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僧事——“以戒爲師”的現代意義
聖凱法師
一、梵行與正法——製戒的理想
佛陀在世時，以其崇高的精神影響力量，成爲僧伽的中心。佛陀在滅度前，阿難請示：此後僧團將要“以誰爲師”？佛陀明確告訴阿難：“我涅槃後，所說法戒，即汝大師。”“以戒爲師”成爲千年佛教延續發展的核心，成爲無數佛教徒內修外弘的立足點。
戒律是佛教徒修道生活的規範。在佛的正覺中，體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關系——緣起性；體悟到緣起諸法的“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從這正覺的大悲中，建設僧伽製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
佛陀製定戒律的目的在于兩方面：一、從個人來說，希望修道者成就解脫——梵行久住；二、從整體佛法來說，期望正法延續——正法久住。“梵行久住”、“正法久住”，這是佛陀製戒的“一大理想”。
同時，在律典中又出現製戒的“十事利益”：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叁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雖然各部廣律的說法略有不同，但是總結起來，可以分爲五個方面：一、和合，僧團的生活是集體共處，必須和合無爭，實行“六和”原則，一心專注于個人修道，同時能夠團結對社會弘揚佛法，體現僧團的集體性。二、安樂，戒律的製定並不是令佛弟子的束縛，而是希望佛弟子依戒律而住，能夠身心喜樂，體現僧團的生命力。叁、清淨，僧伽共處，畢竟魚龍混雜，在集體力量下，戒律具有淨化的功能；這是通過羯磨的辦法，犯戒者因爲僧伽的力量而受到戒律的處分，從而因出罪而恢複清淨，不會再有違犯。這樣，修道者能夠安心修道，不會受到汙染。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屍”，這是通過集體力量，保持和樂清淨的美德。“清淨”體現了僧團的神聖性。四、內證：僧團的和樂清淨，爲修道者提供良好的環境，能促進修道者精進修行，從而斷除煩惱而得解脫，體現了僧團的解脫性。五、外化：內修外弘是僧團的社會功能，和樂清淨的僧伽必須令社會大衆生起信心，增長大衆的信心，從而達到弘揚、普及佛法的目的，這是僧團的教化性。所以，從製戒的“十事”能夠體現僧團或教團的集體性、生命力、神聖性、解脫性、教化性，這是僧團生活的特點。在這些特點中，僧團生活以解脫性爲根本目標，以集體性爲僧團生活的表現，以神聖性爲核心，以生命力爲僧團發展的動力，以教化性爲僧團對社會的功能，從而達到內證而賢聖不絕，外化而普世信仰，即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的理想。所以，僧團只有依戒律而和合共處，才能真正體現僧團生活的意義。
“十事利益”或僧團生活的五個特點，是屬于“律”的特點。戒與律原有不同的意義，而“戒律”並用是指維持佛教教團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規範。“律”指爲維持教團秩序而規定的種種規律條項及違犯規律之罰則，屬于形式的、他律的，是有所當爲，是一種團體的活動；“戒”指內心自發性地持守規律，屬于精神的、自律的，是有所不爲，是個人的持守。然而戒與律並非分離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維持教團之秩序。所以，“戒”與“律”的關系既有獨立而又聯系，佛教徒由于持守戒律，從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促進整個團體的淨化。尤其是在僧團寺院中，僧衆通過遵守一定的律法與清規，爲個人美德倫理的提升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因此，從倫理學來說，“戒”的持守是屬于個人美德倫理修養，而“律”的作持是屬于社會規範倫理。
所以，“以戒爲師”的含義，包括修道者必須個人持守戒律；同時，僧團的運作必須遵守律製，創造出適合持戒的環境，才能達到“以戒爲師”的理想。若某些修道者精進持戒，確無法保證他們清淨、安樂而住，某些人懈怠犯戒而無法製止，即缺乏律製的折伏，這樣僧團自然無法清淨、和合，修道者亦無法持戒。反觀現代的叢林僧團，不乏有心持戒者，初發心出家者精進純正，但是叢林清規、律製不健全，日漸退失初心。所以，提倡“以戒爲師”，推動教製建設，不僅需要提倡學戒、持戒的精神，更需要確實加強叢林的清規、律製建設，協助並保護持戒者；否則的話，多數人不持戒，持戒者失去應有的保障，則“以戒爲師”成爲空口號。
二、法治與人治——權力監督、經濟透明
對于僧團來說，團體的清淨是至關重要的，因爲這關系到佛教的慧命所在。但是，對于修行者來說，持戒是修行解脫的根本，持律是團體共存的關鍵。團體共存必須依據團體的辦事製度——羯磨來實行，才能保證團體的生命力與和合性。
