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直注意觀察香港、新加坡寺院的管理模式，受到一些啓發。香港在20世紀60年代，爲適應本地司法製度，寺院爲了表示是屬于十方公産，不是住持之私人産業，故在60年代開始，各大小寺院紛紛依公司法例，注冊爲“非牟利有限公司”慈善機構，組織董事會。董事局成員包括有出家僧衆及在家居士，以確保寺院資産全是歸僧團所有，而公衆捐贈善款亦可得發回免稅收據。這樣，寺産是僧團公有，任何人(包括住持)皆不能挾私擁有，一切賬項均由董事會、政府及核數師監察，而董事會製度亦製衡了住持之決定及寺産之處理。
新加坡的寺院管理受到政府法律的影響，如“社團法令”、“慈善法令”、“産業稅法令”、“消費稅法令”等，寺院在公司法令、社團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冊，然後再注冊爲“慈善團體”。在慈善法令的框框下，凡于濟貧、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關的團體，都必須在其“本宗”法令注冊後，再注冊爲“慈善團體”。其目的是審閱帳目，要求各“慈善團體”將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團體宗旨內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條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繳所得稅。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其所有收入必須納稅。同時，在寺務管理方面，都設有董事會與信托會，一些重大決策都必須經董事會成員或信托商議，大家一致同意才能執行。
所以，“以戒爲師”必須加強現代叢林製度的建設，以“法治”爲前提，強調佛教的神聖性，發揚原始佛教的“羯磨”議會精神，通過四衆弟子的共同合作，加強寺院管理層的權力監督，提高寺院經濟的透明度。
叁、依法與依戒——教製建設、樹立典範
僧衆能修證解脫，正法能夠住世，是佛陀製戒的理想。佛陀在經律中，強調“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我涅槃後，所說法戒，即汝大師”，所以“法”與“律”是同等重要的。在提倡“以戒爲師”時，亦必須真正實踐“自歸依法”，只有在佛法的甚深大海中，得到法益與法喜，才能持戒堅固，而不會退墮；否則的話，缺乏般若空性等教理的指導，學戒、持戒則容易走向教條主義，則不符合“以戒爲師”的精神。
中國佛教曆來以大乘佛教自居，所以在教理、思想層面上則以徹底表現中道諸法實相的最勝義谛爲究竟，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一切二元對待全部取消，大乘佛學的“緣起性空”、“八不中道”、“一切不可得”、“非心非佛”等，表明了大乘的終極真實境界。但是，中國佛教的戒律觀卻是“大小戒兼受”，因此比丘都必須受叁壇大戒。大乘戒與小乘戒確實有不同之處，小乘戒重視戒相，帶有形式主義、律法至上的保守傾向，偏重戒學而輕慧學；大乘戒則以精神主義、衆生本位爲中心，以慧學規範戒學的開展與創新，于是才會出現中國的律宗、《百丈清規》等具有開創性的戒律思想。天臺智顗以圓教的精神，建立“圓頓戒”，但是仍然以大小兼受戒，並不完全支持純大乘戒的建立。這是因爲大乘戒缺乏日常瑣細的生活規定，因此需要小乘律儀作爲僧團運作的方式。所以，道宣一方面忠實于《四分律》的傳統小乘戒法，另一方面站在高層次借用大乘戒學的思想統合大小二乘的戒律，從而形成中國律宗的傳統。
小乘戒確實爲維護僧團秩序，保障僧團清淨、和樂，提供了很好的運作方式。但是，隨著時間、地域的不同，尤其在社會的日新月異變化時，“隨犯隨製”的“隨方毗尼”精神更加突出了；若堅持小乘戒的戒條，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完全與時代、社會脫節，則是“正法住世”的障礙，不符合製戒的理想。但是，完全依大乘戒的傳統，如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在近現代宗教世俗化運動過程中，毫無障礙，則又失去中國佛教的傳統。所以，如何在中國祖師大德“大小乘兼受”的基礎上，更能推陳出新，是提倡“以戒爲師”的重要課題。否則的話，某些寺院傳一次八關齋戒或叁壇大戒，或舉辦一次法會，便認爲自己是“以戒爲師”，這是當前佛教界的一大通病。
