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誤累己身。因爲如果沒有身心了證，即便所出言句，句句如佛祖所說，亦是只作解事，鸮學鳳音，與靈覺全無交涉。古人雲：“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而許多人都本末倒置，專從公案推演敷陳，豈不愈求愈遠？雍正勸告學人，與其輕言參透葛藤，轉不如講誦經典，熏習佛種，以待機緣。

　　如果是自求解悟者，不摸進路，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蔔度，最多不過蒙昧自己，禅林多一盲修瞎練之徒。但如果是領人修法者，亦不明此理，專拾他人涕唾，串合彌縫，而作自己的法語，招搖惑衆，其大罪孽則同于謗佛。使雍正更爲憂慮的是，當時禅林流傳的許多公案皆屬不了言句，非第一義谛。但學人或以爲宗祖所造，視爲家珍；或因諸方檢點，恐起爭端，明知非了義，不但不明加指斥，反津津樂道，附合拈提。雍正不忍看宗風之頹墜，慧命之懸絕，于政務之暇，廣泛閱讀禅宗語錄，並從《正眼法藏》及《指月錄》中精心選擇“提持向上、直指真宗”的古德語錄，編輯成《禦選語錄》以指示學人正法之所在。中國曆代帝王崇佛者多，有相當佛學素養者亦不在少數，但親自編輯大型禅宗著作者唯有雍正帝。

　　《禦選語錄》

　　雍正編選語錄的另一個動因，是對古今各種語錄的不滿。雖說悟道不能僅從參公案中得，但公案作爲與從上佛祖契同的至理，確可以引人盡情識，空生死，達究竟。公案猶如標月之指，指雖非月，但所指必月。如此公案就有真假之分，有優劣之辨，決非禅師出口皆公案。作爲語錄編輯者需別具只眼，于萬千言句中沙裏淘金、海中探珠。但稽之《指月錄》、《正法眼藏》、《禅宗正脈》、《教外別傳》等書，所選古德語錄，在雍正看來皆錯雜不堪，所謂“蝌蚪與神龍並遊，野狐與獅子齊吼”，其中雖不乏本分之語，但所選非精，亦有不少下品滑利語，初學者極易被導入歧途。特別使雍正鄙薄的是時人迦陵性音所選《宗統一絲》。在雍正看來，此書“紛纭雜陳，撩亂錯出”，全不見編家的識見和禅者的慧眼。性音還將當時開堂說法禅師的語錄一並收錄，人編一則。雍正斥之爲取媚同參，以佛法當人情，與世間澆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同一技倆。

　　雍正編選語錄顯示出他本人的禅學見地。在《禦選語錄》的諸篇序言中，雍正闡明了自己選錄的原則：對曆代禅師，不重虛名浪譽，唯看其是否達真實理地；對曆代禅語不迷美詞佳句，只看其是否從性地流出。若禅語確實透露本分，禅師有真參實悟，則力求收錄無遺。如若不然則“其言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提唱，其人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論。”從《禦選語錄》的內容上，可明顯看出與其它語錄的不同。《正集》部分共收十五人，即僧肇、永嘉雲覺、寒山、拾得、沩山靈祜、仰山慧寂、趙州從谂、雲門文偃、永明延壽、紫陽真人、雪窦重顯、圓悟克勤、玉琳通琇、茆溪行森、圓明居士(雍正法號)。雍正將自己的《圓明居士語錄》選進去，除了對自己的禅學見地的自信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一些曾與雍正有過交往的禅僧，出于種種目的，私刻雍正語錄，煽惑觀聽，雍正欲以此舉消除這些私刻本的影響。

　　《正集》收錄的第一人不是曆代推崇的大樣師，而是僧肇，確實出人意表。僧肇(384414)，東晉僧人，鸠摩羅什弟子，曾參加鸠摩羅什譯場，評定經論，並著《般若無知論》等，被稱爲“解空第一”。但一般認爲中土禅行始于達摩，達摩之前，中土未聞教外別傳之旨，故僧肇等雖道行超絕，見地逸倫，亦難列祖席。而雍正閱《肇論》諸篇，贊歎不已，認爲非深明宗旨、了徹本源者，不能如此，遂加封僧肇“大智圓正聖僧”之號，並將《肇論》、《寶藏論》選入《禦選語錄》。佛法的根本在般若，禅宗的根本亦在般若。僧肇所著《般若無行論》《涅

