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与《御选语录》
张文良
雍正皇帝胤祯(1678——1735)是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后世围绕其继位、暴死等事件有诸多传说(多舛谬不实)，其为政方略遭人物议处亦多。但在位十三年，他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对“康乾盛世”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亦为史家所公认。雍正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皇帝，曾从学于著名学者阎若璩、张英、顾八代、徐元梦等人，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工诗词，善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还广交僧衲，深通佛理，对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别有慧解。他曾师从高僧，直探心源；亦曾升堂说法，开导群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示天下。其禅论戛戛独造、在在中的，远非泛泛涉猎者所能企及，这在历代帝王中实不多见。
与章嘉活佛的因缘
清朝皇室与佛教因缘颇深，顺治帝与玉琳通琇等僧人过从甚密，后世还流传他遁迹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达赖喇嘛、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奉。雍正即位前，亦曾亲近章嘉国师。据《御选语录·后序》称，雍正少年即喜读佛典，但“惟慕有为佛事”，而对无迹可求的禅宗，因无实际体证，只从解路推求，故未能窥其端绪。后在章嘉国师指导下坐禅观心，甚有所得。
据其自述，雍正习禅始于康熙五十年。初始随僧同坐两日，共五支香，即洞达本来，对禅为究竟之理深信不疑。告之章嘉活佛，章嘉只许以“针隙观天”，虽说已见天体，然天体广大，不可囿于一孔之见，得少即足。是年二月，复坐香参求，一日于苦力参究后，出了一身透汗，涉过重关，“桶底当下脱落”。询之章嘉，章嘉许其“庭院见天”，虽然进了一步，但未臻究竟理地，法体无量，当更勇猛精进。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静坐中，无意间“踏末后一关”，心中挂碍涣然冰释，悟到此心及山河大地虚空，皆心所现，物我一如，本空无实，遂心生大欢喜，庆快平生。至此，章嘉才许其“得大自在”。在《御选语录·总序》中，雍正对参禅所涉“三关”另有解说。初关名初步破参，指参禅者初登解脱之门，悟到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非空华幻影，即我现在的七尺之躯，亦不过是地水火风和合而成，至此，身心彻底清静，不染一尘，不挂一丝。重关又称前后际断，在经过初关的否定作用后，重又获得对万事万物的肯定。所谓山还是山，河还是河，大地还是大地，虚空还是虚空。不过这里的肯定是否定之后的肯定，是否定之否定，即是说，万法在打破了彼此之间的质碍，获得了根本性统一之后，重又确立了彼此的界限，万事万物之间既不是根本对立，又不是绝对同一，而是相摄相入，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即“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到此境界，即能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末后一关”又称大死大活，指透过重关后，继续精进，最终达到空与有、体与用、证悟与行履、智慧与慈悲等等的和谐与统一，消除一切无明烦恼，常住于自在境界。雍正的这些见解，皆从其实际参悟经验中得出，确与那些妄谈空有之论不同。雍正的习禅经历对其一生的行持及思想观念影响甚巨，尤其对禅宗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其后来编选语录，黜陟古今别具只眼，发前人所未发，不能不说得益于此时的修行功夫。
宫廷法会
据说，雍正曾从二世章嘉活佛受“深广教法”，作为祈愿即位执政的因缘，并曾赐给章嘉一副珍奇座具，后来果然如愿以偿，登上王位，从此对章嘉活佛更加崇拜信服。无论这是否属实，雍正结交僧侣，忘情禅悦，而不象其它王子那样攀缘结党，投机钻营，确是他在康熙朝纷乱的皇储之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雍正即位后，学佛的兴趣并未因政务繁忙而稍减，甚至在批阅的奏折和下达的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讲论佛事。由于雍正帝的倡导和躬行实践，宫中习禅之风很盛。一些亲王大臣也竟相以习禅相标榜。雍正十一年(1733)春至夏，雍正在处理政务之暇，与内廷的王公大臣多次探讨禅机、禅理。一次雍正设问，让诸王臣参究。问：“历代佛祖中有一人超佛越祖，且道是那一人？”大学士鄂尔泰(坦然居士)答：“无名氏”；大学士张廷王(澄怀居士)答：“是佛”；庄亲王允禄(爱月居士)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不远人。”；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答：“土块”。雍正所问的那一人并非实指哪一位佛或祖师，而是暗指“法身佛”或佛的法身，即历代佛祖及一切有情无情共有的佛性或法性。称其为法身佛，是为了与报身佛、化身佛相对应的形象化说法。法身虽超色体而又不离色体，所谓“恒沙诸佛同一性，物我原来无异同”。能于诸色体识得法身，方显出禅者的机锋。张廷玉、允禄答以“佛”，表明他们识得“佛与佛性一如”；鄂尔泰答以“无名氏”，表明他不仅识得佛与佛性的一如，而且识得一切凡夫众生具足同一佛性。以上三人的回答都显示出各自的佛学及禅学修养，但三人所指示法身之在，都不出有情有识的“人”的范围，总有执“虚”为实的倾向，未到悬崖撒手的境地。福彭答以“土块”则不同凡响，不仅佛祖、众生与法身不一不二，一切山河大地也无不是法身！所谓盈于天地间，惟一真佛，百千万亿泥佛、木佛总是一佛是也。福彭所作《真如铭》：“即心即物，即物即佛，心佛物合，何异何同？”也表达了同样的旨趣。
