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况分为三种：
第一，口传时代完成全部经典，即“口传经典”已成立毫无遗漏。此又分三项：
一者，依“口传经典”逐一记录，写成“文字经典”。但因“口传经典”数百年来已偏布各地，在文字记录时形成先后的因缘，犹似一部一部新作不断产生。
二者，依“口传经典”作记录时，记录者加以增删，成为新作。其原因有三：
1.时隔数百年的暗诵口传，其内容踵事增华，记录时认为有违失情形，故予增删。
2.记录者属某一部派，乃依部派立场修改之。
3.记录者有偏好，或某特殊因素，取“口传经典”之一部份为素材，再铺陈自己的思想写成“文字经典”。
增删的过程因涉及个人之学养、悟境、时代环境等，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更有可能同一部经典却一再增删，所以千余年中陆续定稿。
三者，部份“口传经典”迄未作文字记录。
第二，口传时代完成部份经典，即某部份系“口传经典”，依前述三项成为“文字经典”；某部份为与“口传经典”无思想连系的新作。
第三，完全没有“口传经典”，一切均为新作的“文字经典”。
复次，经典使用上，可能有四种情况交替进行：
第一，原以“口传经典”教学，于采用文字记录后，即改为“文字经典”教学。
第二，部份使用原有之“口传经典”教学，部份使用“文字经典”教学。此包括同一部经典口传与文字并用；不同部经典口传与文字分用。
第三，除原有的“口传经典”外，于“文字经典”开始期间，尚有新成立的“口传经典”，此又可分三项：
一者，原有或新成立的“口传经典”，部份未写成“文字经典”，继续以口传方式教学。
二者，原有或新成立的“口传经典”，陆续写成“文字经典”，但于教学上却口传与文字并用。
三者，新成立“口传经典”迅速成文，并以“文字经典”方式教学。
第四，本无“口传经典”，一切“文字经典”既为新作，即以之为教学使用。
复次，经典传译上，也有二种情况：
第一，以原文的“文字经典”翻译。
第二，以原音的“口传经典”翻译。
此口传与文字间，在记录上、教学上、传译上，错综复杂的繁衍，今作者以无法证明口传为真的方式否定“口传”，吾人亦可同样反证：“汉译经典几无原典可考，孰能证明原典不是来自于口传或由口传记录者？”这些历史上无法确定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否定，否则即非求真的科学态度。除非，作者本人是释尊倒驾慈航，或口传时代的佛教学者，或作者为“新作”的作者，否则，岂可在“无可资寻绎之线索”下，妄下断语？
其二，佛教经典著作问题既如前述，则“由数百斯学英哲倾力著作而得”之语，亦是作者擅加的结论，仿佛作者亲自进入时光隧道，于千余年中看见了“数百英哲”著作经典，类此违背史学研究的叙述句，不应出自于讲求证据的史学专家身上，依衲僧推测，佛教的教学，一定是部主或祖师讲述，其弟子一旁记录(暗诵或笔录)，若讲述的内容过多，则分由多位弟子各负责一部份。由于身为佛陀于四十五年的言说不可胜数，所以弟子各依所长、所好，学得佛陀的一分，一面暗诵口传，一面注释敷衍，乃至时隔数百年，同一原型的经典产生许多变化，甚至分裂出新经典。在各部派的传诵中，等于是经典的创造过程，其间，可谓千百万人协力著作，岂是仅有“数百英哲”而已？至若经典成文之后，千余年中亦依此模式进行，更非“数百英哲”能够创作得了。而作者所谓“绝非一朝一夕骤然出现”更是空穴来风，因为从未有人说经典是“一朝一夕骤然出现”，亦无人说“三藏结集”于三个月全部完成，仅说有结集三藏之事，且后来的结集大抵以考订如法与否的问题，并无实际结集之进行，盖因结集乃日积月累的工夫，何劳作者但以“结集三藏”的名称来质疑古人？
(4).作者将所有经与论当作世俗的著作，都由一般普通人撰写，以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使其判断全部违反史实，令人遗憾！
