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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般的所謂凡夫,總是不甘寂寞的,總是想盡方法,要使自己比他人好,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與上面,要使自己讓他人看到,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爲好爲高。所以一般的政客,口頭上喊著爲民服務,事實上卻在踏著人民的背脊,登上自我高大的寶座,政客之所以不能成爲偉大的政治家,端在他們的不甘寂寞,他們是爲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政治家之所以能夠萬民愛戴,留芳千古,原因是在他們的動機爲救國家爲救人民,能置個人的成敗毀譽乃至生死于度外,他們爲了達到自救救人的目的,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對,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對之下,他們仍能我行我素。所以曆史上的孔孟諸子,他們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計畫,但他們卻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全部實施的,甚至永遠未能付諸實施的,可是,他們那種獨立特行、獨往獨來而甘于寂寞的精神,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實在值得吾人深心向往。
吾人在寂寞的時候,不能不感到無聊,這是因爲沒有寂寞的習慣,未能將寂寞的境遇,看作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喜歡往熱鬧的場所跑,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可以共同玩樂的朋友。但是人從熱鬧的場合中走回家裏時,或當朋友們各自分散時,卻會感到加倍的寂寞,好象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孤孤零零,淒淒切切,冷冷清清,像一個無依的幽靈,像一只失群的小鳥。于是産生反常的心理︰越感寂寞之惱人,越向熱鬧的場合裏鑽,越鑽越感寂寞,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最後,心靈混沌了,肉體麻痹了,精神墮落了,整個的人生,也就毀滅了!
當然,凡是尚有一些自製能力的人,那是不會一直走下去的。普通的人,無聊的時候,可以看看書,寫寫字,聽聽音樂,時間也就打發過去了。但是,假如我像魯濱遜一樣,生活在一個無人的荒島上,那裏沒有文明,沒有文化,也沒有任何的書籍,那時候,我是自殺呢?還是繼續活下去?如果我是一個聖者,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環境了,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他要單獨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耶稣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獨住四十晝夜,他們何嘗是從書本中找智慧呢?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中國儒家的主張。書本之中,固可找到知識,真正的智慧,則非書本之中可以找到。所以佛教的禅宗,主張不立文字,主張直下悟入,明心見性。中國儒家,雖有悟的境界,但在宋明之前,殊少直接點出悟之重要者,到了宋明之後,因受禅宗的影響而標明了悟的觀念,陽明的龍場悟道,便是一例。雖然佛教的悟道與儒家的悟道,在層次與成色上有其差別,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樣的。如何才能悟道?首要在于知止,以不變而應萬變,心不變動就是定境,心如止水,自可內外明澈,而能自悟悟他了。唯此知止不變的工夫,若非甘于寂寞的人,那是用不上力的。
人之自高自大者,正因他是無知;人之能夠敬上而謙下者,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無知;人之無知而能自知爲無知者,他已不是等閑的人物了。所以蘇格拉底自謂他之過于人者,只是自知其無知而已!但要發覺自己的無知者,非要有寂寞的經驗不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不能自知其無知的,一個不能領會寂寞的人(像無有思想可用的動物一樣),更是無法自知其無知的。故如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警覺心,在一般人來說,那是談不上的。
可是,我們不妨從現在開始,找一個寂寞的機會,或在深夜的床上,或在傍晚的天井裏,或到空曠的原野,或到汪洋的海邊,或坐林間的樹下,或宿深山的梵剎,先讓自己寂寞下來,然後再向自己發問︰
我是什麼?我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我認識自己嗎?認識些什麼?認識了多少?
我爲何生在天地之間,如何生在天地之間,天地之間如何使我生存?
我對我的周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麼?
我是人?人應如何?我已如何?
我覺得人生是痛苦的還是快樂的?痛苦何處來,快樂何處去?自知有苦樂,也能知道他人有苦樂嗎?
我生于天地之間,對天地之間的一切萬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麼?
