言这一意义是巨大的。
李泽厚先生在作中日文化心理比较研究，谈到著名的禅宗“晤道”二阶段时，对中日茶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一举手、一投足的精心苦练，都是在刻意追求禅境的寂灭与超越。正是这样，才能与世俗环境和世俗心境拉开距离，显示差别。”1在李泽厚先生看来，中国的茶文化恰恰视日本茶道“太做作”才太人为”、“有失自然”，“仍停留执着在第二境上”。他对中日茶道比较的结论是：“中国是即境求悟，日本是造境启悟。” 2
的确，茶道通于禅道，特别是在禅宗时代。我们知道，佛教到了禅宗时代，应该说是基本上中国化了；而南禅宗风在马祖道一的发展下，己完全成为一种顺乎自然的生活禅了。马祖时代，确实使本来就从容顺俗、简易直捷的禅宗进入了更为突出日常生活意味的时代。茶则成为禅宗实出生活禅的最佳杰作。禅道——生活之道——自然而然，这一概括性提示，无疑是马祖禅学比前此南禅宗师们更具有深刻意味的关键所在。皆木大拙说：“事实上，禅道就是生活之道，而生活则是活、动、行，并不仅指思想。因此，对禅来说，它的发展应该指向活动，或更正确地说应该体验它的道而不是用语言进行表示或说明，也就是不用观念加以表示或说明，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现实生活并无什么逻辑，因为生活是先于逻辑的。”3我们要接着说的是，茶道也是一种生活之道。它同样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生活禅。
茶道自然与禅道自然的“平常心”之理念同样有着深远的中国思想传统之背景，尽管马祖之前的牛头禅己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蕴涵其中。应该说先秦时期所确立的“天道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因。天道自然观不仅有着天道生生，自然而然，循环往复，真实无伪等内涵，更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宗旨。不仅儒家吸收了这一合理思想(如孔子就说“人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新近发掘的可填补孔子到孟子间空缺的郭店楚简的心性学说，亦可证其与天道自然观的深刻同一性)，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浸染于这一思想之中；佛教成为中国化的禅宗，与此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质而言之，从先秦思想的“天道自然”，观到宋代理学的“天理自然”观，中间实有一“禅道自然”观的过渡。理学从禅宗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精华是无庸赘言的事实。而今天中外思想家在保护生态的呼吁中强调要吸取禅宗的思想，不正说明“禅道自然”亦包含着天人合一的天道自然观的思想精髓吗
的确，天道“生生”的至善，与禅宗张扬的“菩萨行”乃至“众生平等”、爱物惜物的至善是相通的。马祖所说的“菩萨行”，就有着“莫污染”之心与无“造作”之行的前提。禅宗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禅宗的影响不仅遍及东亚，也遍及西方。当前西方理论界出现的敬畏生命观，动物权利观以及道义论的素食观，就不无禅宗思想的影响。而茶道的与大自然共存和谐之协调之道不正是来源于此吗
一
真正地深入茶道，必先了解禅道；而了解禅道对茶道之价值与贡献，则必先了解马祖及其洪州禅。马祖创立了洪州宗。洪州宗的得名，正是因马祖在江西地区大扬禅风、大弘禅法而极盛一时的活动所致。后人又称“江西马祖”，“洪州禅”，或“江西禅”。马祖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仅在于他所确立的“禅道自然”的生活禅之禅学思想，同时更在于他的佛教活动：他曾收徒139人，成宗84人，并各为一家宗主。如继承马祖禅法的沩仰宗、临济宗及从临济宗演化出的杨岐派和黄龙派，均属洪州禅系。马祖之后的整个洪州禅系，是在得马祖的“大机大用”的禅道精髓后迅速发展壮大的。慧寂谓“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确为至语。中国的茶文化实际上也是在这一大机大用”的禅风中得以发展兴盛的。
要知道，六祖以后，马祖道一门下最为繁荣。而马祖所到之处，聚众说法，广建禅林，其一生建寺之多，确为罕见。其时，茶的自种自饮，己成禅林一大特色，马祖门下，尤其如此。难能可贵者又在其能于日常生活中随机说法，仅在南昌时，就曾“四方学者云集”，以致声名远播，“哄动官民”。马祖及其承系，被后世公认为禅宗正系。质言之，马祖在佛教史上的显赫地位，最关键处当在于他所创建的颇具特色的顺乎自然的“生活禅”理论，与他导引众徒真参实用，不执著经教的实践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使其成为从慧能滥觞而至五大宗鼎盛的禅学的一个中间过渡；没有这一过渡，决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南禅格局。《祖堂集》载慧能言：“马驹蹋杀人下人”，预示道一禅法将称雄人下。果然，他以广建禅林的实绩和最具号召力的禅道理念创立了洪州禅系，洪州禅系的建立及其禅学理念的广泛传播，标志着禅学中国化的完成。了解马祖的生活禅的禅道自然观，对我们充分理解禅宗何以能逐渐取得佛教主流地位将有所帮助。概而言之，禅宗把佛教移植并融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仅应看作是佛教史上的一大巨变，也应看作是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一大转变。禅宗的主流地位，确实经过了许多禅林大师的终身奋斗，而马祖道一就是其中一位用自己的学说与行动承先启后的杰出禅学大师。而其弟子百丈怀海对于茶文化的贡献则是举世皆知的，当今茶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言。
如用一语概括，则可以“茶禅风尚”来表征那一时代禅与茶所形成的特有关系，可见茶道与“禅道自然”之渊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继续深入到六祖惠能。马祖道一作为六祖惠能的嫡传法裔，得法于怀让，渊源于慧能。慧能是继禅宗始祖达摩开创禅系，于弘忍之后对禅宗作出最大贡献的禅宗祖师。惠能之前的禅宗前史，主要特征是“藉教悟宗”，惠能开创了以“心”为宗的禅学体系，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教条，建立了符合人性自然发展、简捷明了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这一佛教史上的“革命”，使禅宗“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从某种角度上说，达摩是以“理入”为根本宗旨而开创禅系，弘忍继起，则是“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此后慧能更将禅法引向简易直捷，通俗普及。他认为人人都有佛性，提出自识本心，直见本性的“识心见性”成佛说。慧能要求门人彻见本来面目，而这“本来面目”有如西方思想中所说的未吃知识之树的果子之前而有的纯真面目。慧能根本宗旨在“见性通达，更无滞碍”的“自归依”(《坛经》)。因而，只要除却妄念，拨去云雾，即可见性成佛。慧能“明心见性”的思想影响极为深广，对此后禅宗的发展起了导向性作用。“南方宗旨”，从此而兴盛。然而,正如印顺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所认为的那样：马祖道一的洪州禅出现之后，才真正标志着禅学中国化的完成。马祖的禅道自然观的确是充满着中国特色的佛性论。胡适先生在《论禅宗史的纲领》中指出：“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此项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陈隋之间，隋时尤盛行。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中国禅”，至此完全成立。”4如果我们要涉及茶学思想史，同样要上溯于此。
二
无可怀疑的是，茶道与禅道“平常心”一样，须立于“明心见性”的禅学思想命题之上。马祖在慧能“明心见性”、性净自悟的基础上，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一禅道理念，更加突出了禅道鲜明而强烈的生活意味，从而无处不在地显示了极其自由活泼的独特宗风。下面这段话，也许最能说明马祖道一顺乎自然的禅道理念：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
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
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于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景德传灯录》卷28》)
而相对于茶道而言，必须明确的是，茶道之“用”，是用之于人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然”。的确，在茶与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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