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误累己身。因为如果没有身心了证，即便所出言句，句句如佛祖所说，亦是只作解事，鸮学凤音，与灵觉全无交涉。古人云：“但得成佛，不愁不会说法”，而许多人都本末倒置，专从公案推演敷陈，岂不愈求愈远？雍正劝告学人，与其轻言参透葛藤，转不如讲诵经典，熏习佛种，以待机缘。

　　如果是自求解悟者，不摸进路，向言语上作解，意根下卜度，最多不过蒙昧自己，禅林多一盲修瞎练之徒。但如果是领人修法者，亦不明此理，专拾他人涕唾，串合弥缝，而作自己的法语，招摇惑众，其大罪孽则同于谤佛。使雍正更为忧虑的是，当时禅林流传的许多公案皆属不了言句，非第一义谛。但学人或以为宗祖所造，视为家珍；或因诸方检点，恐起争端，明知非了义，不但不明加指斥，反津津乐道，附合拈提。雍正不忍看宗风之颓坠，慧命之悬绝，于政务之暇，广泛阅读禅宗语录，并从《正眼法藏》及《指月录》中精心选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的古德语录，编辑成《御选语录》以指示学人正法之所在。中国历代帝王崇佛者多，有相当佛学素养者亦不在少数，但亲自编辑大型禅宗著作者唯有雍正帝。

　　《御选语录》

　　雍正编选语录的另一个动因，是对古今各种语录的不满。虽说悟道不能仅从参公案中得，但公案作为与从上佛祖契同的至理，确可以引人尽情识，空生死，达究竟。公案犹如标月之指，指虽非月，但所指必月。如此公案就有真假之分，有优劣之辨，决非禅师出口皆公案。作为语录编辑者需别具只眼，于万千言句中沙里淘金、海中探珠。但稽之《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书，所选古德语录，在雍正看来皆错杂不堪，所谓“蝌蚪与神龙并游，野狐与狮子齐吼”，其中虽不乏本分之语，但所选非精，亦有不少下品滑利语，初学者极易被导入歧途。特别使雍正鄙薄的是时人迦陵性音所选《宗统一丝》。在雍正看来，此书“纷纭杂陈，撩乱错出”，全不见编家的识见和禅者的慧眼。性音还将当时开堂说法禅师的语录一并收录，人编一则。雍正斥之为取媚同参，以佛法当人情，与世间浇薄士子彼此标榜选刻文字、自称名士同一技俩。

　　雍正编选语录显示出他本人的禅学见地。在《御选语录》的诸篇序言中，雍正阐明了自己选录的原则：对历代禅师，不重虚名浪誉，唯看其是否达真实理地；对历代禅语不迷美词佳句，只看其是否从性地流出。若禅语确实透露本分，禅师有真参实悟，则力求收录无遗。如若不然则“其言虽皆数千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提唱，其人虽皆数千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论。”从《御选语录》的内容上，可明显看出与其它语录的不同。《正集》部分共收十五人，即僧肇、永嘉云觉、寒山、拾得、沩山灵祜、仰山慧寂、赵州从谂、云门文偃、永明延寿、紫阳真人、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茆溪行森、圆明居士(雍正法号)。雍正将自己的《圆明居士语录》选进去，除了对自己的禅学见地的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一些曾与雍正有过交往的禅僧，出于种种目的，私刻雍正语录，煽惑观听，雍正欲以此举消除这些私刻本的影响。

　　《正集》收录的第一人不是历代推崇的大样师，而是僧肇，确实出人意表。僧肇(384414)，东晋僧人，鸠摩罗什弟子，曾参加鸠摩罗什译场，评定经论，并著《般若无知论》等，被称为“解空第一”。但一般认为中土禅行始于达摩，达摩之前，中土未闻教外别传之旨，故僧肇等虽道行超绝，见地逸伦，亦难列祖席。而雍正阅《肇论》诸篇，赞叹不已，认为非深明宗旨、了彻本源者，不能如此，遂加封僧肇“大智圆正圣僧”之号，并将《肇论》、《宝藏论》选入《御选语录》。佛法的根本在般若，禅宗的根本亦在般若。僧肇所著《般若无行论》《涅

　　无名论》等，句句深达佛心，言言备通众教，虽无宗乘之名，而有直探心源之实。雍正此举不仅显示了卓越的见识，而且是对当时禅宗中人动辄横分疆域、竖判古今陋习的匡正。

　　最引人注目的是，禅宗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傅大士、南泉普愿、德山宣鉴、大慧宗果等，未被选入《正集》，而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紫阳真人却赫然在列。紫阳真人(987-1082)即张伯端，又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宋代天台人。曾长期研习丹书，其所著《悟真篇》，与《道德经》、《阴符经》齐名。紫阳真人还同时结交禅僧，涉猎内典。其《读雪窦禅师<祖英集>》称当时禅宗云门宗巨擎雪窦重显(980-1052)为老师，赞曰：“吾师道高言顺畅。”似曾亲炙雪窦者。《悟真篇》外集为紫阳真人专论禅宗的诗文，称《禅宗诗偈》，被雍正选入《正集》。在雍正看来，紫阳真人是不世出的大样师，虽以仙俊名世，但其言句真证了彻，直指妙圆，虽古今禅门大德，能如此深探究意者亦不多见。从《禅宗诗偈》看，紫阳真人确有很高的禅学造诣，其高妙处在以道通禅。如以“道”释真如佛性，所谓“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以自在逍遥释禅悟解脱，所谓明心体道之士“物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随机应物，和而不唱”；以体道证真释明心见性，所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所有这些，非深有契悟者不能言。紫阳真人也颇自信，《<悟真篇>后序》谓若“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

