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直注意观察香港、新加坡寺院的管理模式，受到一些启发。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本地司法制度，寺院为了表示是属于十方公产，不是住持之私人产业，故在60年代开始，各大小寺院纷纷依公司法例，注册为“非牟利有限公司”慈善机构，组织董事会。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以确保寺院资产全是归僧团所有，而公众捐赠善款亦可得发回免税收据。这样，寺产是僧团公有，任何人(包括住持)皆不能挟私拥有，一切账项均由董事会、政府及核数师监察，而董事会制度亦制衡了住持之决定及寺产之处理。
新加坡的寺院管理受到政府法律的影响，如“社团法令”、“慈善法令”、“产业税法令”、“消费税法令”等，寺院在公司法令、社团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册，然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在慈善法令的框框下，凡于济贫、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关的团体，都必须在其“本宗”法令注册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其目的是审阅帐目，要求各“慈善团体”将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团体宗旨内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条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缴所得税。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其所有收入必须纳税。同时，在寺务管理方面，都设有董事会与信托会，一些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董事会成员或信托商议，大家一致同意才能执行。
所以，“以戒为师”必须加强现代丛林制度的建设，以“法治”为前提，强调佛教的神圣性，发扬原始佛教的“羯磨”议会精神，通过四众弟子的共同合作，加强寺院管理层的权力监督，提高寺院经济的透明度。
三、依法与依戒——教制建设、树立典范
僧众能修证解脱，正法能够住世，是佛陀制戒的理想。佛陀在经律中，强调“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我涅槃后，所说法戒，即汝大师”，所以“法”与“律”是同等重要的。在提倡“以戒为师”时，亦必须真正实践“自归依法”，只有在佛法的甚深大海中，得到法益与法喜，才能持戒坚固，而不会退堕；否则的话，缺乏般若空性等教理的指导，学戒、持戒则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则不符合“以戒为师”的精神。
中国佛教历来以大乘佛教自居，所以在教理、思想层面上则以彻底表现中道诸法实相的最胜义谛为究竟，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一切二元对待全部取消，大乘佛学的“缘起性空”、“八不中道”、“一切不可得”、“非心非佛”等，表明了大乘的终极真实境界。但是，中国佛教的戒律观却是“大小戒兼受”，因此比丘都必须受三坛大戒。大乘戒与小乘戒确实有不同之处，小乘戒重视戒相，带有形式主义、律法至上的保守倾向，偏重戒学而轻慧学；大乘戒则以精神主义、众生本位为中心，以慧学规范戒学的开展与创新，于是才会出现中国的律宗、《百丈清规》等具有开创性的戒律思想。天台智顗以圆教的精神，建立“圆顿戒”，但是仍然以大小兼受戒，并不完全支持纯大乘戒的建立。这是因为大乘戒缺乏日常琐细的生活规定，因此需要小乘律仪作为僧团运作的方式。所以，道宣一方面忠实于《四分律》的传统小乘戒法，另一方面站在高层次借用大乘戒学的思想统合大小二乘的戒律，从而形成中国律宗的传统。
小乘戒确实为维护僧团秩序，保障僧团清净、和乐，提供了很好的运作方式。但是，随着时间、地域的不同，尤其在社会的日新月异变化时，“随犯随制”的“随方毗尼”精神更加突出了；若坚持小乘戒的戒条，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完全与时代、社会脱节，则是“正法住世”的障碍，不符合制戒的理想。但是，完全依大乘戒的传统，如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在近现代宗教世俗化运动过程中，毫无障碍，则又失去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以，如何在中国祖师大德“大小乘兼受”的基础上，更能推陈出新，是提倡“以戒为师”的重要课题。否则的话，某些寺院传一次八关斋戒或三坛大戒，或举办一次法会，便认为自己是“以戒为师”，这是当前佛教界的一大通病。
