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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P7

  ..续本文上一页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

  

  ┌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

  

  └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

  

  国分寺的建立

  

  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

  

  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

  

  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

  

  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

  

  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

  

  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

  

  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业

  

  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

  

  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

  

  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

  

  一般的公益事业

  

  从事公益事业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锡全国,在人多之处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桥。

  

  另一位是行基菩萨,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业更多,游行全国,造桥筑堤,修路架屋,开发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桥、淀川的山崎桥。又于摄津都西郡的比卖岛崛川,开了一条长六百丈,广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设布施屋于各交通要口,供给没有川资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业,实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设立道场四十九所。

  

  还有一位是和气法均尼,她是和气清麻吕之姊,俗名广虫。当时孝谦天皇因沙门道镜事件而出家为尼,广虫侍伴孝谦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宝字年间,有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平定之后,其党徒三百七十五人,当处斩刑,由于法均尼向天皇乞谏而减处流刑。乱后天下发生大饥馑,人民多有将幼儿抛弃而不能顾的,法均尼派人收养者,达八十三个。

  

  教育的普及

  

  谈到教育,又要说到圣德太子,他以法隆寺为研究佛法的学问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机构。日本的学校教育,实即以此为发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随使臣小野妹子来华者之中,即有四位学问僧及四个学生。其中的学问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时,被任为国博士;另一学问僧请安,返日之后,则成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的老师,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见当时的学问僧,乃是兼通内典与外学的。

  

  根据佛教思想而发展教育的人,则为吉备真备。他于灵龟二年(西纪七一六,唐玄宗开元四年)入唐留学,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说他是日本的仓颉,日文由他发明,此固不足采信。但他设立教授内学及外典的“二教院”,虽是由推古时代的学问寺发展而来,却将日本的学校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另有一位大纳言石上宅嗣,他于宝龟十一年(西纪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旧宅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别设芸亭院,陈列内外兴的各种图书,公开由人阅览。此乃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遗迹,今已不明其所了。

  

  文学与美术

  

  此时的日本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主,以汉诗为盛。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奖励汉文学,例如他亲自抄录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学──王居士的诗,真观法师的颂、诗、赞、奉请文,释灵实的赞、杂文、祭文,释僧亮的诗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间的佛教诗歌,也有不少,例如作于天平胜宝年间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诗,则汇于诗集“怀风藻”中,尤以道慈最为能手。

  

  再说美术,当圣德太子薨后,其妃橘大郎女,为追怀太子而刺绣帷帐两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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