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求,不许再讲旧所翻经,《起信论》及《摄大乘论》,正好属於旧翻之列,以此旧翻之论书为基础的中国着作如本书者,也可能受到了流通的禁止,道宣的《续高僧传》正好也是完成於玄奘回国之年,《大唐内典录》则更在其后十九年始成。
(3)本书的文势与南岳其馀各书不相类似,这也是事实,和《随自意三昧》、《法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等比照之下,本书确实不同。因为前者是站在龙树实相论系统的立场,后者则为站在马鸣缘起论系统的立场。然而,我们不妨作更进一步的研讨,由於慧思着作之残留於世者,为数不多,可能尚有若干部书的思想系统,和实相论相违而与缘起论相应者。因为实相论系统的印度着述,译成汉文的时代较早,所以慧思的早期或前半期思想,是沿着北齐慧文的路线在走。当他后半期生命历程中,因由真谛三藏译出了《起信论》及《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便使他接触到了新思想的启示。前半期的他是依据《般若 经》而有《随自意三昧》及《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两种三昧的撰述;后半期则依据《起信论》及《华严经》而有本书之述说,以《起信论》为骨架而开示了一心三观的止观法门。由其前后所依经论之不同,义理及其文势,自亦不能无异了。
再就上述不同的思想,加以考察,我们应当从认识论的观点上推论。在佛教中的认识论,一般地说,可分成二种:一是凡夫的认识,二是佛陀的认识。我们凡夫乃至菩萨的认识,是相对的,是可因了环境及所受的教育和努力与否,而有改变的,因其尚未透得绝对的价值理念,所以是相对的;唯有佛陀,已经实证诸法实相,故为绝对的认识。南岳大师之尚未成佛,乃是无可置疑的,因其自称:「吾一生望入铜轮,以领徒太早,损己益他,但居铁轮耳。」(注一二)故其前后思想系统之变迁,不足为异;况其基本之力行思想未变,由禅定三昧而进入止观法门,说法不同,实际则是一样东西。
同时,在佛教史上,一师的撰述而有义势之互异者,亦不乏先例。比如印度的马鸣,他为阐扬大乘之真如缘起论而着有《起信论》,又以《无我义经》论述了空无相的思想。再看龙树的撰述,他以《十二门论》等宣说消极的实相论,又以《大智度论》等宣说积极的实相论(注一三);他以《中观论》、《十二门论》、《七十空性论》为主,来「破小扬大」,又以《回诤论》、《六十颂如理论》、《广破经广破论》为主,来论破外道;他以《大智度论》来高扬般若性空的思想,又在《十住 婆沙论》之中,鼓吹了他力的净土思想(注一四)。另看世亲的撰述,他被称为千部论主,然却分别站於大乘及小乘的两种立场,在大乘方面,又分别为《法华经》、《般若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经作注释,尤其着力於阿梨耶识思想和如来藏思想,所以他的撰述,极为复杂(注一五)。因此,到了世亲的四大弟子,便各传一系了:安慧(西元四七零-五五零年)传其毗昙学;陈那(西元四零零-四八零年)传其唯识及因明;德光传其小乘有部之律学;解脱军(Aryavimuktisena)传其般若学(注一六)。
我们以马鸣、龙树、世亲之撰述态度,来比论南岳慧思的思想之前后异趣,则很容易相信《大乘止观》是出於南岳的真传了。
(4)由於有些资料中,曾说到昙迁撰述《大乘止观》,遂有以为现存的本书为昙迁的作品(注一七)。但这同样也是问题,因在《续高僧传》卷一八的「昙迁传」中(注一八),亦未见其列出《大乘止观》之书名。
既然有此传说,不妨把与本书真伪问题有重大关联的真谛、慧思、昙迁等三人的住世年代,对照列表如次:
真谛三藏: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
南岳慧思:西元五一五-五七七年
昙迁法师:西元五四二-六零七年
从日本方面对於本书传流史的考察,谓是出於昙迁者,综合起来则有如下的六起:
《奈良朝古文书》「天平胜宝三年五月廿五日」条下(注一九)说:「迁禅师述」。
圆超(西元?-九一四年)撰《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注二零)中说到:「《大乘止观》一卷,昙迁述」。
永超(西元?-一零九四年)撰《东域传灯目录》卷下中说到:「《大乘止观》一卷昙迁撰,未详真伪。」(注二一)
珍海(西元?-一一五二年)撰《三论玄疏文义要》卷五(注二二) 中说到:「有《大乘止观》两轴,是南岳思禅师作,又有本题下云昙迁法师制。」
证真的《止观私记》卷八中有说到:「或本题下注云昙迁撰。」
舜贞(西元一三三四-一四二二年)的《七帖见闻》一本七零页右 云:「或日记云,大华严寺昙法师述云云。」
