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肚皮说我的藏就在这里。当然这是禅宗的公案，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之法。但是实际是要破除我们对文字相的执取。

　　我们南禅的六祖大师也是中国禅法真正的奠基人讲：“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真正将他变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文字就可以不依赖了。然而法又分次第，有正的，有偏的，有顿的，有渐的，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对我们来说，具有知识，能够了解根本教义方法的时候，要接触最了义的，最根本的，不能满足于浅尝辄止，得少为足。要给自己提出高的要求，严的要求，让自己向上提升，不要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对自己说，我得到这个已经够了。当然对自己来说，找到了让自己心安的法门，佛法中的安身立命之所，你已经得到了，有了入处了，那么从禅宗的修行上来讲你已经入佛知见了。但是我们生活在今天，尤其是广大的在家教徒必然要同社会发生各种层面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只是懂得自己那点方法是不够的。众生的烦恼是无穷尽的，众生走入佛门的方式也是无穷尽的，因此我们要广学多闻，一本经一声佛号，这种说法是大大的有问题，不够圆满的！当然对那些8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处在偏僻的地方，没有机会也没有文化水准，没有机缘，周围没有寺庙，法师，善知识来提示这些，那么不要说一本《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半声阿弥陀佛也够了。这完全要看根基，但这对我们就不够。所以要懂得法的正和偏，满和半，圆同不圆，了义和不了义，顿和渐之间的关系。要分得清，要给自己找到这种安身立命之处，不要得少为足，浅尝辄止。

　　第四个信仰的对象是僧。“自皈依僧，终不皈依外道邪众，皈依清净福田僧”。僧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圣贤僧，一个是凡夫僧。圣贤僧就是我们看到庙里面的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诸大菩萨，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乃至佛陀的十大弟子：迦叶、阿难、罗候罗、舍利弗诸类的。这些圣贤僧可能就和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肉眼凡胎，可能把手对面，一起吃饭共事我们也不知道，认不出来的。因为圣贤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我一定要脚踩莲花，端身正坐，手持莲茎，左手拿接引的莲台，坐下文殊菩萨的青狮，普贤菩萨的大象，观音菩萨脚下踩的鰲……这都不一定，也许昨天骂过我们的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圣贤僧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么我们现在要信仰的主要是凡夫僧，也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这些僧。

　　当然凡夫僧因为传承不同大概分三个类别，一个是南传的，以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三个国家为主，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这些南传的僧人，上座部比丘，他们奉行的戒律以比丘二百五十戒为主。不持金钱戒，赤足托钵戒，过午不食戒都是他们要遵从的。因为他们是托钵乞食，所以我们要能够区分，在那些国家如果一个比丘到了晚上吃饭，那是很被大家瞧不起的。还有就是藏传佛教的僧人，一些喇嘛、活佛、堪布、高僧，这一点我所知甚少，可能在座的一些人很了解。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汉地的僧，汉地的僧人除了比丘戒之外还要持菩萨戒，菩萨戒就是梵网菩萨戒、梵网经。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得成正觉在定中说法，有三部：《华严经》，《圆觉经》、《梵网菩萨戒经》。这三部经不是给凡夫说的，是定中给菩萨说的，汉地的比丘菩萨戒就是依这部《梵网菩萨戒经》。在家人也有受菩萨戒的，是以《优婆塞戒经》为主的，六重二十八轻，出家人是以十重四十八轻为主。

　　民国时期倡导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法的特质在于禅，中国比丘受的戒律是以大乘菩萨戒为根本，菩萨戒分三条：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摄律仪戒是包含比丘戒的；摄善法戒就是一切的善事要奉行，这就是菩提心；饶益有情就是帮助他人，所以南传比丘是以个人的修为为第一，他不去帮助他人是天经地义，没有人能说他什么，接受他人供养天经地义。但是在汉地，比如说唐代的百丈禅师所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这是他最著名的公案。我们熟悉的虚云老和尚，一百多岁的年龄，在云居山上还亲自劳动。

　　南传、藏传、汉地僧人，这样三类的僧都是我们要相信的对象。但是相信的对象，这里有一个界定，因为这也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僧的什么东西？我是相信他个人的影响力，相信他个人说的法，还是信这个僧人所在的僧团？这里面很难搞清楚，因为这其中是交叉的。有时一个寺院、一个僧团完全是由于一个僧人所影响，出了一个祖师，使这个寺院成为一方影响所及；有时是一个僧团，它的组织、它的作为、它戒律的精严，产生良好的影响，使它的信徒产生了良好的信心，有些时候又是他们施教的方法，因此，我们对僧的信仰比较杂些广些，这也是让我们在家人最无所依从的一点。

　　现场有一位从甘肃来的听众，大概在96、97年在甘肃曾经有“二宝”弟子，就是只皈依佛，只皈依法，说僧都是凡夫僧，凡夫僧自己的烦恼都没有断除，我去拜他是不可能的，我只要拜佛、拜法就够了，我只当“二宝”弟子，所以有很大的骄慢产生。最近几年这种影响就少得多了，这事情发生在甘肃，但不是说甘肃没有佛教，历史上甘肃的佛教很兴盛，有鸠摩罗什大师的足迹，大师影响仍然可见，还有敦煌壁画，他们有历史。《金刚经》说：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那些古大德过往存化过的地方，护法都在，力量还在，所以相信佛法还会很兴盛的，它毕竟有基础，有那种底蕴。

