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刍議
一、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
二、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
叁、禅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
四、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期)
五、經忏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
六、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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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教發源于印度，經過二千五百余年的流傳，到了現在廿一世紀，已經成爲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當十叁世紀之後，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爭」而同時遭受兩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沒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與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國外傳播佛法(見《善見律毗婆沙》)。其中，南傳佛教一直囿限于南亞諸小國，而北傳佛教自從傳到中國以後，由于漢魏東晉南北朝時代的譯經，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響最爲深遠。進而中國佛教傳入日本、韓國、越南，乃至西方國家；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對全世界一直扮演著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
關于佛教流傳的階段性時期，根據《中觀論疏》記載，佛世時就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之說。甚至《金剛經》也以佛陀入滅後第一個五百年，乃至第二個、第叁個，甚至第五個五百年，而有「後五百歲」之說。
民國太虛大師依據印度佛教發展的思想主流，分爲叁個時期：小行大隱時期(約西元前五世紀至西元前叁世紀)、大主小從時期(約西元前二世紀至七世紀)、密主顯從時期(約西元八世紀至十叁世紀)。
其實，佛教自秦漢年間傳入中國，至今約有二千余年的曆史(二十個世紀以上)，對中國文化産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其間的流傳與發展，亦可分爲如下六個時期，茲簡略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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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
佛教究竟是在何時傳來中國的呢？根據《叁國志》說，漢哀帝元壽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佛教就已傳入了大夏(即今阿富汗、烏茲別克、塔吉克間)地區，隨後便逐漸傳來中國漢朝的首都洛陽。
但是，根據《後漢書》記載：佛教在漢明帝永平七年(六四)，因帝夜夢金人而派遣博士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法，以及在《曆代叁寶記》和《佛祖統記》中，又說佛教東傳爲永平十年。
關于說佛教是從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傳來中國的時間之考證，此乃因爲在公元前一百叁十年左右，我國北方地區的大月氏(又作月支、月氐；其族屬學者主張不一，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印度西提亞、氐羌等數說，習俗與匈奴相同)已經早就信奉佛教了。並且有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在《浮屠經》提到了優婆塞、桑門、疏問、比丘、晨門等，這些都是佛弟子的稱謂，可見佛教在大月氏國中已經非常普遍了。
其實，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漢武帝北伐匈奴時，西域早已經有軍隊、商人、僧侶在傳播佛教了。甚至根據隋朝費長房的《曆代叁寶記》說，早在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叁年)，當時有沙門釋利房等十八位賢者，攜帶佛經來華，卻被秦始皇所拒絕。不過實際上當時民間因爲已經有人在中印之間往來，他們不斷地把佛像、經書，經由西域逐漸的傳來中國，只是並未引起國家與社會的重視罷了。
如果照上述說法來看，佛教東傳從個人零星開始(私傳)，應該早在紀元前二百至叁百年之間。但是，近來中國總是采信永平七年之說，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因爲當時由漢明帝發起，派遣使者請來佛陀的舍利供養，以及佛典《四十二章經》的翻譯流傳，甚至迦葉摩騰(？－七叁，中印度人)、竺法蘭(中印度人)來華弘法，這時候佛法僧叁寶已經具備(公傳)；加之漢明帝敕建白馬寺等史實，使得佛教在漢明帝永平年間傳來中國之說，更加爲人所肯定了。
由此觀之，漢明帝之前就已經有民間的私傳佛教了；到了漢明帝時，才正式成爲國家公傳的佛教。
