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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般的所谓凡夫,总是不甘寂寞的,总是想尽方法,要使自己比他人好,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与上面,要使自己让他人看到,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为好为高。所以一般的政客,口头上喊着为民服务,事实上却在踏着人民的背脊,登上自我高大的宝座,政客之所以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端在他们的不甘寂寞,他们是为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政治家之所以能够万民爱戴,留芳千古,原因是在他们的动机为救国家为救人民,能置个人的成败毁誉乃至生死于度外,他们为了达到自救救人的目的,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对,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对之下,他们仍能我行我素。所以历史上的孔孟诸子,他们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计画,但他们却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全部实施的,甚至永远未能付诸实施的,可是,他们那种独立特行、独往独来而甘于寂寞的精神,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实在值得吾人深心向往。
吾人在寂寞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无聊,这是因为没有寂寞的习惯,未能将寂寞的境遇,看作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喜欢往热闹的场所跑,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可以共同玩乐的朋友。但是人从热闹的场合中走回家里时,或当朋友们各自分散时,却会感到加倍的寂寞,好象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孤孤零零,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像一个无依的幽灵,像一只失群的小鸟。于是产生反常的心理︰越感寂寞之恼人,越向热闹的场合里钻,越钻越感寂寞,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最后,心灵混沌了,肉体麻痹了,精神堕落了,整个的人生,也就毁灭了!
当然,凡是尚有一些自制能力的人,那是不会一直走下去的。普通的人,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看书,写写字,听听音乐,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但是,假如我像鲁滨逊一样,生活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那里没有文明,没有文化,也没有任何的书籍,那时候,我是自杀呢?还是继续活下去?如果我是一个圣者,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环境了,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要单独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耶稣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独住四十昼夜,他们何尝是从书本中找智慧呢?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中国儒家的主张。书本之中,固可找到知识,真正的智慧,则非书本之中可以找到。所以佛教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主张直下悟入,明心见性。中国儒家,虽有悟的境界,但在宋明之前,殊少直接点出悟之重要者,到了宋明之后,因受禅宗的影响而标明了悟的观念,阳明的龙场悟道,便是一例。虽然佛教的悟道与儒家的悟道,在层次与成色上有其差别,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样的。如何才能悟道?首要在于知止,以不变而应万变,心不变动就是定境,心如止水,自可内外明澈,而能自悟悟他了。唯此知止不变的工夫,若非甘于寂寞的人,那是用不上力的。
人之自高自大者,正因他是无知;人之能够敬上而谦下者,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无知;人之无知而能自知为无知者,他已不是等闲的人物了。所以苏格拉底自谓他之过于人者,只是自知其无知而已!但要发觉自己的无知者,非要有寂寞的经验不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不能自知其无知的,一个不能领会寂寞的人(像无有思想可用的动物一样),更是无法自知其无知的。故如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警觉心,在一般人来说,那是谈不上的。
可是,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找一个寂寞的机会,或在深夜的床上,或在傍晚的天井里,或到空旷的原野,或到汪洋的海边,或坐林间的树下,或宿深山的梵剎,先让自己寂寞下来,然后再向自己发问︰
我是什么?我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我认识自己吗?认识些什么?认识了多少?
我为何生在天地之间,如何生在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如何使我生存?
我对我的周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么?
我是人?人应如何?我已如何?
我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痛苦何处来,快乐何处去?自知有苦乐,也能知道他人有苦乐吗?
我生于天地之间,对天地之间的一切万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么?