其一，关于经与论的地位与性质之错误。四四四上说：“以匿名著作之经律，与明白署名著作之论集，由实质上而言，乃同是有关佛教之著作，应视为同位同等。”如说经一定与论不同，即经为佛说，论为菩萨著作，则可能不正确；但如说经与论均为后代新作，其差别为经是“假托佛说之名，以述自己之意见，起首即以佛名欺瞒世人之作，故无法记下著者本身之名”(四四四上)，因此须要“匿名”，而论师所作为直陈己见，不须“匿名”。这是作者缺乏文学素养，兼且对佛法的思考方式一片空白，纯自文字相的资料作考察，才会有如此怪诞的说法。盖经的编撰，从现存汉译来分析其体材，确有部份与论相同的，但多为较后期的经，如较早期的经，明显可见其原型为各部派传诵的圣典，(可能是口传，也可能是文字)，由于诵本的一再传诵，致使原型不断衍化，看上去仿若多数人的集体创作，如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及阿含经等，都是痕迹毕露，这样的诵本，如何查出谁是著作者呢？又如何会故意“匿名”呢？因为它自始(不知何时)即被传诵著，及至于在“文字经典”流传的时代，还是一直持续不停，而就其原始地位，一概被追认为佛世的作品而已。(当然也有后代传出，假名佛说的可能)若指全部的经均为“假托佛说”、为“欺瞒世人”，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所有古德比喻成招摇撞骗的俗人，实在是罪过！(若作者有确实之资料证明，自可令人心服，但作者纯用猜想而骂尽传诵经本的古德，未免缺乏职业道德)。
经与论究竟孰优孰劣，应是佛教思想研究的范围，但两者体材、创作动机、源流及作者大不相同，才会自古以来包括印度原典及汉译，都能区别两者实质差距，而作者仅以“俱是有关佛教之著作”，即将之归为“同位同等性质”，这不但是对佛法，更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内涵，及文明发展中群体互动、主从关系，新旧文明交融的问题，澈底的漠视且无知。应该说，作者是佛教历史分析器(而且还只能对著遗物分析)不是佛教内的修行人，无法正确思考人生思想，何况是内心境界的升华，及超越知识、经验的出世间智慧。其以“我执”所感觉、所知见的世间，就是那样的狭小短浅，何能体悟佛菩萨神圣德行及高贵的情操？作者对于经论著作之谬说，值得同情！
其二，未从修证上理解经典中的思想，故又使作者犯如下错误，四四八上：“于中国传译之经论原本，不可谓为佛陀、菩萨等超人之著作。”此语若以非佛教徒立场并无不当，但四三九上说：“我本人为佛教徒之一员，所学虽不扎实，然信仰坚定。”一位信仰坚定的佛教徒，竟然说经典非佛菩萨之著作，说经典传译只不过“将以外国语书写之著作，翻译为中国惯用之汉文而已，别无其他意义”(四四八下)，“佛经翻译与最平凡之一般史实丝毫无差”(四四八下)，“与一般宗教或文学书籍，稍无异处”(四四八下)。吾等真不敢卒闻，作者何以前后矛盾，心虚若此？如果作者说：“我是一位历史学者，完全不信佛教。”或者：“我本来坚信佛教，现在已不信。”则吾等亦不得苛责，仅可表示遗憾之意。但作者既然强调信仰的虔诚，却完全推翻经典的神圣性，非佛教中人却冒充佛教徒，令人怀疑其人格。
现就事论事，经典是否谁作暂且不论，中国历代多少祖师、高僧依循经典修行，得解脱自在，其事迹均搜集于大藏经，此等真实的历史，为何作者却视若无睹？这些神通变化的真人真事，都于当时直接以文字记录下来，而作者专研大藏经者，舍弃而不作为判断经典何物的资料，实在叫人痛心疾首！
贰、结语
以上诸说，非从考察史实的立场辨明，纯因个人系虔诚的佛教徒，思考方式及治学理念，与一般学者自有差别。个人深信，佛教的神圣庄严，让一切众生活得更坚定、踏实，佛教的思想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变质，都是众生希望的指引！
当然，学术研究也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如导正过度的盲从迷信，或整理文字经典、考察传译及弘化史实等，尤其本书作者于兹用功三十余年，成一家之言，仍有可供参考之处。唯佛教信仰与学术研究在本质上绝对是双轨，是不可能融会一起的。此点，希望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应厘清分际，以免贻误众生。
《痴心梦语 第三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