像這些問題,任便舉出一個,必將無以回答,即使勉強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數,必也少得可憐!即使是集古來的大宗教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數千年研究的大成,也只說出了一點一滴、片鱗半爪而已。釋迦世尊,雖稱正遍知覺,但其所覺的形上境界,乃是唯證乃知的,乃是不假言說的,我們凡夫,自也無法從佛教的經論之中找到本末究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終始,仍須吾人從寂寞之中去開悟出來。
偉大的人物,都是從寂寞中來的,也唯有從寂寞中來的人,更能值得人們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學家中,斯賓諾莎甘于磨鏡的寂寞,尼采甘于病痛的寂寞,其余如霍布士、笛卡兒、洛克、萊布尼茲、休谟、康德、叔本華等,皆甘于獨身的寂寞。中國自顔回以下,賢哲之中,甘于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縱使學優而仕,身居顯要,但他們總是耿介質直,不阿不求,從政是爲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學以致用的表現。唯于偉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遠較及身聞達之流,更能使人崇敬與向往,卻是一個事實。這在宗教的行誼之中,尤其明顯,一個高僧,只要能有徹底放下的決心,他們對于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饴,世人視之爲枯槁,他們住之如春風。因爲一個真正的宗教家,特別是一個佛教的僧人,他們雖以出世爲宗旨,卻以入世爲手段,他們的徹底放下,爲的是要絕對的承當,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無法擔起自救救人救衆生的重任在後。即使一個高僧,未嘗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盡一切衆生,但卻願于生生世世,盡未來際,直到度盡衆生爲止,正因有其弘願之所在,他們雖然枯坐于水邊林下,亦同于心包太虛而與一切衆生談天說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師,他于出家之後,總是隱藏,總是甘于過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無多,化衆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憫懇切之詞,必能語語感人,故到目前爲止,不論僧俗,凡是知之者,談起弘一大師,總會肅然起敬,這就是受他那種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種卓拔的人格,卻是從寂寞的生活中,貞凝而成的。
一個甘于寂寞的人,根本不會想到寂寞的問題。人在單獨的時候,會覺得寂寞,有了一個朋友交談,便不寂寞了;一個甘心與寂寞爲友的人,卻將一切寂寞中的人當作自己的朋友,他將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爲之發掘問題,並爲想出解除問題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頓。因爲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于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癡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關心的朋友。那麼試問: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衆生爲朋友的人,他會感到寂寞嗎?當然是不會的。
若想甘于寂寞,確非輕易之舉,如果以甘于寂寞作爲來日的晉升之資,期以十年寒窗,換取來日的衣錦榮貴,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于寂寞,而是做的投資生意。離俗而處者,固爲甘于寂寞的人,一個真能甘于寂寞的人,卻並不一定要離群獨居,像美國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會考慮到自己的問題,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了解一切人,並願爲一切人乃至一切衆生承擔問題而解除問題,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衆生都把他當作敵人來攻擊,他也必能在所不計,人皆以他爲敵人,他卻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懷來愛之護之。所以佛教主張學佛者,應先空去一個我的觀念,然後才能進入佛法的聖階,因爲人欲皆由我的觀念而來,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于寂寞。
寂寞是可貴的,願將此一短文,獻給正在寂寞中的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于美濃,刊于香港《人生》雜志二九○期)
蒼涼的人生
我人來此世間之時的最初之際,只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未帶半分財産,也沒有半個同來的朋友,即使有雙生的姊妺兄弟,可能也是出生之後的偶然相遇;即使曾是相約投胎的,但在改頭換面地重新做人之後,也難憶及過去。
出生之後,如果父母並不歡迎嬰兒的光臨,繼續生存的可能性便很少,但天下父母,只要身心健康的,沒有不愛護兒女的道理。因爲父母之愛護兒女而予以撫養成人,也正是爲要填補他們的蒼涼之感。
人于初生落地之後,總以爲父母是最可靠的人,故其每遇困難痛苦或恐懼之時,便會想起父母,呼喚父母,以期父母來爲之解救保護,除了父母之外,一切的事物都以爲是靠不住的,除了父母之外,自己也是絕對蒼涼的。
年事稍長,知識稍增,思想稍微有了自覺自察的能力時,又覺得父母雖然愛護我,但並未真正地了解我,我的興趣,我的向往,我的祈求,父母並不能全部知道,全部給予最大的同情和扶助;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父母即使全心全力的愛護我,但是父母不能不死,並且絕對多數的父母,都是先兒女而去世。于是,當我察覺父母與我時代與身心之間的距離時,我又感到孤獨的蒼涼了;當我想起父母會先我而去,或者已經先我而去時,我更感到孤獨的蒼涼了!
但是人總是不甘寂寞的。即使自己並不知道什麼叫作人生的蒼涼,但此人生的蒼涼境界,不因爲我不知道,而就不來找我(其實是我去找它)。成年之後,我有一個強烈的要求,除非我去出家,而將自己的生命,接通另一條超然于物質之外的源流,否則我的此一強烈的要求,必盼求其實現,以慰此一蒼涼的人生。此一強烈的要求便是男女之間的相互求偶,男女的結合,屬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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