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
圣凯法师
一、梵行与正法——制戒的理想
佛陀在世时，以其崇高的精神影响力量，成为僧伽的中心。佛陀在灭度前，阿难请示：此后僧团将要“以谁为师”？佛陀明确告诉阿难：“我涅槃后，所说法戒，即汝大师。”“以戒为师”成为千年佛教延续发展的核心，成为无数佛教徒内修外弘的立足点。
戒律是佛教徒修道生活的规范。在佛的正觉中，体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关系——缘起性；体悟到缘起诸法的“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从这正觉的大悲中，建设僧伽制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
佛陀制定戒律的目的在于两方面：一、从个人来说，希望修道者成就解脱——梵行久住；二、从整体佛法来说，期望正法延续——正法久住。“梵行久住”、“正法久住”，这是佛陀制戒的“一大理想”。
同时，在律典中又出现制戒的“十事利益”：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虽然各部广律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是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和合，僧团的生活是集体共处，必须和合无争，实行“六和”原则，一心专注于个人修道，同时能够团结对社会弘扬佛法，体现僧团的集体性。二、安乐，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令佛弟子的束缚，而是希望佛弟子依戒律而住，能够身心喜乐，体现僧团的生命力。三、清净，僧伽共处，毕竟鱼龙混杂，在集体力量下，戒律具有净化的功能；这是通过羯磨的办法，犯戒者因为僧伽的力量而受到戒律的处分，从而因出罪而恢复清净，不会再有违犯。这样，修道者能够安心修道，不会受到污染。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这是通过集体力量，保持和乐清净的美德。“清净”体现了僧团的神圣性。四、内证：僧团的和乐清净，为修道者提供良好的环境，能促进修道者精进修行，从而断除烦恼而得解脱，体现了僧团的解脱性。五、外化：内修外弘是僧团的社会功能，和乐清净的僧伽必须令社会大众生起信心，增长大众的信心，从而达到弘扬、普及佛法的目的，这是僧团的教化性。所以，从制戒的“十事”能够体现僧团或教团的集体性、生命力、神圣性、解脱性、教化性，这是僧团生活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僧团生活以解脱性为根本目标，以集体性为僧团生活的表现，以神圣性为核心，以生命力为僧团发展的动力，以教化性为僧团对社会的功能，从而达到内证而贤圣不绝，外化而普世信仰，即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的理想。所以，僧团只有依戒律而和合共处，才能真正体现僧团生活的意义。
“十事利益”或僧团生活的五个特点，是属于“律”的特点。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而“戒律”并用是指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是有所当为，是一种团体的活动；“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是有所不为，是个人的持守。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之秩序。所以，“戒”与“律”的关系既有独立而又联系，佛教徒由于持守戒律，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促进整个团体的净化。尤其是在僧团寺院中，僧众通过遵守一定的律法与清规，为个人美德伦理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因此，从伦理学来说，“戒”的持守是属于个人美德伦理修养，而“律”的作持是属于社会规范伦理。
所以，“以戒为师”的含义，包括修道者必须个人持守戒律；同时，僧团的运作必须遵守律制，创造出适合持戒的环境，才能达到“以戒为师”的理想。若某些修道者精进持戒，确无法保证他们清净、安乐而住，某些人懈怠犯戒而无法制止，即缺乏律制的折伏，这样僧团自然无法清净、和合，修道者亦无法持戒。反观现代的丛林僧团，不乏有心持戒者，初发心出家者精进纯正，但是丛林清规、律制不健全，日渐退失初心。所以，提倡“以戒为师”，推动教制建设，不仅需要提倡学戒、持戒的精神，更需要确实加强丛林的清规、律制建设，协助并保护持戒者；否则的话，多数人不持戒，持戒者失去应有的保障，则“以戒为师”成为空口号。
二、法治与人治——权力监督、经济透明
对于僧团来说，团体的清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佛教的慧命所在。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持戒是修行解脱的根本，持律是团体共存的关键。团体共存必须依据团体的办事制度——羯磨来实行，才能保证团体的生命力与和合性。