像这些问题,任便举出一个,必将无以回答,即使勉强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数,必也少得可怜!即使是集古来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数千年研究的大成,也只说出了一点一滴、片鳞半爪而已。释迦世尊,虽称正遍知觉,但其所觉的形上境界,乃是唯证乃知的,乃是不假言说的,我们凡夫,自也无法从佛教的经论之中找到本末究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终始,仍须吾人从寂寞之中去开悟出来。
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寂寞中来的,也唯有从寂寞中来的人,更能值得人们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学家中,斯宾诺莎甘于磨镜的寂寞,尼采甘于病痛的寂寞,其余如霍布士、笛卡儿、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等,皆甘于独身的寂寞。中国自颜回以下,贤哲之中,甘于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纵使学优而仕,身居显要,但他们总是耿介质直,不阿不求,从政是为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学以致用的表现。唯于伟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远较及身闻达之流,更能使人崇敬与向往,却是一个事实。这在宗教的行谊之中,尤其明显,一个高僧,只要能有彻底放下的决心,他们对于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饴,世人视之为枯槁,他们住之如春风。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特别是一个佛教的僧人,他们虽以出世为宗旨,却以入世为手段,他们的彻底放下,为的是要绝对的承当,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无法担起自救救人救众生的重任在后。即使一个高僧,未尝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尽一切众生,但却愿于生生世世,尽未来际,直到度尽众生为止,正因有其弘愿之所在,他们虽然枯坐于水边林下,亦同于心包太虚而与一切众生谈天说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师,他于出家之后,总是隐藏,总是甘于过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无多,化众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悯恳切之词,必能语语感人,故到目前为止,不论僧俗,凡是知之者,谈起弘一大师,总会肃然起敬,这就是受他那种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种卓拔的人格,却是从寂寞的生活中,贞凝而成的。
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寂寞的问题。人在单独的时候,会觉得寂寞,有了一个朋友交谈,便不寂寞了;一个甘心与寂寞为友的人,却将一切寂寞中的人当作自己的朋友,他将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为之发掘问题,并为想出解除问题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顿。因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于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痴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关心的朋友。那么试问: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为朋友的人,他会感到寂寞吗?当然是不会的。
若想甘于寂寞,确非轻易之举,如果以甘于寂寞作为来日的晋升之资,期以十年寒窗,换取来日的衣锦荣贵,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于寂寞,而是做的投资生意。离俗而处者,固为甘于寂寞的人,一个真能甘于寂寞的人,却并不一定要离群独居,像美国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会考虑到自己的问题,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了解一切人,并愿为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承担问题而解除问题,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都把他当作敌人来攻击,他也必能在所不计,人皆以他为敌人,他却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怀来爱之护之。所以佛教主张学佛者,应先空去一个我的观念,然后才能进入佛法的圣阶,因为人欲皆由我的观念而来,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于寂寞。
寂寞是可贵的,愿将此一短文,献给正在寂寞中的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于美浓,刊于香港《人生》杂志二九○期)
苍凉的人生
我人来此世间之时的最初之际,只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未带半分财产,也没有半个同来的朋友,即使有双生的姊妺兄弟,可能也是出生之后的偶然相遇;即使曾是相约投胎的,但在改头换面地重新做人之后,也难忆及过去。
出生之后,如果父母并不欢迎婴儿的光临,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便很少,但天下父母,只要身心健康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道理。因为父母之爱护儿女而予以抚养成人,也正是为要填补他们的苍凉之感。
人于初生落地之后,总以为父母是最可靠的人,故其每遇困难痛苦或恐惧之时,便会想起父母,呼唤父母,以期父母来为之解救保护,除了父母之外,一切的事物都以为是靠不住的,除了父母之外,自己也是绝对苍凉的。
年事稍长,知识稍增,思想稍微有了自觉自察的能力时,又觉得父母虽然爱护我,但并未真正地了解我,我的兴趣,我的向往,我的祈求,父母并不能全部知道,全部给予最大的同情和扶助;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即使全心全力的爱护我,但是父母不能不死,并且绝对多数的父母,都是先儿女而去世。于是,当我察觉父母与我时代与身心之间的距离时,我又感到孤独的苍凉了;当我想起父母会先我而去,或者已经先我而去时,我更感到孤独的苍凉了!
但是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即使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叫作人生的苍凉,但此人生的苍凉境界,不因为我不知道,而就不来找我(其实是我去找它)。成年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要求,除非我去出家,而将自己的生命,接通另一条超然于物质之外的源流,否则我的此一强烈的要求,必盼求其实现,以慰此一苍凉的人生。此一强烈的要求便是男女之间的相互求偶,男女的结合,属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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