雍正还问：“且道海底如何穷？空际如何到？”；“古人道“道得的三十棒，道不得的三十棒”，且道是赏那个罚那个？”四大臣分别作了回答。这番对答可看作是禅宗的公案，其间有禅机禅趣，但又不可全从禅理上解会，因为这里的问者答者均不是栖影山林的禅侣，而是处庙堂之上、有着特定社会地位和名份的君臣。而君臣之间的对答，即便是参话头、斗机锋，也不可能不带有禅外之机。如此雍正问：“且道赏哪个罚那个？”张廷玉答：“赏罚皆教诲之恩”，后人就不难想像问者的威势与答者的诺诺了。
经常与雍正帝探讨禅理的，除以上四位外，还包括果亲王允礼(自得居士)、宝亲王弘历(长春居士，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和亲王弘昼(旭日居士)以及左都御史张照(得无居士)等。在《御选语录》诸序言中，雍正对他们称许有加，谓古今禅侣，一生一世了无所得者大有人在，所谓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而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联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雍正并将这些内廷王大臣的禅诗、禅论合为一集，名《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中。
公案与语录
雍正很早就接触到禅宗公案，但因只从解路推求，所以不仅未有悟处，反而转求转迷，于是对整个禅宗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怀疑，认为如来正教，不应如此。及至在章嘉国师指导下悟得万法本空，始信明心见性之说不虚。因为雍正的开悟并不是从研习公案中来，而是自身亲参实证的结果，所以他并不看重公案。当雍正有所悟之后，与之结交的迦陵性音劝他研辨五家宗旨，雍正问五家宗旨如何研辨？性音答：“宗旨须得口传”。雍正很不以为然，认为释迦无言拈花，迦叶微笑承旨，何用言为？达摩东来，慧可断臂求法，亦非口传耳受。究极而言，禅家一切言说皆是无义味语。堂堂丈夫，岂能拾人唾涕、于古人言下求活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雍正有二十年不再披览各家语录，甚至不提禅之一字。
雍正对公案的看法在其编选语录时有所改变，因为如果千百则公案皆属陈烂葛藤，皆是无义味语，还有何必要品其优劣，岂不是涉入解路了吗？在雍正看来，公案在启发初学之疑情，将人导向向上一途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不过，不是任何禅师的言句、也不是大样师的任何言句，都能称为公案。公案之“公”在于包含与三世十方诸佛同禀之至理，而非一己之臆见；“案”者，期与佛祖契同也。如同世间有不平者，诉于公堂，典吏举案牍而裁决，习禅之人有所悟解，不能自决，咨之于师，师则举公案以决之。如此看来，公案不是开悟的阶梯，而是禅师检验印证弟子的神鉴。不能只指望靠参究公案而明了本分事，必须在自性自度、自证自悟上下功夫。通晓公案，不是修行的起点，而是修有所悟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雍正指出，古德所谓言下大悟，悟不在言，而是禅者经过大疑情、大奋志、大苦切、大精进之后，时节因缘成熟，禅心自然流露。如果错会此意，以为可以仅仅以一言而开悟，舍弃实际修证功夫，只从言语上解会，只会枝蔓上生枝蔓，葛藤上绕葛藤，永无出离烦恼之时。
公案是包含至理的语句，皆从胸襟中流出。真修行者，深切体会到生死苦切，为求出离，燃指断臂，在所不惜，到得功行圆满，则发乎言句，无非实义。正如雍正评寒山拾得诗，或俗语，或韵语，或教语，或禅语，莫不是古佛直心直语。雍正指出，悟与不悟，不在于留下或通晓多少公案，也不在于文字功夫多么漂亮，已证已悟者，有语有句，如达摩、慧能等，固然能为人解粘去缚，但那些平生未有一则机缘语句传世者，如东士二祖慧可、四祖道信等，岂是未证未悟之人？如此，学人著力处，应是真参实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见，如象渡河，脚踏实地，不可专向语言文字处求生路。
雍正还提出了学人研习公案的条件，即必得先有悟处，方可研习公案，依教行持。如果未能解缚俱空，境智双泯，则必然依情起识，执相求诠，如此公案适成向上进路的障碍，所谓醍醐反成毒药是也。雍正对当时禅家中人不于契证处自了自心，但于公案上盲拈瞎颂的习气，深为忧虑。这些偈颂皆采摭攘窃古人言句，差排牵合，“为可能不可能之语，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全无实际的底蕴和真实的内涵，以此为拈代偈颂，适足涂污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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