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自然的生活与生命的佛道，则庶几无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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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政治观(参政之道)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所以不能不关心众人的事，不能不关心政治。
一般人谈到政治，每每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然而实际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的人才没有参政的资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侣也要纳税、服兵役，尽国民应尽的义务，所谓出家并不意味着出国，何况佛教主张不仅要自度，还要度人。佛教与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
因此，历代以来佛教非但未曾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他们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并且将佛法的真理应用在治国安邦上，健全社会，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许多国王，如阿育王、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他们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政治，写下印度史上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历代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其中或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如：南阳慧忠、法藏贤首、清凉澄观、悟达知玄、玉林通琇、天台智顗等。或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明朝姚广孝本为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国祚贡献很大。
此外，自魏晋南北朝起，朝廷并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泰国、锡兰、尼泊尔则以「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为国教，而且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执政者要礼敬三宝，佛教备受尊重；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曾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补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并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贡献，历代均有记载，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
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的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中国共产党南区司令许世友曾为少林寺和尚等。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此外，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也是散见于诸多经典，例如佛陀在《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开示，执政者应当心常忧民，如母之忆子，不离于心；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告诉身为国王者：「于诸国邑所有众生，僮仆作使、辅臣僚佐，应以诸佛所说四摄而摄受之。」在《长阿含经》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记载：「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亦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者领理万民，无有枉滥；二者养育强士，随时禀与；三者念修本业，福德无绝；四者当信忠臣正直之谏，无受谗言，以伤正直；五者节育贪乐，心不放逸。在《金光明最胜王经》则说：「于亲非亲，平等视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现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护持，政治不要嫉妒佛教，也不要舍本逐末的只奖励慈善，应该多奖励从事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者。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因为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所谓「问政不干治」，这是佛教徒对政治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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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国际观(包容之道)
由于现代的科技发达，交通电讯便捷，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例如现代的电话、电脑网路、遥控、E-Mail，在在都把地球上的人联结得愈来愈紧密，致使廿一世纪已经成为「地球村」的时代，所有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不得不以「地球人」自诩！
在地球村里，虽然有许多的国家、许多的种族、许多的文化、许多的语言，但不会妨碍地球村的发展。例如，全世界的国家、城市、乡村，都有所谓「社区」的结构。在一个社区里，有许多的家庭，许多不同的姓氏、个性、年龄、性别、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但都不会妨碍社区的和谐。
从一个社区扩大到一个地球村，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人，都是先爱一个家，而后爱一个宗族，接着推及一个邻里、一个村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继而从同胞、人类，再到一切有情众生。愈是与自己亲近者，爱得愈深，愈是疏远的人，能付出的爱愈少，所以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并非人人都能容易做得到，因此也就有圣凡之分。
由于一般人的爱，都是有缘、有相的慈悲，尤其有亲疏、爱憎、人我的分别，因此就有比较、计较，继而有人我纷争。人间佛教的国际观，就是要打破人我的界线，要本着「同体共生」的认识，互相包容、尊重，彼此平等、融和，大家共荣、共有。
例如，在佛教里，讲到时间都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讲到空间都是此方、他方、十方无量世界；讲到人间，都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也是无量无数。所以，佛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完全泯除了时空的界线。
《阿弥陀经》里提到，众生「各以衣祴盛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彼此结缘，彼此赞美，就是充满了国际观。《弥勒菩萨上生经》、《弥勒菩萨下生经》中，弥勒菩萨不但与地球上的人类有来往，甚至天上天下，乃至到三界廿八天、十八层地狱里去度众生。佛教的常不轻菩萨不轻视任何一个众生，佛教里观世音菩萨游诸国土，救苦救难；佛教对弱势团体，对落后的小小国，尤其给予关怀。
佛教吃饭时，都是供养一切众生；获得一丝一缕，都要感谢十方大众的因缘。佛教提倡平等，佛陀视一切众生都如爱子罗睺罗；佛教更重视一切生权的维护，所以佛教自古以来不曾引发世界战争。
有人说，自古以来，能够走遍千山万水、行脚山河大地的，有军人、商旅、探险家，再者就是僧侣的云水行脚、寻师访道。
佛教里，一部中印交通史，万千的僧侣和佛教徒在西域丝路上彳亍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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