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出《增一阿含经》三十三卷。在此之前，鸠摩罗佛提(前秦译经家，西域人，晋武帝时来中国)已于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三八二)译出《四阿含暮抄经》二卷。
在此时期，史称「旧译」的译经大师三藏鸠摩罗什，他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四○一)，参与了汉文经典的翻译。他最初所译的是《仁王般若经》，继而翻译了《无量寿经》、《思益经》、《大品般若经》等。甚至由于鸠摩罗什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翻译了《大智度论》一百卷，对佛教的贡献尤其巨大。
鸠摩罗什是龟兹人(新疆疏勒)，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自幼聪敏，七岁从母入道，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誉满五天竺。后归故国，王奉为师。前秦苻坚闻其德，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迎师。途中，吕光闻苻坚败殁，遂于河西自立为王，罗什乃羁留凉州十余年。直至后秦姚兴攻破吕氏，罗什始得东至长安，时为东晋隆安五年(四○一)。姚兴礼为国师，居于长安逍遥园，与僧睿、僧肇等从事译经工作。
自后秦弘始五年(四○三)四月始，罗什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阿弥陀经》、《维摩经》、《十诵律》等经律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
罗什通达多种语言，所译的经论，靠僧肇等人的润饰，简洁晓畅，流通极广。一生致力弘通般若系的大乘经典，以及对龙树、提婆系之中观部论书的翻译。所译的经典，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道生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嘉祥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四论学派。此外，所译的《法华经》，肇启天台宗的端绪；《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阿弥陀经》及《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弥勒成佛经》促成了弥勒信仰的发展；《坐禅三昧经》的译出，带动了「菩萨禅」的流行；《梵网经》一出，中土依之而传大乘戒；《十诵律》则提供了研究律学的重要资料。因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包括了经律论，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三藏的译经法师，且为「八宗共祖」。
以上从西元六十八年，直到西元四○八年，此近四百年之中，译经的人物大都为西域或印度来华的佛教人士。但到了西元四一八年，中国的法显以六十八高龄到印度求法归来，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先后翻译了《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以及《大般泥洹经》六卷、《杂宝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随后有宝云(三七六－四四九)翻译了《新无量寿经》二卷和《佛所行赞》七卷，以及智严(三五○－－四二七)和宝云合译《广博严净经》四卷。
从西元四百年以后，一百廿年间翻译的重要经典，有佛陀什(五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所译的《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弥沙塞比丘戒本》、《弥沙羯磨》，昙无谶(三八五－四三三)的《优婆塞戒经》七卷，求那跋摩(三六七－四三一)的《杂阿毗昙心论》、《昙无德羯摩》、《优婆塞五戒略论》，求那跋陀罗(三九四－四六八)的《胜鬘经》，浮陀跋摩(西域人)、道泰(凉州人)合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昙觉(凉州人)、威德合译的《贤愚经》十三卷，法颖(四一六－四八二)的《十诵比丘尼戒本》，吉迦夜(北魏之译经僧，西域人)、昙曜(北魏僧，生卒年不详)的《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僧伽跋陀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人)的《善见律毗婆沙律》十八卷，求那毘地(？－五○二)的《百喻经》，菩提流支(北魏僧，北天竺人)的《深密解脱经》五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佛陀扇多(北魏译经僧，北天竺人)的《摄大乘论》二卷，阇那耶舍(北周译经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的《宝积经》三卷、《定意天子所问经》五卷等。
在以上这许多的人物以外，有一个与鸠摩罗什同为中国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三藏法师，他从西元五五○年，到梁陈年间，翻译了《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十七地论》、《如实论》、《三世分别论》、《中论》、《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弥勒下升经》、《无上依经》、《立世阿毗昙论》、《金刚般若经》、《俱舍论本颂》、《俱舍释论》、《广义法门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等，建立了「有宗」的经论依据，堪与鸠摩罗什所译之「空宗」的依据经典相媲美。
真谛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博通三藏，究明大乘妙理。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五四六)携经典抵中国南海，见重于南朝梁武帝。侯景之乱后，虽辗转流落各地，却仍译经不辍，所译经论近三百卷。尤其他生逢乱世，译经过程倍尝艰苦，几至于千生万死，饮食艰难，生命危殆，却仍致力于义理的阐明。他的学识之广博与译经之卓越，比之于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及后期的玄奘、不空、义净，同为我国译经史的泰斗，诚乃实至名归。
从佛教东传中国五百年间，经典的翻译对中华文化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例如，佛教输入，梵文也跟着而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应用，所以唐朝僧人守温制作了「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字母；今日国语注音符号，即增损此三十六个字母而成。
此外，梁启超先生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文学中亦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之先生则说：佛教的译经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见《胡适文存》)。甚至国学大师钱穆博士更明白指出：《六祖坛经》是复兴中华文化九种必读的经书之一(见钱穆博士在台北公开讲演)。
佛经的翻译，对文学乃至建筑、塑铸、雕刻、图画、音乐、印刷、戏剧等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除了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缔造译经盛世外，也有不少重要的佛教著述问世，例如公元四○四年慧远着《沙门不敬王者论》，同年道生作《百论序》，四二八年道生提倡《阐提成佛说》，四一○年僧肇着《不真空论》、《肇论》，三六四年道安编着《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与译经时代的译着，相互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译经最兴盛的时期，当然译经事业并未到此停止，随着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继有地婆诃罗译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义净与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善无畏与一行合译《大日经》，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如《金刚顶经》、《宿曜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以及唐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显扬圣教论》等。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的经典总计一千多卷，其与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再加义净等，成为五大译经家，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综观中国佛教发展二千年的历史，应以纪元元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五百年间是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加之后来历朝历代许多高僧大德的艰苦卓绝，孜孜矻矻于经典的翻译，才有后来的「八宗弘扬」时期。
甚至，因为有前面的古德取经、译经之基础，因此才有今日之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问世，例如：
《开宝藏》：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开雕，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
《契丹藏》：契丹兴宗时敕命在南京开雕。
《万寿藏》：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等人所募刻。
《毗卢藏》：宋徽宗政和二年，由本明、本悟、行崇、法超、帷冲、了一等人募刻开雕。
《碛砂藏》：南宋理宗时，由赵安国、法音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之私版大藏经。
《高丽藏》：朝鲜高丽王朝所开版。
《普宁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道安、如一等募刻。
《弘法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敕令于北平弘法寺开雕。
《武林藏》：明世宗嘉靖年间刻于浙江武林昭庆寺之大藏经。
《嘉兴藏》：由密藏道开等发愿，于万历末年在嘉禾楞严寺所刻之私版。
《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敕令于北京开雕。
《频伽藏》：清宣统三年上海频伽精舍用活字排印之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民国四十五年，为屈映光与赵恒惕等人筹组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所倡印。
《天海版》：日本江户宽永寺之开山天海发愿刻印。
《铁眼藏》：日本黄檗宗铁眼道光所开版之大藏经。
《卍字正续藏经》：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檗本。
《大正藏经》：日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成立之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
《佛光大藏经》：佛光山将经典各种版本重新予以考订、校正，并加新式标点、注解、题解，所编纂出的一部人人适用之现代佛教大藏经。
总之，观古惜今，追忆古德译经的辛苦，竹简心血，今人岂能不虔诚恭谨的阅藏读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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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佛教在东土的弘传，从秦汉到隋唐，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了，至此经典的翻译已经大致完备，各个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也已确立，因此先后开宗立派，形成中国大乘八宗齐头并进的佛教辉煌时期。
八宗依其成立先后，分别是：隋朝成立的「法华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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