若从这六起资料的年代上考察,此种述的根由,始於《奈良朝古文书》,此下诸人,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至於最早之人,怎会将本书误传成为昙迁所撰的呢?那亦并非全无原因,因为南岳的寂年,仅比真谛的寂年晚了八年,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南岳接受真谛的译作而发为自己的论书者,比较没有可能(实则并非不可能,已如前述),何况在南岳传记中,也未提及他与《起信论》和《摄大乘论》的关系。再说「昙迁传」中,虽亦未曾列出本书之名,但其思想路线,颇与本书的立场类似,比如本书引用的《华严经》、《起信论》、《楞伽经》,尤其是《摄大乘论》,乃是昙迁於北地专门弘扬的大法,此在他的传记中,有着明白的记载(注二三);同时,当昙迁於二十一岁(西元五六二年)出家之时,《起信论》已被译出了九年以上。根据这一判断或猜想,便将本书误传为出於昙迁之手了。实则一书而於两地被传为两师所出者,也不乏其他的例子,比如《瑜伽师地论》,在汉译是弥勒造的,在藏译则谓为无着造的,谁是谁非,颇难论断。
不过,我是主张本书出於南岳的真撰,但却未必是由南岳亲笔写成,已如前述,是属於口述的论书,故与他亲笔所写的东西,在文字上也有出入。我们知道,天台智者,固有其亲撰的作品,他的主要的天台三大部,却是由他口述而为 其弟子灌顶写成的,故我相信,《大乘止观》不是南岳亲撰,只是由其口述口传,到他的弟子,甚或是再传弟子之时,始被写成。因在慧思禅师的三种传记之中,均说到「口授」的事:
1.《续高僧传》卷一七:「凡所着作,口授成章,无所删改。」(注二四)
2.《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凡有着述,皆口授,无所删改。」(注二五)
3.《佛祖统纪》卷六:「所着述,多口授,门人笔成章句。」(注二六)
因此,除了南岳本人的思想有前后期之分,在他弟子笔录的文字方面,也可因了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纵为一人笔录,也可能有青年时代与晚年时代的不同 (注二七)。《续高僧传》与《景德传灯录》,均谓「无所删改」,谅系指的文章义理,一如佛陀说法,也是口授成章,后经弟子结集,便成经典。又如孔子的《论语》,亦系口授成章,而为门人记录成篇者。如要说成记录后的文字与口授时的口语之间,一字不易者,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仅作论断,尚无法也不必作为本书真伪的最后定论。
注解:
注 一、布施浩岳博士的《南岳大师 天台学》所引者,《宗教研究》新三卷五号(大正十五 年九月一日)。
注 二、《佛教学杂志》一卷一号(大正九年)。
注 三、《四明馀霞》第二六二号六-七页(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注 四、《佛教学杂志》一卷一号三页。
注 五、《大正》四六.六四一页下,有这样的一段小字注明:「行者若欲修之,当於下止观体状文中学,若有所疑不决,然后遍读当有断疑之处也。又此所明悉依经论,其中多有经文论偈,不得不净御之,恐招无敬之罪。」此段文字,以我看来,的确不像中国人所为,更非南岳所说,乃系日本学人在寂照入宋之前,为了尊崇起见而作的按语。
注 六、《佛教学杂志》一卷一号四页。
注 七、《佛书解说大辞典》七卷三零四页。
注 八、《宗教研究》新三卷五号。
注 九、同右。
注一零、《大正》四六.七零零页下。
注一一、《续高僧传》卷二五「法冲传」。《大正》五零.六六六页下。
注一二、参同本章第一节注三二。
注一三、释圣严的《印度佛教史》第九章第一节。
注一四、《十住 婆沙论》卷五〈易行品〉。《大正》二六.四零页下-四五页上。
注一五、释圣严的《印度佛教史》第十章第二节。
注一六、释圣严的《西藏佛教史》第二章第一节。
注一七、《佛教研究》六卷四号六九-七零页(昭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七四页中。
注一九、参看本章第二节二目一项 条。
注二零、《大正》五五.一一三四页中。
注二一、参同本章第二节注五五。
注二二、《大正》七零.二八零页中。
注二三、《大正》五零.五七二页上-中、五七四页中。
注二四、《大正》五零.五六四页上。
注二五、《大正》五一.四三一页下。
注二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页下。
注二七、《四明馀霞》二六二号九页。
《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 第三节 本书真伪问题之研究》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