“羯磨”又称为“办事”或“作事”，这是对授戒、说戒、忏罪，以及各种僧事的处理，所以又被解为“办事”或“作事”。这是属于作持的戒。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种特有的议事法或会议法，其目的在于僧团生活的“六和敬”，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从原则上说，佛教的六和敬，是绝对民主的民主生活，这一民主精神的维持与保护，便是羯磨法的责任与功能了。通常所说的“僧事僧断”，也就是以僧团大众的意见和力量，来解决僧团大众之中的各种事业。
羯磨法的精神，与现代的议会程序比较，那就显得更为庄严神圣了，现代的议会提案，通常是三分之二投赞成票者，便算通过，有的则以超过半数为准，有的则以超过四分之三为准，但却绝少有要求一致通过才算合法的。佛教的羯磨法，通常多是要求一致通过的，僧中只要一人有异议，便是僧不和合，便是羯磨不成。仅有灭诤羯磨是行黑白筹(投票)而取多数表决的。但在羯磨法中，也有规定：凡是如法、如律的羯磨法，便不许可无理取闹而横加破坏。如有一人无理取闹而破坏如法如律的羯磨法者，僧团便可对他一人而作羯磨；如有四人以上的小集团取闹而别作羯磨者，便得破羯磨僧罪。所以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又极其周详的议事法。
但是，在中国的宗法制影响下，唐代逐渐形成的丛林清规，则形成以住持为核心，以“十务”为所属的管理机构，“十务”即是监院(主管寺院经济)、维那(主管人事、和合僧众)、典座(主管饮食)、直岁(主管土木建设)等“四知事”，首座(德高者)、书状(主管文书)、藏主(主管藏经楼)、知客、浴主(主管洗浴)、库头(主管财务库藏)等“六头首”。这种管理模式突出了“高僧”领袖的作用，僧团本身的力量在无形中被消除了。而且，丛林清规继承了早期僧团及儒家的“德治”，兼取“法治”，融会领导者的个人人格魅力与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发挥组织与制度的监督与约制。《百丈清规》规定，方丈在人员的选任上要求道高腊长、“具道眼有可尊之德”，注重发挥个人的自觉自知自省特质，“惟平惟允，使自悔”。方丈的统管，“十务寮舍”首领之“各司其局”，维那之纪律监察和寺院僧众的民主决议，保证僧团管理的有效性与全面性。
所以，僧伽制度的管理形态，在印度的原始僧团，重视佛陀及其领导者的人格和僧众的自我管理；《百丈清规》则表现了融政府监督与僧团自我管理于一体的管理模式。但是，佛陀本人或古代丛林的开山高僧，都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模范型先知”，于是通过他们以身作则的方式，自然产生向心力而众望所归，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于是建立了“模范型教团”。但是，这种“权威”会随着领袖的去世，从而自然消逝。在“模范型教团”内部，那些亲灸过先知教诲的弟子辈人物仍然拥有特殊的权威，仍然具有行使管理的合法，但是“领袖气质”则无法传袭，只能将领袖权力制度化。于是，中国的禅宗祖师通过自己的“传法”，代代相传，依此维持在组织里“权威”的地位，便发展成为“传统式”的管理模式。
但“领袖式”或“传统式”的管理模式，虽然具有“法治”的作用，但是“人治”的色彩更浓厚。“领袖式”的管理，则会出现“至德难为继”，于是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经常会产生继任者威望不足，成员不服的隐患，这是当今佛教界“接班人”的最大困扰。同时，“圣人不世出”，高僧或大师不易辈出，平庸者因世袭或其他因缘，身居庙堂；而且，“权威”一旦形成，人性的弱点亦无形中亦被放大，宗教领导人的言行代表宗教的一切，于是便会造成社群的不稳定与不和谐，甚至影响到社会。
在当今的丛林中，住持的作用更为突出，管理财政，接待贵宾、信徒，淹没于日常事务中，自己的修学无法顾及，更别谈领众修行；而且，在“传媒社会”中，住持的一切被“无形放大”，成为寺院的唯一代表，出现在网站、电视等传媒中。在这种体制下，一切僧众修道生活的目标产生混淆，“当住持”成为年轻出家人的目标，于是一切世俗纷扰都会在权力追逐过程中呈现。在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中，权力监督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今的寺院管理中，住持的权力监督则出现“真空”，方丈不能连任的规定如同虚设，一切“人治”的弊病显露无遗。
所以，古德经常强调依律制或丛林清规行事，重视制度的建立与遵循，即是“法律式”的管理。这是依律制或清规规范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组织能够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正当使用清规制度。当然，任何组织都需要有“领袖”，但是领袖的产生与制衡，是制度的核心。在民国年间，太虚大师等人已经注意这问题，强调由四众弟子共同推选住持。如民国《湛山寺共住规约》第五条：“本寺以僧伽为持法，主理内务；以佛学会居士为护法，佐理外务”；第八条规定：“本寺住持，任期届满，由本寺班首；佛学会干事会，召集本寺各执事；及与本寺有关各山大德，共同组织选举会”。
笔者近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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