“羯磨”又稱爲“辦事”或“作事”，這是對授戒、說戒、忏罪，以及各種僧事的處理，所以又被解爲“辦事”或“作事”。這是屬于作持的戒。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種特有的議事法或會議法，其目的在于僧團生活的“六和敬”，身和共住、口和無诤、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從原則上說，佛教的六和敬，是絕對民主的民主生活，這一民主精神的維持與保護，便是羯磨法的責任與功能了。通常所說的“僧事僧斷”，也就是以僧團大衆的意見和力量，來解決僧團大衆之中的各種事業。
羯磨法的精神，與現代的議會程序比較，那就顯得更爲莊嚴神聖了，現代的議會提案，通常是叁分之二投贊成票者，便算通過，有的則以超過半數爲准，有的則以超過四分之叁爲准，但卻絕少有要求一致通過才算合法的。佛教的羯磨法，通常多是要求一致通過的，僧中只要一人有異議，便是僧不和合，便是羯磨不成。僅有滅诤羯磨是行黑白籌(投票)而取多數表決的。但在羯磨法中，也有規定：凡是如法、如律的羯磨法，便不許可無理取鬧而橫加破壞。如有一人無理取鬧而破壞如法如律的羯磨法者，僧團便可對他一人而作羯磨；如有四人以上的小集團取鬧而別作羯磨者，便得破羯磨僧罪。所以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種極其神聖而又極其周詳的議事法。
但是，在中國的宗法製影響下，唐代逐漸形成的叢林清規，則形成以住持爲核心，以“十務”爲所屬的管理機構，“十務”即是監院(主管寺院經濟)、維那(主管人事、和合僧衆)、典座(主管飲食)、直歲(主管土木建設)等“四知事”，首座(德高者)、書狀(主管文書)、藏主(主管藏經樓)、知客、浴主(主管洗浴)、庫頭(主管財務庫藏)等“六頭首”。這種管理模式突出了“高僧”領袖的作用，僧團本身的力量在無形中被消除了。而且，叢林清規繼承了早期僧團及儒家的“德治”，兼取“法治”，融會領導者的個人人格魅力與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發揮組織與製度的監督與約製。《百丈清規》規定，方丈在人員的選任上要求道高臘長、“具道眼有可尊之德”，注重發揮個人的自覺自知自省特質，“惟平惟允，使自悔”。方丈的統管，“十務寮舍”首領之“各司其局”，維那之紀律監察和寺院僧衆的民主決議，保證僧團管理的有效性與全面性。
所以，僧伽製度的管理形態，在印度的原始僧團，重視佛陀及其領導者的人格和僧衆的自我管理；《百丈清規》則表現了融政府監督與僧團自我管理于一體的管理模式。但是，佛陀本人或古代叢林的開山高僧，都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模範型先知”，于是通過他們以身作則的方式，自然産生向心力而衆望所歸，成爲領袖式的人物，于是建立了“模範型教團”。但是，這種“權威”會隨著領袖的去世，從而自然消逝。在“模範型教團”內部，那些親灸過先知教誨的弟子輩人物仍然擁有特殊的權威，仍然具有行使管理的合法，但是“領袖氣質”則無法傳襲，只能將領袖權力製度化。于是，中國的禅宗祖師通過自己的“傳法”，代代相傳，依此維持在組織裏“權威”的地位，便發展成爲“傳統式”的管理模式。
但“領袖式”或“傳統式”的管理模式，雖然具有“法治”的作用，但是“人治”的色彩更濃厚。“領袖式”的管理，則會出現“至德難爲繼”，于是在權力的轉移過程中，經常會産生繼任者威望不足，成員不服的隱患，這是當今佛教界“接班人”的最大困擾。同時，“聖人不世出”，高僧或大師不易輩出，平庸者因世襲或其他因緣，身居廟堂；而且，“權威”一旦形成，人性的弱點亦無形中亦被放大，宗教領導人的言行代表宗教的一切，于是便會造成社群的不穩定與不和諧，甚至影響到社會。
在當今的叢林中，住持的作用更爲突出，管理財政，接待貴賓、信徒，淹沒于日常事務中，自己的修學無法顧及，更別談領衆修行；而且，在“傳媒社會”中，住持的一切被“無形放大”，成爲寺院的唯一代表，出現在網站、電視等傳媒中。在這種體製下，一切僧衆修道生活的目標産生混淆，“當住持”成爲年輕出家人的目標，于是一切世俗紛擾都會在權力追逐過程中呈現。在這種“人治”的管理模式中，權力監督無疑是最重要的。但是，當今的寺院管理中，住持的權力監督則出現“真空”，方丈不能連任的規定如同虛設，一切“人治”的弊病顯露無遺。
所以，古德經常強調依律製或叢林清規行事，重視製度的建立與遵循，即是“法律式”的管理。這是依律製或清規規範組織內部的運作方式，組織能夠在製度健全的情況下，正當使用清規製度。當然，任何組織都需要有“領袖”，但是領袖的産生與製衡，是製度的核心。在民國年間，太虛大師等人已經注意這問題，強調由四衆弟子共同推選住持。如民國《湛山寺共住規約》第五條：“本寺以僧伽爲持法，主理內務；以佛學會居士爲護法，佐理外務”；第八條規定：“本寺住持，任期屆滿，由本寺班首；佛學會幹事會，召集本寺各執事；及與本寺有關各山大德，共同組織選舉會”。
筆者近幾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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