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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史(聖嚴法師)▪P8

  ..續本文上一頁描寫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國淨土的情形,後世稱此爲天壽國繡帳,或稱爲天壽國曼荼羅,這是合刺繡與繪畫而爲一的佛教美術。

  

  由于中國美術品及美術家的不斷輸入,奈良時代的日本美術,較前代已有長足的進步。在雕刻方面,以東大寺法華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薩像,以及同寺戒壇院的四天王像,最爲有名。在繪畫方面,則以藥師寺所傳的吉祥天女圖,最爲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謂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勞者乃是聖武天皇。他以保護佛教作爲推行政治的建設,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稱。但是,聖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讓位之時,即自號爲沙彌。此後他的女兒孝謙天皇,也出了家。其經過是這樣的:

  

  天平寶字二年,孝謙讓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謙的寵臣藤原仲麻呂,企圖控製天皇及上皇,逼孝謙上皇及淳仁天皇,以臨時行幸之名,遷都至藤原仲麻呂所經營的近江保良宮。適孝謙上皇得病。诏沙門道鏡前去診病,奇驗,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宮廷。仲麻呂見勢,遂覺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訴道鏡懷有野心,上皇聞之大怒,而還平城京的法華寺出家,法號法基尼。仲麻呂知道大勢已去,便于寶字八年(西紀七六四),起兵作亂,被稱爲惠美押勝之亂。亂平,上皇重祚,即是稱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鏡爲太政大臣禅師,次年又授道鏡法王之位。同時起用沙門基真爲法參議大律師,圓興爲法臣。稱德天皇第叁年,又爲道鏡置法王宮職,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職之權,並用法王宮職之印。法王的供養,同于天皇。最後,道鏡竟起窺得皇位之念。稱德天皇第六年駕崩之後,道鏡終于失敗。一時政治混亂之極,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

  

  寫經佛教

  

  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他們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漢字的邊傍組成,他們的平假名是采用草書漢字的邊傍組成。他們初有文化,均用漢文,因此,佛教由中國輸入,便省了譯經的工作。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不知耗費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譯經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譯經,便將精神致力于寫經上面。由于大乘各經,多鼓勵讀誦、書寫、供養的功德。在印刷術尚未發達之時,流通佛典,廣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確也靠書寫。此在奈良時代,特別隆盛。例如:大寶律令中,規定政府的中務省圖書寮,司理寫經之職。奈良時代的皇後宮職,開有寫經所。聖武天平六年,诏設寫經司,置有長官專任其職,此爲寫經的黃金時代。除了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外,尚有寺院的及貴族的私設寫經所。寫經運動對于日本文化的貢獻,實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義而不以經義的實踐爲重,故被史家將奈良時代稱爲寫經佛教。

  

  同時,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運動,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遷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著遷徙。據說天武天皇九年(西紀六八一),京內寺院有二十四座,養老四年(西紀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讀藥師經。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發展,但也難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囂的塵習。僧尼生活,易受聲色所動而趨于墮落。

  

  

  叁、平安時代

  

  

  (一)天臺宗的開創與發展

  

  新京的氣象

  

  奈良末葉,政治紀綱頹廢,社會秩序混亂。至延曆十叁年 (西紀七九四,唐德宗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遷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頓紀綱,統一民心,刷新風氣。

  

  對于佛教政策,也與上次遷都時不同,上次遷都,把飛鳥的寺院也遷至平城,這次則首先自延曆四年起,限製建寺,禁止將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營利事業。並且下令,整肅僧風,矯正教政一致的弊習。如今遷移新都,規定舊京的寺院,仍當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創建東西兩寺,以作莊嚴及鎮護國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開始出現了。最有名的,那就是開創天臺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傳教大師

  

  最澄是近江國(滋賀縣)人。傳說他是我國後漢孝獻帝後裔,于寶龜十年(西紀七七九,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十叁歲時,投大安寺行表之門出家爲僧,二十歲受具足戒于東大寺。見到平城京的佛教現狀,競以虛榮爲事,頗爲不滿,于是發金剛不壞不退之誓願,登比睿山,隱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絕“服飾之好”,斷“嗜好之欲”。

  

  此時,天臺教的典籍,已由鑒真律師傳到了日本。最澄先學唯識章疏,入山之後,專修天臺叁大部及四教儀等。至延曆十六年(西紀七九七),由于內供奉壽興之推奏,列最澄爲內供奉之一員,以近江國的稅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費用。所謂內供奉,是推選十位戒律精嚴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宮中之內道場,又稱爲十禅師。次年,于山上講法華經。此後講筵年年不絕。二十年,邀請六宗七大寺的諸山大德來山,開大法會,命名比睿山寺爲一乘止觀院。這個法會,是智者大師的圓寂紀念日,後來永爲定式而改名霜月會。二十一年,由于和氣弘世及和氣真綱兩兄弟的發起,禮請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啓建法華叁大部之講筵。講筵終期,即奉天皇下達入唐求法之诏,遂應命上表,感激皇恩,並謂于法華之深旨尚須探求貫通,于天臺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曆二十叁年,最澄隨同遣唐使,乘船來華。他的身份是還學生,以別于留學生。留學生是長時期的學習,還學生是作短時期的視察觀摩。另有隨行的留學生圓基及妙澄,加上一個爲他擔任譯語的沙彌義真。

  

  最澄來華,于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甯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臺州,訪龍興寺座主道邃。適逢開啓摩诃止觀等的天臺講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傳受了天臺法門,並得到天臺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隴寺的行滿,承傳天臺教義。道邃及行滿,均系天臺六祖荊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臺七祖的傳人。

  

  可是,最澄留華期間,雖尚不足一年,他卻除了學習天臺教,又跟國清寺的惟象傳受了密教。在越州(紹興)的龍興寺,又受善無畏及金剛智的法孫曉順阿阇梨的密法灌頂,並得經疏一百余部。同時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傳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頭系下的禅。

  

  因爲當時的道遂,盛倡臺密禅融和之說,行滿則主張臺禅律並修之論。最澄受其時風影響,便在中國承傳了臺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臺宗之不同于中國的天臺,便是在其融和了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爲最澄所傳,非僅天臺而已,此實含有綜合佛教的傾向。

  

  天臺宗的成立

  

  貞元二十一年(延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臺法華宗爲古京六宗之外的獨立宗,並與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後,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與之作義理之論爭。其論爭焦點,是在叁乘一乘權實之問題。此實繼承中國佛教之爭議的余緒。法相宗的主將是德一,他首先作法華新疏以難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場,判法華經爲權教;最澄起而反擊,判法華經爲一乘實教。德一爲此著書,約十多部,最澄反駁之著,也有八、九種。

  

  又有一個問題,從來日本全國僧尼受戒,即以鑒真所建的天下叁戒壇爲准,但于最澄歸國之後,認爲天下叁戒壇是小乘戒,他的天臺宗爲求徹底的獨立,標榜要另設大乘戒壇。這在南都六宗,當然不會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陣論戰的糾紛,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圓寂後第七日,始獲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歲的莊齡,寂于弘仁十叁年(西紀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後,于清和天皇貞觀八年,谥號傳教大師。此亦爲日本之有大師號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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