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描写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国净土的情形，后世称此为天寿国绣帐，或称为天寿国曼荼罗，这是合刺绣与绘画而为一的佛教美术。

　　由于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的不断输入，奈良时代的日本美术，较前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在雕刻方面，以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萨像，以及同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最为有名。在绘画方面，则以药师寺所传的吉祥天女图，最为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谓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劳者乃是圣武天皇。他以保护佛教作为推行政治的建设，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称。但是，圣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让位之时，即自号为沙弥。此后他的女儿孝谦天皇，也出了家。其经过是这样的：

　　天平宝字二年，孝谦让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谦的宠臣藤原仲麻吕，企图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谦上皇及淳仁天皇，以临时行幸之名，迁都至藤原仲麻吕所经营的近江保良宫。适孝谦上皇得病。诏沙门道镜前去诊病，奇验，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宫廷。仲麻吕见势，遂觉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诉道镜怀有野心，上皇闻之大怒，而还平城京的法华寺出家，法号法基尼。仲麻吕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宝字八年(西纪七六四)，起兵作乱，被称为惠美押胜之乱。乱平，上皇重祚，即是称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授道镜法王之位。同时起用沙门基真为法参议大律师，圆兴为法臣。称德天皇第三年，又为道镜置法王宫职，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职之权，并用法王宫职之印。法王的供养，同于天皇。最后，道镜竟起窥得皇位之念。称德天皇第六年驾崩之后，道镜终于失败。一时政治混乱之极，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

　　写经佛教

　　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他们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的平假名是采用草书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初有文化，均用汉文，因此，佛教由中国输入，便省了译经的工作。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译经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译经，便将精神致力于写经上面。由于大乘各经，多鼓励读诵、书写、供养的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发达之时，流通佛典，广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确也靠书写。此在奈良时代，特别隆盛。例如：大宝律令中，规定政府的中务省图书寮，司理写经之职。奈良时代的皇后宫职，开有写经所。圣武天平六年，诏设写经司，置有长官专任其职，此为写经的黄金时代。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尚有寺院的及贵族的私设写经所。写经运动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实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义而不以经义的实践为重，故被史家将奈良时代称为写经佛教。

　　同时，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运动，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迁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着迁徙。据说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京内寺院有二十四座，养老四年(西纪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读药师经。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发展，但也难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嚣的尘习。僧尼生活，易受声色所动而趋于堕落。

　　三、平安时代

　　(一)天台宗的开创与发展

　　新京的气象

　　奈良末叶，政治纪纲颓废，社会秩序混乱。至延历十三年 (西纪七九四，唐德宗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迁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顿纪纲，统一民心，刷新风气。

　　对于佛教政策，也与上次迁都时不同，上次迁都，把飞鸟的寺院也迁至平城，这次则首先自延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将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营利事业。并且下令，整肃僧风，矫正教政一致的弊习。如今迁移新都，规定旧京的寺院，仍当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创建东西两寺，以作庄严及镇护国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开始出现了。最有名的，那就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传教大师

　　最澄是近江国(滋贺县)人。传说他是我国后汉孝献帝后裔，于宝龟十年(西纪七七九，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三岁时，投大安寺行表之门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于东大寺。见到平城京的佛教现状，竞以虚荣为事，颇为不满，于是发金刚不坏不退之誓愿，登比睿山，隐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绝“服饰之好”，断“嗜好之欲”。

　　此时，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鉴真律师传到了日本。最澄先学唯识章疏，入山之后，专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仪等。至延历十六年(西纪七九七)，由于内供奉寿兴之推奏，列最澄为内供奉之一员，以近江国的税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费用。所谓内供奉，是推选十位戒律精严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宫中之内道场，又称为十禅师。次年，于山上讲法华经。此后讲筵年年不绝。二十年，邀请六宗七大寺的诸山大德来山，开大法会，命名比睿山寺为一乘止观院。这个法会，是智者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后来永为定式而改名霜月会。二十一年，由于和气弘世及和气真纲两兄弟的发起，礼请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启建法华三大部之讲筵。讲筵终期，即奉天皇下达入唐求法之诏，遂应命上表，感激皇恩，并谓于法华之深旨尚须探求贯通，于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历二十三年，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来华。他的身份是还学生，以别于留学生。留学生是长时期的学习，还学生是作短时期的视察观摩。另有随行的留学生圆基及妙澄，加上一个为他担任译语的沙弥义真。

　　最澄来华，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宁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访龙兴寺座主道邃。适逢开启摩诃止观等的天台讲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传受了天台法门，并得到天台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陇寺的行满，承传天台教义。道邃及行满，均系天台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传人。

　　可是，最澄留华期间，虽尚不足一年，他却除了学习天台教，又跟国清寺的惟象传受了密教。在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又受善无畏及金刚智的法孙晓顺阿阇梨的密法灌顶，并得经疏一百余部。同时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传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头系下的禅。

　　因为当时的道遂，盛倡台密禅融和之说，行满则主张台禅律并修之论。最澄受其时风影响，便在中国承传了台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于中国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为最澄所传，非仅天台而已，此实含有综合佛教的倾向。

　　天台宗的成立

　　贞元二十一年(延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华宗为古京六宗之外的独立宗，并与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后，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与之作义理之论争。其论争焦点，是在三乘一乘权实之问题。此实继承中国佛教之争议的余绪。法相宗的主将是德一，他首先作法华新疏以难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场，判法华经为权教；最澄起而反击，判法华经为一乘实教。德一为此著书，约十多部，最澄反驳之着，也有八、九种。

　　又有一个问题，从来日本全国僧尼受戒，即以鉴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坛为准，但于最澄归国之后，认为天下三戒坛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为求彻底的独立，标榜要另设大乘戒坛。这在南都六宗，当然不会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阵论战的纠纷，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圆寂后第七日，始获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岁的庄龄，寂于弘仁十三年(西纪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谥号传教大师。此亦为日本之有大师号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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