基于“大小乘兼受”的精神，在21世紀的信息化、知識化的社會環境下，社會生活更突出“公民意識”，更加強調民主與法治。在“公民社會”裏，任何人都有權知道僧團的生活狀態，因爲僧人的生活來自捐獻者，但是現在的寺院運作、經濟等所有在政府的宗教政策保護下，卻成爲一片“禁地”。所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新聞、言論等自由得到更大的釋放，僧人的生活無疑成爲媒體社會的焦點。佛教界的教製建設必須從當前的社會環境出發，繼承佛教的優良傳統，建立與製訂切實可行的“現代清規”。
筆者以爲，教製建設必須注重四大層次：
一、生活規範層次，這是與世俗社會緊密聯系的層次，考察法律、法規、政策等對僧團的規定，信徒、社會大衆對僧人的要求，結合內律與外律，提出相應的規範要求。中國佛教爲了適應本國社會的需要，其實許多戒律都已經大幅調節，但是未曾公開修正戒律條文，于是造成“外緊內松”的奇妙現象。所以，僧人的生活必須有具體可行的規範，才能身心安樂。
二、團體運作層次，這是僧團自身運作的方式。繼承叢林清淨的精神，結合羯磨議事的辦法，吸收公司董事會製度，確實加強自身的製度建設。從製定《寺院共住規約》來說，都是應時、應地而不斷修正，于是經過集體討論的新規約，解決了新問題，樹立其可行性與權威性。
叁、修學層次，這是僧團日常生活的內容安排。叢林以無事爲興旺，真正的修道人是沒有時間、精力製造矛盾。但是，叢林若不建立自己的修學製度，大衆身心無法安住，無法降伏煩惱，自然是非、矛盾不斷，則陷入一片混亂。古老叢林的“冬參夏講”、安居、誦戒、講經等，無疑是很好的修學製度。但是，當今佛教的修學則成爲“辦法會”，“份內事”成爲向人顯示修行而吸引信徒的“廣告”，亦成爲當今一大弊病。目前，佛教的修學製度，僧人自修與居士共修完全混同，明顯缺乏叢林作爲僧伽教育中心的特色，不利于培養僧人，必須引起注意。
四、叢林定位層次，這是對叢林自身的定位。因爲，天下叢林必須各具特色，才能顯示當今佛教的多元化與開放性，“大一統”容易成爲“一鍋粥”。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後來叢林都有禅、講、教、淨等特色。不同的叢林定位，會形成不同的修學理念，從而在僧團製度、生活規範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教製建設的推行，並不是中國佛協製訂一些文件，而是來自叢林自身的自覺，加強自身的清規。同時，中國佛教協會在協調、統一製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監督對僧人剃度資格、授戒程序的審查。
“以戒爲師”必須提倡僧人學戒的風氣，佛教的僧團具有“模範型教團”的特點，所以必須在當今佛教界提倡典範的作用。明末佛教的風氣與當今佛教非常相似，佛教遭遇到嚴重的考驗，叢林一步一步地走入世俗化的陷阱，針對江河日下的教界亂象，袾宏、德清、智旭、圓澄等佛門大師，發獅子吼，發起明末叢林改革，複興戒律之意識已成爲當時佛門志士的共識。在叢林戒律問題的改革中，個中翹楚則非見月讀體莫屬。見月律師繼承古心和叁昧的弘律遺志，徹底複興南山律宗，于是寶華山譽滿天下，成爲全國傳戒、弘戒的重鎮。直至民國年間，出家人以至寶華山受戒爲榮，這種神聖典範作用的力量可謂至高至強。
提高僧人素質，緊抓二大關頭：剃度、授戒。剃度則是對出家人來源的把握，目前出家人素質低下，表現在文化素質方面最爲突出，所以必須加入僧團必須提高文化程度的要求。雖然中國佛教協會最近幾年一直緊抓授戒問題，但是在亂傳戒方面有所好轉。對于一個出家人的宗教素養來說，授戒不僅是一道程序，更是一個難得的學戒機會。因爲，學戒、持戒必須有良好的環境，必須有人指導、解疑，才能得到良好的訓練。而目前傳戒最長也就一個月，只是將一整套唱念跪拜的儀式完成了事，其實有關戒律的教育比儀式的演練更重要。
綜觀目前大陸佛教界，尼衆有五臺山普壽寺，男衆有太姥山平興寺，都非常強調學戒、持戒，是海內外有名的學戒道場。若中國佛教協會及政府有關部門能夠允許它們成爲傳戒道場，不必每次申請，每年在夏安居期間傳戒，則僧尼自然會受到良好的戒律教育。提倡“以戒爲師”，必須破除教界的亂象，亦必須樹立典範，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法治與僧事——“以戒爲師”的現代意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