　　紫阳真人谈禅虽然借用道家的一些思想概念，但他们并不是销道入禅、或以禅凌驾道之上，故将《样宗诗偈》列为《悟真篇》外集。雍正则认为，紫阳真人非以道教为内，禅宗为外，而是以此标明禅悟境界为超乎三界、真亦不立的无上境界。此虽不失为一种精致的解说，但未必符合紫阳真人的原意。紫阳真人虽出入儒释，但毕意以道为根本，其性命双修之说，主张从修命(精气)入手，先炼精化炁，进而炼炁化神、炼神还虚。在紫阳真人看来，在最高的境界上，禅道是相通的，明心见性即体道归真。但在具体修持上，禅道各有长短。在养神修性方面，道教自逊禅教一筹，而在炼精修命方面，禅又不及道。《悟真篇》七绝第一首评样宗：“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抽身却入身，何以更兼修大药(内丹命术)，顿超无漏作真人。”在紫阳真人看来，只有“性命双修”才是“正道”。

　　雍正编选语录，不仅对禅师挑选严格，对禅语的选录也有极严的标准，凡他认为未臻究竟者悉不录。如傅大士所作佯谬诗：“宝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一向为人称道，被认为是超脱凡情的如实之见。雍正则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开示初学、破其凡情迷执的方便之说，远非究意，如果局囿于此，原地打转，反会妨碍向上的进路。雍正尤其对德山宣鉴等呵佛骂祖之作极为反感，不仅一句不录，而且在《御选语录》序言中大加诃斥。佛祖，以出世间法论则无生身之所，佛身遍满法界，一切有情无情及山河大地无不是佛，如此则能诃者谁？所诃者谁？众生不明此理，判生佛为两途，析圣凡为两端，对佛祖只知顶礼赞叹，忘却自身生命安顿，如此则圣见不除则触途成碍。古德老婆心切，以呵佛骂祖，除众生之见病，有意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求得发人深省的效果。但必须明白，禅师的这种施为只是接引初机的善巧方便，是师道而非禅道，即必得了办自家本分事，方得依究竟而为方便。如若不然，望文生解，以为呵佛骂祖即为圣凡情尽，人物两忘，甚或学人饶舌，专以呵骂祖师为能事，则不特仍堕凡见，亦且造大诞语，生大口业，阎罗殿前刀山剑树，专为此辈而设。从世间法论，佛祖，先圣先师也，释子既以佛祖为祖父，岂能信口讥诃。基于同样的理由，雍正对丹霞天然禅师烧木佛取火的公案也嗤之以鼻，讥之为“狂参妄作”。雍正认为这些人犹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适足堕畜生道。有人谓古德曾言：“六道轮回，一道齐平，方是透天透地，有何因果？”岂不知必先有透天透地的境界，才可言六道轮回任人出入，若未透三关，证得空有一如，即妄污因果，则因果之报不旋踵而至矣。基于此，雍正把南泉普愿水牯牛公案(向异类中行)评为“最下品”，只因南泉颇有本分之语，才未加深斥。其它“三唤待者”、“婆子烧庵”、“野狐听禅”、“南泉斩猫”、“台山婆子”等著名公案，雍正均有苛评，悉不选录。

　　纵览雍正一生的禅修行持及《御选语录》的禅论，可以看出雍正禅学思想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强调打破宗派界限，唯以了办本分事为务。雍正指出，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只不过接人的面目不同而已。若逐语分宗，以情见分别之，甚或妄生争执，则大悖古圣“剿情绝见”之旨。雍正还对达摩传衣偈“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作了新的解释。“五叶”非“五宗”，而是指达摩之禅法“五传”而至慧能。五宗之说，不过是后世宗徒妄加附会而已！雍正时代，临济宗、曹洞宗最盛，二宗各有一些宗徒著书立说，争长论短，喋喋不休。雍正深感宗派之见炽盛，则正知正见不存，故对宗派之争深恶痛绝。他不仅在编选语录时完全打破宗派界限，为天下宗徒作出典范，而且要求天下丛林古刹，无论何宗何派，在供养本支祖师外，应将从上古德一一设位于堂，以供朝夕礼拜供养，欲以此举，匡正禅林各守门庭的习气。其二是强调修禅者须真参实悟。雍正从自身禅悟经验中认识到没有实际的修持功夫，永远不能断惑证真，即便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也不能于日常行止中得到真实受用。所以，雍正恳切奉劝天下宗徒以担荷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为己任，“参则实参，悟则实悟”，但求觉悟，莫计名利，尤其不可于公案上盲拈瞎颂，强作解事，此不但自绝圣路，而且贻误后人，徒增罪责。雍正的警策当是有感而发的，禅家发展到清代已难见早期那种超逸卓犖的气象，宗风退坠，“慧命悬丝”，一些无知狂徒只得宗师之唾涕，专以呵佛骂祖为能事，几与市井无赖无异，更有以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胡作非为者，一时狂禅流狂，野狐遍野，禅宗的真精神已荡然无存。雍正帝欲以帝王之尊，藉个人的影响力，振衰起颓，挽回宗风，其用心可谓良苦。

《雍正皇帝与《御选语录》(张文良)》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