基于“大小乘兼受”的精神，在21世纪的信息化、知识化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生活更突出“公民意识”，更加强调民主与法治。在“公民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知道僧团的生活状态，因为僧人的生活来自捐献者，但是现在的寺院运作、经济等所有在政府的宗教政策保护下，却成为一片“禁地”。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闻、言论等自由得到更大的释放，僧人的生活无疑成为媒体社会的焦点。佛教界的教制建设必须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建立与制订切实可行的“现代清规”。
笔者以为，教制建设必须注重四大层次：
一、生活规范层次，这是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的层次，考察法律、法规、政策等对僧团的规定，信徒、社会大众对僧人的要求，结合内律与外律，提出相应的规范要求。中国佛教为了适应本国社会的需要，其实许多戒律都已经大幅调节，但是未曾公开修正戒律条文，于是造成“外紧内松”的奇妙现象。所以，僧人的生活必须有具体可行的规范，才能身心安乐。
二、团体运作层次，这是僧团自身运作的方式。继承丛林清净的精神，结合羯磨议事的办法，吸收公司董事会制度，确实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从制定《寺院共住规约》来说，都是应时、应地而不断修正，于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新规约，解决了新问题，树立其可行性与权威性。
三、修学层次，这是僧团日常生活的内容安排。丛林以无事为兴旺，真正的修道人是没有时间、精力制造矛盾。但是，丛林若不建立自己的修学制度，大众身心无法安住，无法降伏烦恼，自然是非、矛盾不断，则陷入一片混乱。古老丛林的“冬参夏讲”、安居、诵戒、讲经等，无疑是很好的修学制度。但是，当今佛教的修学则成为“办法会”，“份内事”成为向人显示修行而吸引信徒的“广告”，亦成为当今一大弊病。目前，佛教的修学制度，僧人自修与居士共修完全混同，明显缺乏丛林作为僧伽教育中心的特色，不利于培养僧人，必须引起注意。
四、丛林定位层次，这是对丛林自身的定位。因为，天下丛林必须各具特色，才能显示当今佛教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大一统”容易成为“一锅粥”。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后来丛林都有禅、讲、教、净等特色。不同的丛林定位，会形成不同的修学理念，从而在僧团制度、生活规范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教制建设的推行，并不是中国佛协制订一些文件，而是来自丛林自身的自觉，加强自身的清规。同时，中国佛教协会在协调、统一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监督对僧人剃度资格、授戒程序的审查。
“以戒为师”必须提倡僧人学戒的风气，佛教的僧团具有“模范型教团”的特点，所以必须在当今佛教界提倡典范的作用。明末佛教的风气与当今佛教非常相似，佛教遭遇到严重的考验，丛林一步一步地走入世俗化的陷阱，针对江河日下的教界乱象，袾宏、德清、智旭、圆澄等佛门大师，发狮子吼，发起明末丛林改革，复兴戒律之意识已成为当时佛门志士的共识。在丛林戒律问题的改革中，个中翘楚则非见月读体莫属。见月律师继承古心和三昧的弘律遗志，彻底复兴南山律宗，于是宝华山誉满天下，成为全国传戒、弘戒的重镇。直至民国年间，出家人以至宝华山受戒为荣，这种神圣典范作用的力量可谓至高至强。
提高僧人素质，紧抓二大关头：剃度、授戒。剃度则是对出家人来源的把握，目前出家人素质低下，表现在文化素质方面最为突出，所以必须加入僧团必须提高文化程度的要求。虽然中国佛教协会最近几年一直紧抓授戒问题，但是在乱传戒方面有所好转。对于一个出家人的宗教素养来说，授戒不仅是一道程序，更是一个难得的学戒机会。因为，学戒、持戒必须有良好的环境，必须有人指导、解疑，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而目前传戒最长也就一个月，只是将一整套唱念跪拜的仪式完成了事，其实有关戒律的教育比仪式的演练更重要。
综观目前大陆佛教界，尼众有五台山普寿寺，男众有太姥山平兴寺，都非常强调学戒、持戒，是海内外有名的学戒道场。若中国佛教协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允许它们成为传戒道场，不必每次申请，每年在夏安居期间传戒，则僧尼自然会受到良好的戒律教育。提倡“以戒为师”，必须破除教界的乱象，亦必须树立典范，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