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会有一席之地。因此，毋须勉强自己非学什么不可，顺势而为，随缘而做。我相信，即使再怎么不聪明的人，只要肯用心下工夫，一定会有成果。
行有余力，再培养一些健康的嗜好，以供消遣、娱乐，调剂生活。同时也早一些准备人生修养及健康的宗教信仰，因兴趣、嗜好、信仰而认识许多的朋友，自然会扩大生活圈、拓展自己的眼界、吸收不同的经验，这些都是生命的资源。
一般都认为只有在与人互动的时候才会发生「品德」的问题。不过，古人云：「君子慎独」，其实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会显现个人品德的特质。如果尽是胡思乱想，看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例如，不健康的书刊或电子媒体等；不要以为没人知道，没有关系。事实上，这种行为会形成惯性，内化且毒化成「异味」的气质；如果自己被毒化了，与人交往时，也会影响别人，这样一来，品德就有问题。
所以，从小要了解习性作用之大，不要掉以轻心，需时时提醒自己，做任何事都要同时为自己及他人负责。因为负责任的人，会懂得关怀他人；这种人愈老愈有人缘，因为这是珍贵的人格资产，只会愈累积愈多，而且别人无法夺走。相反的，自私的人，别人会远离你；自私而又有权，别人离你更远。这种人一旦失势，难过、沮丧、失落是可以想象的。
问：法师刚刚指出了年轻朋友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但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十五到二十四岁这一代的青年人中有一些现象，令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非常关切，例如自杀的问题。根据卫生署统计，这一代青年的死亡原因中，依序是意外事故伤害、恶性肿瘤、自杀和他杀，可以说在这么年轻就过世的人，许多是「死于非命」，而且比例呈现缓慢升高的现象。
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研究心得。论点之一指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刚刚脱离儿童期，自认为已是无所不能的大人，所以容易做些冒险度高的行为(喝酒、飚车以致自残)，以证明自己已成长。但是面对未来，他们却又有点抓不住的感觉，所以飘浮其间，有时很乐观，有时又颇感忧郁，若加上环境的刺激，也许就容易自伤或伤人。
法师对于这个现象的看法如何？宗教界如何看待自杀？
生命的原点
答：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年轻的孩子到了走上绝路的地步，或成为别人眼里的问题人物，事实上反映出家庭、学校、社会的问题多一点，青年人自己的问题还不算大。
现代父母，能让孩子觉得他们的意见可取的并不多。在思想上，年轻人并不太受父母影响，这多半是因为父母不跟孩子做朋友，因此上一代难以进入下一代的生活及内心世界，才会觉得「孩子怎么变成这样」，无法理解年轻人的言行。在这种情形下，父母察觉不出孩子潜在的问题。等状况浮现之后，常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这是个大问题。
年轻人好奇、学习力旺盛，这同时意味着他们的模仿力也强，他们习惯三五成群，互相感染。所以，社会风气对他们影响很大，譬如跟着流行穿短裤、紧身裤，不可不考虑这对健康是好是坏；见大家都买名牌，自己也想要，没想想自己是否买得起。
更重要的是在学校教育体制内，多半着重知识、技术的传授，至于人格教育，好象就交给训导处。但是，训导人员天天耳提面命，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并且定出条条规矩，错了就罚，对了就赏。光这样对学子的人格养成是不够的。
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老师的身教、潜移默化的熏陶；老师如果不懂得用尊重的态度、方法对待学生，而说一些讥讽轻蔑的话等等，这不但不能让犯错的学生心服，对其他人也不是好的示范。相对的，教育体系也应该多着力改善教学环境，给老师更多资源；如果一个老师要照顾三、四十个学生，他就只能注意那些已经出了问题的学生，而无力顾及那些潜在的状况。
从我的立场来看，我遗憾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将宗教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是很现实的，不太想过去世，对于未来也只想长生，活久一点，其本质是反宗教的；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如此。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让宗教进入校园是令人忧心的事，应该让孩子自己摸索宗教信仰；家长也这样想，纵然父母自己有宗教信仰，却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宗教。
这不是很矛盾吗？家庭学校都不教导，各宗教正确的教义和精神，如此又怎么能期待年轻人有宗教的知识去判断、选择呢？他们只能跟随大众的流行风气。
而台湾民间的宗教多半止于信仰层面，许多为非理性的，甚至是迷信的，所以灵异之风、求神问卜才蔚为风潮。
教育当局目前正在推动生命教育，希望教导学生爱惜生命；我认为生命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说明生命如何由胚胎形成，死亡是必然，从生到死的人生过程中，必须如何安身立命。如果其中缺乏宗教教育，生命便是没有源头也没有未来，无法使人将生命落实在无限的时空中。
