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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与人通▪P11

  ..续本文上一页后有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本文曾数度批评佛教以外的其他思想,但是并不表示笔者对于那些思想的敌视或攻击,虽然他们不承认佛教高过他们,佛教却永远范围着他们,正像《西游记》上的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他自己以为了不起,但却仍在如来佛的掌心里。如要敌视或攻击自己范围以内的事物,岂不笑话!比如主张「薪尽火传」,主张牺牲小我而完成大我,都是一种贡献或施舍的精神,也是一种为自性放光的工作,即使他们不信生死轮回,而找不到解脱生死的直线大道,但其现前的牺牲贡献,还是值得景仰和赞叹的,中国人也向有容忍的美德,故对一切善良的思想,都能以「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态度来看待。如果依照笔者本文的看法︰人性的圆成是总体多面的发展,那么只要光芒向外的,就比光芒内缩的好。故以我们初机学佛而如笔者的人去看世出世间的圣贤豪杰,都不能不有所感佩和惭愧!

  

  第二,佛教讲顿渐二教与大乘小乘,若以本文看来,似乎是不适合顿教也不宜于小乘的,因为本文主张日积月累,生生世世的渐渐扩大与慢慢升华,没有说到一悟就悟的道理;同时小乘教义,可以不度众生而先度自己,不用广结善缘,便可冲破生死界限。但以笔者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所谓顿悟,乃是最后一念的点破或最后一缘的成熟,比如通常所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火烧曹操的赤壁战船,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了,孔明替他借来「东风」,只是最后一缘的成熟;次如「千里姻缘一线牵」,一对夫妇的配偶,早就有了所谓「宿世因缘」,现在这「一线」的凑合,也是最后一缘的助成,再如一个孵了二十来天的鸡蛋,如因小鸡无力挣开蛋壳,经母鸡轻轻用嘴一啄,小鸡便会脱然而生,并且生气盎然,但这母鸡的一啄,也是最后一缘的助成。同样的,我们学佛,因为往昔生中的根机深厚,所以生到现世,只要偶受一个禅门所说的机锋,便可一念点破,而顿超悟入凡上的圣域。那么所谓顿悟,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正因为佛是人成的,佛陀又说人身难得,众生成佛虽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我们既生为人,就不能小看了自己,说不定我们已到了这一时间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乃至已经到了「只欠东风」的最后一念,由此可知,我们只要精勤努力,随时随地都有一念点破,顿超直入的可能了。再说小乘的圣者,他们到了三果「阿那含」的境界,便不会再受生死的束缚了,他们既然不度众生,怎么也会超出三界?这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小乘圣者,也是人成的,他们之所以能得人身,必有他们的来历,他们以人生学佛证果,更必有其不平凡的来历,所以我们不能因其修学小乘而说他们在过去生中不曾结缘放光,也不能断定他们的光圈不能超出三界之外。同时,小乘圣者的超出三界,也不等于佛光普照的自性圆成,小乘成佛,仍须回小向大,而来大放光明。因此笔者以为,这与本文论点也没有不调和的地方。这样说法,究竟有没有错误或歪曲,笔者虽愿负其全责,唯因学力行持不足,挂漏未尽之处,当望多方教正。(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新店病中,刊于《人生》杂志一○卷六期)

  

  

  

  从人生的痛苦到人性的升华

  

    痛苦的压力,迫使人们去思想,思想的结果,便是智慧的出现,智慧的功用,乃在引导人性的升华。

  

  一般不解佛法,也不能透视历史本质的人,往往误解佛法,曲解历史,认为佛法的出发点是苦,佛法的目的地是离苦;以苦来概括人生和人类历史,是悲观失意者的论调,要摆脱生死轮回的苦海,乃厌世逃遁者的宗旨!并且以为人类的生活之中,虽有痛苦的成分,但总不是绝对的主宰;人类的一部历史,虽有很多战乱灾荒的事实,但却不能否认我们的先祖,也曾有过若干阶段的升平景象。由此推论下去,他们便不得不说︰「佛法只知有苦不知有乐,在苦的观念的强调之下,无异是否定了人类生存的真实趣味,和历史演化的究竟价值。」这样看起来,他们接着要说的便是︰「佛教虽有其诱导人心向善的功能,奈何其不是终极圆满的真理!」

  

  笔者为了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愿就个人的知见,探索历史,观察事实,做一番综合的演绎,以俾对于苦的问题,重来一次估计。

  

  一、看看人类的历史

  