當時，不但漢明帝助長了佛教公傳的發展，主要的也因爲有大臣、宮妃、民衆等，參與佛法的信仰，甚至出家爲僧；例如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王英虔信佛教，更是一大助緣。根據《後漢書》說，楚王英經常齋戒，參與法會，甚至以缣帛供養叁寶，可見其對佛法之虔誠了。只是，如果照此說法，佛教東傳的時間則已經是在西元六四年之後的事了。
盡管佛教東傳的確切年代，異說衆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有人嗜食胡椒、胡麻、胡桃、胡蘿蔔等植物；以及過去中國人一向稱中國以外的西域人士爲胡人，甚至編出《老子化胡經》，此中說明，該時期的一些佛教徒、商人，甚至僧侶在來往西域道中，早已把食物隨著佛法逐漸傳來中國了。
其實，佛教究竟是什麼時候傳來中國的呢？也不一定是何年何月何日，總之應該是在秦漢之際，當時就已經有佛教徒在傳播佛法了。所以我們現在說佛教東傳二千年，就是根據《叁國志》，以及《西戎傳》所說的漢哀帝元壽元年，也就是西元前二年。依此之說，佛教東傳二千年，和永平七年之說，也不是相拒太遠，只是端看傳播的定准如何看法而已。
佛教東傳中國後，迦葉摩騰和竺法蘭翻譯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本佛經《四十二章經》。基本上，兩位從印度來華的僧侶，哪能立刻就通曉漢文，此中必然有中國的學者名儒參與。
《四十二章經》的體例，我們對照後來所譯的經典，可以看出它不同于某一種經典的體例，乃類似《論語》，是由片段的格言集結而成。但是盡管如此，在佛教初傳時期，能有片爪鴻鱗的佛語法言，已經是非常的難能可貴了。
除了《四十二章經》以外，在永平十一年，也就是西元六十八年到西元七十年，竺法蘭又翻譯了《佛本行經》、《十住斷結經》，這是繼《四十二章經》之後最早的佛經。
竺法蘭是隨迦葉摩騰于永平七年來到中國，經過四、五年對漢文的學習、醞釀，此時從他所翻譯的《佛本行經》等經典中，可以看出他的漢學素養應該已經有相當的程度了。
繼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後，來華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國(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國的支婁迦谶、支謙，康居國(西域之古國)的康僧會，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羅等人。譯經高僧來華愈多，也開始有完整經論的翻譯。據載：安世高原爲安息國的太子，放棄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曉天文與醫術，又博綜經藏，尤精于阿毗昙學，一生奉持禅經，不但精通數國語言，甚至懂得「鳥獸之聲」(見《佛光大辭典》)。來到中國後，很快學會了漢語，從桓帝建和年間到靈帝建甯年間(一四八至一七二)，二十幾年之中翻譯了許多佛經。其中，較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所譯的經典多屬小乘，以宣揚法數與禅觀爲主，如《安般守意經》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書，經中指出數息、相隨、止、觀、還、淨等六階段禅法的過程，對後世修行人在禅觀方面的指導，有很大的貢獻。
安世高之後，相繼的有支婁迦谶(一四七－？)、安玄(漢代譯經家，安息國人，生卒年不詳)、嚴佛調(漢代僧，臨淮(安徽盱眙)人)、支曜(東漢譯經僧，西域人)、康孟詳(東漢譯經家，其祖先爲康居國人)、竺大力(東漢僧，西域人)、昙果(東漢譯經師)、維祇難(叁國吳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詳)、竺律炎(叁國時代譯經僧，印度人)等，也相繼翻譯了《般若道行經》、《般舟叁昧經》、《寶積經》、《法鏡經》、《首楞嚴經》、《成具光明經》、《四谛經》、《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法句經》等，此中尤以支謙在西元二二八年所譯出的《阿彌陀經》，比之鸠摩羅什所譯的版本，早了一百多年。
康僧會(﹖－二八○)是叁國時期來華的康居國僧人，也是促使佛教在中國長江以南紮根的重要人物，他在漢魏齊王嘉平叁年(二五一)譯出《六度集經》。在此前後，昙柯迦羅和昙無谛也分別翻譯了《僧祇戒本》、《昙無德羯磨》，使得中國的譯經事業從經典到律藏，在內容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到了公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魏蜀吳叁國時期的魏元帝景元元年，中國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二○叁－二八二，叁國魏僧)辛苦的往于阗(西域古王國，位于新疆西部，即今和阗之地)求取《大品般若經》，後經竺叔蘭與無羅叉譯出《放光般若經》。此經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這也是中國有般若經典的翻譯之始。
在晉代的漢譯經師當中，譯經數量最多的，首推西晉的竺法護，他從西元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間，先後翻譯了《寶藏經》、《修行道地經》、《光贊經》、《賢劫經》、《彌勒本願經》、《普曜經》、《無量壽經》等，一百五十四部叁○九卷的大乘經典。在此同時，竺叔蘭又于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翻譯了《放光般若經》、《維摩經》、《首楞嚴經》，甚至在晉元帝永昌元年(叁二二)，帛屍梨蜜多羅翻譯的《大孔雀王神咒經》，是爲密教的經典翻譯之始。
《十誦比丘戒本》是竺佛念(涼州(甘肅武威)人)與昙摩持(西域僧，前秦建元年中抵長安)，在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叁七九)所譯。五年後，竺佛念又與昙摩難提(兜佉勒國人，前秦建元二十年(叁八四)至長安)譯出《中阿含經》五十九卷；翌年，昙摩難提獨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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