问：什么是宗教教育所提供，而正规教育缺乏的？
答：宗教讲出生之前源头，所以生命有了根；宗教也讲死之后的未来，所以生命有了归宿。有了根，就会对自己的命运有安定感；相信有未来，就会对自己的现在负责，当然就有无限前程的希望。缺乏宗教的引导，生命犹如失根的兰花，无处着力。人生中只讲道德，做起事来不免困难重重，因为许多是非善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分明的，常常对不负责任的人莫可奈何。有些做恶的人只要不被抓到就心存侥幸，也许会遭人谩骂，却也无可奈何他。碰到这种人，就得靠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了。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仅怕人家骂，而且懂得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一如海中行舟，明白自己启航的来处，知道自己前程靠岸的去处，而且不只是这一生而已。
许多宗教都指出，生命的去处，最终就是回到初始的发源处。基督教说，神造世人，人最后要回到神的处所。而佛教主张，佛性本具，人之所以不知，是因为受无明烦恼蒙蔽。所以我们在品德的路上不断自我成长，福慧双修；最后，清明的本性自然浮现，与佛不二。所以是生生世世满怀希望，走回生命的原点。
如果对生命没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念，即使成年人在重重生活压力的波折下，都难免感到茫然无助，更何况是生命活力无处宣泄的少年人。茫然无助再加上冲动，导致他们遭遇情感、人际关系或是升学等的压力、挫折时，就有了「死给你看」的冲动。
据我了解，西方现在有一些机构正在研究有宗教信仰与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哪一种比较有安全感。我猜想应该是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所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比较有安全感。自杀的问题相同，有宗教信仰的青年，在面对晦涩的人生际遇时，他会好好思考这个关键点，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自杀。犹太、基督、天主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只有上帝可以收回人的生命，人不可自己结束生命；而佛教则认为，自杀与杀人都是杀生，所以也反对自杀。
中年人需有逆风毅力
问：青年之后，步入中年，法师觉得这一时期的人生，应该注意什么？
答：就以我自己为例作说明吧！我少年出家，知道佛法的好处，就有振兴佛教的心愿。这个心愿到了中年之后，才得以逐步实现。
问：过程中，法师是否曾经与多数人一样，觉得梦想难以实现，或永远达不到。
答：是的，但我从未放弃。
那个时代，社会颇动乱，我见到许多人仿徨无依。二次大战结束后，社会渐渐安定，可是我一样看到许多人活得不快乐，我想这是观念问题。佛法可以导正偏差的观念，所以我一直吸收、咀嚼佛法，也不断尝试把自己知道的佛法告诉别人。
这当然要凭借传播媒体的力量，我二十岁就写文章，但影响力很小；到了二十五、六岁，几乎觉得没机会了。直到三十岁从军中退伍再度出家，开始编佛教杂志《人生》，接着到高雄美浓山中闭关，在没有电话、电视，甚至没有电灯的寺中禅坐，内省心性，察照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坚定了信愿。同时，书也一本本写成。
那时候我已将近四十岁，海内外邀稿渐多，我的愿望也慢慢实现，但还是很慢。例如我三十五岁时(一九六五年)就完成《正信的佛教》一书，第一刷只印一千本；十年后，我从日本留学回来，那一千本还没卖完。
当我的师父东初老人圆寂，我再从美国返国承接老人的遗志，弘扬佛法之后，《正信的佛教》就一版一版地印，流通于台、新、越、香港、大陆，现在出版量已有两百多万本；而且也慢慢有人真的照我发表的「理念」去行事。依此可见，中壮年的年限很长，从三十到六十五岁，这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更应当不中断地学习，还要努力充实自己，逐渐发挥影响力。
在此时期，我离开较单纯的学院环境，进入社会之后，因为因缘具备，很多事情聚集而来。其中有逆缘，有顺缘。重要的是，我绝不因逆缘而放弃。
中年时，我也饱受打击，俗话说：树大招风，当知名度高了，随之而来的非议责难也愈多。过去，我曾为了佛教正信之辨，与基督徒发生过笔战，那其实是小事，我很感激他们，让我有机会厘清外界对佛教普遍存在的误解。但当批评我的声音来自教内时，冲击更大。当时，我很少有真正的朋友。因为当年我的言论很激烈(关于如何振兴佛教的方法)，很多人都觉得受到我的「辱骂」，连我的师父都有这种想法。虽然我自认为是对事不对人，但是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因为事里有人，人在事中，无法二分的。
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赴日留学也曾遭受反对，一因我人缘不好，二因有些人推想，我赴东瀛之后必定还俗。
在压力下我没有放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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