  中国的古人尝说︰「忧以启圣,乐以亡身。」每当人们的生活濒于绝境,或者生存的希望有了阻碍,所谓「急中生智」,乃是自然的现象;相反地,人们一旦居身于声色奢华之中,便难保不是腐化或堕落的开始,最后的结局,也很难不是乐极生悲的写照。由此证明,人生苦乐的演变,如果没有一种宗教(或哲学)思想的主宰,永远是在由苦到乐,由乐到苦,再由苦到乐,正反反正,循环不已,可惜我们的生命很短,往往在乐的终了,便是生命的结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我们人类的历史,为时并不久远,但它所有的记载,已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历史是人类智慧的说明,更是人类苦痛的结晶。有人说,人类的祖先发明了击破石片,拿来当作武器或器具的伟大智慧,并不亚于二十世纪科学家的击破原子核。这是说明人类的智慧是累积演进的,并不是突然跃进的。但是试问:人类那里来的智慧,而且又将这些智慧堆积起来,造成了时代的文明与社会的文化呢?很简单,那是由于连续不断的痛苦,压迫着人类的生活,刺激着人类的心灵。每当遭遇了困难或痛苦,便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希望从回忆中能够找到类似情形的经验,以便解决面临的危急。如将回忆的过程拉长,经验的范围扩大,那就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寻求。所以政治家要从中外今古的政治史中找得现实的答案;军事家往往要研究兵法参考战例,然后才能以果断的决心拟就战斗序列;艺术家要从古人的作品中吸吮风格,品味神韵,再来发挥自己的创作;至于农业、矿务、航海、天文以及医药等等,无不要仰求于历史的陈迹,作为实用的参考。万一没有历史的先例作为处理的依据,那么就要运用我们自己的思想了,再将我们自己从思想中所发现的经验传流下去,便又成了后人的历史价值。因此,我要肯定地说︰痛苦刺激思想,思想发挥经验,经验留下历史。

  

  且看历史的事实︰古代的希腊,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不能产生一个统一完整的政治系统,只有部落式的山城村落,或巿府城邦,每一个小的政治单位,随时都准备着向外发展,扩充自己的地盘(如雅典与斯巴达)。当然,要想扩充,就不能避免战争,要战争,就不能没有战争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奠定了西方世界向外扩充领土的野心。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也是痛苦的,虽然战争的洗礼(苏格拉底曾经从军作战)也能孕育出古希腊哲学家,可是他们的民族性,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家,故到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出现,还是着重于巿府政治的研讨。再说到基督教的出现,尽管耶稣是个标榜原始罪恶与强调原始罪恶的人,但他不能否认,他之所以要反对犹太教,是为了犹太教的狭窄与残忍、虚伪与自私,故他极力提倡博爱,即使耶稣并没有完全摆脱犹太教义《旧约圣经》的桎梏,但他却有着这样的努力;其次耶稣之要宣扬他所谓「神爱世人」的「福音」,乃是为了当时的政府以及当时人的嗜杀好斗,人命没有保障,人权毫无尊严,如中国人所传:「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要臣活,臣不得不活。」很像今日铁幕中的人民,失却了生与死的自由,没有理由不问理由的暴政,在在促成耶稣的悲心,这种悲心,不但培养了他在「髑髅地」殉道的精神,同时也博得了后世人们的同情。直到经过一千三百多年,又因为基督教会变成了罗马政府的褓母,教会的势力占据了整个欧洲大陆,教会内部腐败,教会对外黑暗,形成了专制暴虐,人民没有了思想与行为的自由,因此便有「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锋,义大利人伯腊克(西元一三○四─一三七四年)的出现。接着来的便是新教改革运动的开始,有一位名叫威克里夫(JohnWyclif西元一三二○─一三八四年)的英国神父,曾以公开的言行,来攻击若干天主教的教义与实施方法。跟着进行的人,便是闻名后世的日耳曼人──马丁路德(MartinLuther西元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及法兰西人──约翰喀尔文(JohneCalvin西元一五○九─一五六四年),自从接二连三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时代思潮之后,西方人的政治意识(平等自由),也就连带着活跃起来了,例如孟德斯鸠(Montesguieu西元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的学说对于英国政治及美国联邦政治的影响,伏尔泰(Voltaire西元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及卢骚(Rousseau西元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的思想,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由于宗教政治的过度压迫人民,过度没收人民的自由,才会引起各种思想的革命──科学,以及人文主义的抬头。这些种种的事实,无不说明了痛苦的刺激,促成了智慧的果实。不过笔者愿在这里附带说明,今日共产主义之影响着整个的世界,正因为西方文化的矫枉过正︰在文艺复兴之后,证实了宗教(基督)的教义与科学的事实脱了节,由于科学的方式,扬弃了宗教的精神,这期间便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之能产生的温床。

  

  我们再将视线拉回东方来看。先说印度,印度与中国,并为东方世界的文明古国,不过印度也跟西方民族一样,他们先民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活动,多半是以宗教的信仰,作为发展的重心,这和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同点。比如约在西元前六世纪之际,因为印度社会中,以祭师为主的婆罗门教,僧侣腐败堕落,阶级等差不平,人民没有自由的权利,失去了对婆罗门的宗教信仰,才有摩诃毗卢(Mahavira)起来树立耆那教,又有释迦牟尼(Sa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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