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
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
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五、经忏香火时期(满清民国时期)
六、人间佛教时期(二十世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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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教发源于印度，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到了现在廿一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当十三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争」而同时遭受两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没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与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国外传播佛法(见《善见律毗婆沙》)。其中，南传佛教一直囿限于南亚诸小国，而北传佛教自从传到中国以后，由于汉魏东晋南北朝时代的译经，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响最为深远。进而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西方国家；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对全世界一直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关于佛教流传的阶段性时期，根据《中观论疏》记载，佛世时就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甚至《金刚经》也以佛陀入灭后第一个五百年，乃至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五个五百年，而有「后五百岁」之说。
民国太虚大师依据印度佛教发展的思想主流，分为三个时期：小行大隐时期(约西元前五世纪至西元前三世纪)、大主小从时期(约西元前二世纪至七世纪)、密主显从时期(约西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
其实，佛教自秦汉年间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个世纪以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间的流传与发展，亦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兹简略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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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来中国的呢？根据《三国志》说，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佛教就已传入了大夏(即今阿富汗、乌兹别克、塔吉克间)地区，随后便逐渐传来中国汉朝的首都洛阳。
但是，根据《后汉书》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六四)，因帝夜梦金人而派遣博士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法，以及在《历代三宝记》和《佛祖统记》中，又说佛教东传为永平十年。
关于说佛教是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来中国的时间之考证，此乃因为在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的大月氏(又作月支、月氐；其族属学者主张不一，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印度西提亚、氐羌等数说，习俗与匈奴相同)已经早就信奉佛教了。并且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在《浮屠经》提到了优婆塞、桑门、疏问、比丘、晨门等，这些都是佛弟子的称谓，可见佛教在大月氏国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其实，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北伐匈奴时，西域早已经有军队、商人、僧侣在传播佛教了。甚至根据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说，早在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当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位贤者，携带佛经来华，却被秦始皇所拒绝。不过实际上当时民间因为已经有人在中印之间往来，他们不断地把佛像、经书，经由西域逐渐的传来中国，只是并未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罢了。
如果照上述说法来看，佛教东传从个人零星开始(私传)，应该早在纪元前二百至三百年之间。但是，近来中国总是采信永平七年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由汉明帝发起，派遣使者请来佛陀的舍利供养，以及佛典《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流传，甚至迦叶摩腾(？－七三，中印度人)、竺法兰(中印度人)来华弘法，这时候佛法僧三宝已经具备(公传)；加之汉明帝敕建白马寺等史实，使得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传来中国之说，更加为人所肯定了。
由此观之，汉明帝之前就已经有民间的私传佛教了；到了汉明帝时，才正式成为国家公传的佛教。
当时，不但汉明帝助长了佛教公传的发展，主要的也因为有大臣、宫妃、民众等，参与佛法的信仰，甚至出家为僧；例如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虔信佛教，更是一大助缘。根据《后汉书》说，楚王英经常斋戒，参与法会，甚至以缣帛供养三宝，可见其对佛法之虔诚了。只是，如果照此说法，佛教东传的时间则已经是在西元六四年之后的事了。
尽管佛教东传的确切年代，异说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人嗜食胡椒、胡麻、胡桃、胡萝卜等植物；以及过去中国人一向称中国以外的西域人士为胡人，甚至编出《老子化胡经》，此中说明，该时期的一些佛教徒、商人，甚至僧侣在来往西域道中，早已把食物随着佛法逐渐传来中国了。
其实，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来中国的呢？也不一定是何年何月何日，总之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当时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传播佛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就是根据《三国志》，以及《西戎传》所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西元前二年。依此之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和永平七年之说，也不是相拒太远，只是端看传播的定准如何看法而已。
佛教东传中国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本佛经《四十二章经》。基本上，两位从印度来华的僧侣，哪能立刻就通晓汉文，此中必然有中国的学者名儒参与。
《四十二章经》的体例，我们对照后来所译的经典，可以看出它不同于某一种经典的体例，乃类似《论语》，是由片段的格言集结而成。但是尽管如此，在佛教初传时期，能有片爪鸿鳞的佛语法言，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除了《四十二章经》以外，在永平十一年，也就是西元六十八年到西元七十年，竺法兰又翻译了《佛本行经》、《十住断结经》，这是继《四十二章经》之后最早的佛经。
竺法兰是随迦叶摩腾于永平七年来到中国，经过四、五年对汉文的学习、酝酿，此时从他所翻译的《佛本行经》等经典中，可以看出他的汉学素养应该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
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之后，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西域之古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译经高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原为安息国的太子，放弃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于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不但精通数国语言，甚至懂得「鸟兽之声」(见《佛光大辞典》)。来到中国后，很快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一四八至一七二)，二十几年之中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所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对后世修行人在禅观方面的指导，有很大的贡献。
安世高之后，相继的有支娄迦谶(一四七－？)、安玄(汉代译经家，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严佛调(汉代僧，临淮(安徽盱眙)人)、支曜(东汉译经僧，西域人)、康孟详(东汉译经家，其祖先为康居国人)、竺大力(东汉僧，西域人)、昙果(东汉译经师)、维祇难(三国吴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详)、竺律炎(三国时代译经僧，印度人)等，也相继翻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法镜经》、《首楞严经》、《成具光明经》、《四谛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法句经》等，此中尤以支谦在西元二二八年所译出的《阿弥陀经》，比之鸠摩罗什所译的版本，早了一百多年。
康僧会(﹖－二八○)是三国时期来华的康居国僧人，也是促使佛教在中国长江以南扎根的重要人物，他在汉魏齐王嘉平三年(二五一)译出《六度集经》。在此前后，昙柯迦罗和昙无谛也分别翻译了《僧祇戒本》、《昙无德羯磨》，使得中国的译经事业从经典到律藏，在内容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到了公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魏元帝景元元年，中国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二○三－二八二，三国魏僧)辛苦的往于阗(西域古王国，位于新疆西部，即今和阗之地)求取《大品般若经》，后经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此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这也是中国有般若经典的翻译之始。
在晋代的汉译经师当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他从西元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间，先后翻译了《宝藏经》、《修行道地经》、《光赞经》、《贤劫经》、《弥勒本愿经》、《普曜经》、《无量寿经》等，一百五十四部三○九卷的大乘经典。在此同时，竺叔兰又于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翻译了《放光般若经》、《维摩经》、《首楞严经》，甚至在晋元帝永昌元年(三二二)，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的《大孔雀王神咒经》，是为密教的经典翻译之始。
《十诵比丘戒本》是竺佛念(凉州(甘肃武威)人)与昙摩持(西域僧，前秦建元年中抵长安)，在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所译。五年后，竺佛念又与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前秦建元二十年(三八四)至长安)译出《中阿含经》五十九卷；翌年，昙摩难提独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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