　　所以我们说这是佛教的“四信”：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那么这四信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再指导我们的修行，这个就容易了。首先，我就是佛，这个大家想想看，我就是佛，如何让这个睡着的佛，让含金的矿石成为好的东西呢，成为一个真正醒来的佛，成为真金呢？我得有个方法，法太深奥，太广博，我到底用哪个法呢？那么就需要有僧，圣贤僧不在，由凡夫僧来指导，所以由相信真如，而导向去找法，由于要了解法导向信仰僧。那么僧，佛在僧数，佛陀传下来的法，有这三个自然的导向。我们知道，佛完全做到了这些，佛陀是真正的导师和过来人，指导者。这时对佛的信仰不再是有求的、有形的，而是发自内心对老师真正的敬仰，这时的信是真正无求的信，这时就是天塌下来，即使“李洪志”之流说：你来吧，你信一天、转一天*轮给你10万块钱，你也不会再信。这时候对佛的信心是扎了根的，所以我们在菩萨的位次“十信位”中，“信”就有十个层次，这个信就已经扎根了，尽管此一生我们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生死的问题不能解决，但实际离成佛已经不远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打牢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对佛陀产生根本的信心，就不二了，真正不会让我的信念在信心层面产生动摇，因此这四个是四位一体的，信了佛就自然信法、信僧、信真如；信了僧就信佛、信法、信真如了；信了法也自然信其他三者。

　　那么在日常生活修行中，怎么处理这四者的关系，到底是先对佛有了信心，还是先对法，对僧有了信心，还是对真如的信心？这个千差万别，没有一定之规。可能王维最早信佛是因为喜欢画画，画来画去发现所有的画家高人都是佛教徒，都是从佛教，从禅门中找到了智慧、画法的技巧和精髓，那么禅和真如是最接近的，苏东坡评价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后人评价苏东坡也是类似如此。那么他可能先从真如上了解，我既不需要出家，剃了头作和尚，不需要一天怎么吃素念佛，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敲着木鱼，我就具备佛性真如，我就可以醒觉，只要我破除无名烦恼，他可能就从禅上、从真如上建立了信心，然后他对自己疑惑有些不明，那么可能找经书来勘验，经书勘验不了解就找个和尚来请教，慢慢和僧团建立了联络。那么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我们马安奇，由于作研究，所以比较宗教，调查宗教信仰者和现实的关系，如何处理现实问题，那么信仰者肯定是由个体组成的，那么就牵扯到具体的个人，可能某个老和尚的个人魅力一下子感动了他，他觉得这个和尚好，同时这个和尚又懂得善巧方便，能激发起他宿世和三宝的因缘，奠定了他的信心，然后和尚所在的寺院可能在江南，可能在江北，可能会非常荒凉偏僻之地，但他都会再三前去，一个是拜他的师父，另一个是体会寺院僧团的生活，他的信心也可能是这样奠定起来的。那么我们广大的佛友和网友又是怎样呢？喜欢了解？喜欢谈禅？喜欢这些清净的句子？喜欢这些佛教的音乐让人心灵平静？慢慢的，可以说从法的方面进入。

　　“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从哪个方面进入，这四个是一体的，那么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灵的问题，烦恼的问题，烦恼一旦断除了，智慧就出现了，这两者是当下的、是同步的、是直接的，是没有过程的。因此我们知道在《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的修行中是什么样的境界，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为什么要礼敬诸佛呢？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礼敬是没有差别的，希特勒——杀人魔王，我也要礼敬他，他只是这一生迷，但是佛性并没有因为他成为“希特勒”而减少一分，他的佛性还是那么多，所以我要礼敬他，这样一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有生命的一切都充满了敬意。吃素的人对其他的生命充满了敬意，那么吃荤的人，正当吃肉的人，对所吃的有情也充满了敬意，它以它的生命来满足我的口腹，真的了不起，所以充满了敬意，那么我们对我们生存的大地充满了敬意，每一脚踩下去，怕踩重了一点点加重了它的分量，让我脚步轻一些吧！生活空气中，对空气充满了敬意，让呼吸变得平静和缓些，不要那么张扬，不要那么躁动，不要因为我的躁动影响身边其他人的呼吸，因为空气从我口中吸进呼出，别人还要把这空气吸进呼出。如果我吐出去是躁动烦恼，身边人吸进的也是躁动烦恼。就因为敬意，充满了佛性的敬意，然后自己就变的谦卑和包容，谦卑让我们放下自我，包容让我们充满慈悲。所以佛法的修行，很多都不是刻意的，而是当你体会到一些道理时，而自然现前的，也就是无师智、自然智现前。你会体会到学佛原来是这样快乐，佛法是这样美妙，然后才知道，佛法给了我一个欣赏生活、拥抱生活的角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奇妙，世界是这样的美好，身边打我骂我的人是这样的可爱，值得尊敬，值得去包容、怜悯和同情！大家看这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充满艺术和乐趣的生活，充满了享受的生活。因此信佛、信法、信僧、信真如应该这样去信，由信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2004 年 4月 23日，讲于杭州三学读书会，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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