　　無名論》等，句句深達佛心，言言備通衆教，雖無宗乘之名，而有直探心源之實。雍正此舉不僅顯示了卓越的見識，而且是對當時禅宗中人動辄橫分疆域、豎判古今陋習的匡正。

　　最引人注目的是，禅宗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如傅大士、南泉普願、德山宣鑒、大慧宗果等，未被選入《正集》，而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紫陽真人卻赫然在列。紫陽真人(987-1082)即張伯端，又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宋代天臺人。曾長期研習丹書，其所著《悟真篇》，與《道德經》、《陰符經》齊名。紫陽真人還同時結交禅僧，涉獵內典。其《讀雪窦禅師<祖英集>》稱當時禅宗雲門宗巨擎雪窦重顯(980-1052)爲老師，贊曰：“吾師道高言順暢。”似曾親炙雪窦者。《悟真篇》外集爲紫陽真人專論禅宗的詩文，稱《禅宗詩偈》，被雍正選入《正集》。在雍正看來，紫陽真人是不世出的大樣師，雖以仙俊名世，但其言句真證了徹，直指妙圓，雖古今禅門大德，能如此深探究意者亦不多見。從《禅宗詩偈》看，紫陽真人確有很高的禅學造詣，其高妙處在以道通禅。如以“道”釋真如佛性，所謂“無體之體即真體，無相之相即實相”；以自在逍遙釋禅悟解脫，所謂明心體道之士“物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隨機應物，和而不唱”；以體道證真釋明心見性，所謂“欲體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爲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所有這些，非深有契悟者不能言。紫陽真人也頗自信，《<悟真篇>後序》謂若“見聞此篇，則知伯端得達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

　　紫陽真人談禅雖然借用道家的一些思想概念，但他們並不是銷道入禅、或以禅淩駕道之上，故將《樣宗詩偈》列爲《悟真篇》外集。雍正則認爲，紫陽真人非以道教爲內，禅宗爲外，而是以此標明禅悟境界爲超乎叁界、真亦不立的無上境界。此雖不失爲一種精致的解說，但未必符合紫陽真人的原意。紫陽真人雖出入儒釋，但畢意以道爲根本，其性命雙修之說，主張從修命(精氣)入手，先煉精化炁，進而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在紫陽真人看來，在最高的境界上，禅道是相通的，明心見性即體道歸真。但在具體修持上，禅道各有長短。在養神修性方面，道教自遜禅教一籌，而在煉精修命方面，禅又不及道。《悟真篇》七絕第一首評樣宗：“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抽身卻入身，何以更兼修大藥(內丹命術)，頓超無漏作真人。”在紫陽真人看來，只有“性命雙修”才是“正道”。

　　雍正編選語錄，不僅對禅師挑選嚴格，對禅語的選錄也有極嚴的標准，凡他認爲未臻究竟者悉不錄。如傅大士所作佯謬詩：“寶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一向爲人稱道，被認爲是超脫凡情的如實之見。雍正則大不以爲然，認爲這不過是開示初學、破其凡情迷執的方便之說，遠非究意，如果局囿于此，原地打轉，反會妨礙向上的進路。雍正尤其對德山宣鑒等呵佛罵祖之作極爲反感，不僅一句不錄，而且在《禦選語錄》序言中大加诃斥。佛祖，以出世間法論則無生身之所，佛身遍滿法界，一切有情無情及山河大地無不是佛，如此則能诃者誰？所诃者誰？衆生不明此理，判生佛爲兩途，析聖凡爲兩端，對佛祖只知頂禮贊歎，忘卻自身生命安頓，如此則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古德老婆心切，以呵佛罵祖，除衆生之見病，有意以這種激烈的方式，求得發人深省的效果。但必須明白，禅師的這種施爲只是接引初機的善巧方便，是師道而非禅道，即必得了辦自家本分事，方得依究竟而爲方便。如若不然，望文生解，以爲呵佛罵祖即爲聖凡情盡，人物兩忘，甚或學人饒舌，專以呵罵祖師爲能事，則不特仍墮凡見，亦且造大誕語，生大口業，閻羅殿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從世間法論，佛祖，先聖先師也，釋子既以佛祖爲祖父，豈能信口譏诃。基于同樣的理由，雍正對丹霞天然禅師燒木佛取火的公案也嗤之以鼻，譏之爲“狂參妄作”。雍正認爲這些人猶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適足墮畜生道。有人謂古德曾言：“六道輪回，一道齊平，方是透天透地，有何因果？”豈不知必先有透天透地的境界，才可言六道輪回任人出入，若未透叁關，證得空有一如，即妄汙因果，則因果之報不旋踵而至矣。基于此，雍正把南泉普願水牯牛公案(向異類中行)評爲“最下品”，只因南泉頗有本分之語，才未加深斥。其它“叁喚待者”、“婆子燒庵”、“野狐聽禅”、“南泉斬貓”、“臺山婆子”等著名公案，雍正均有苛評，悉不選錄。

　　縱覽雍正一生的禅修行持及《禦選語錄》的禅論，可以看出雍正禅學思想兩個突出的特點：其一強調打破宗派界限，唯以了辦本分事爲務。雍正指出，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只不過接人的面目不同而已。若逐語分宗，以情見分別之，甚或妄生爭執，則大悖古聖“剿情絕見”之旨。雍正還對達摩傳衣偈“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作了新的解釋。“五葉”非“五宗”，而是指達摩之禅法“五傳”而至慧能。五宗之說，不過是後世宗徒妄加附會而已！雍正時代，臨濟宗、曹洞宗最盛，二宗各有一些宗徒著書立說，爭長論短，喋喋不休。雍正深感宗派之見熾盛，則正知正見不存，故對宗派之爭深惡痛絕。他不僅在編選語錄時完全打破宗派界限，爲天下宗徒作出典範，而且要求天下叢林古刹，無論何宗何派，在供養本支祖師外，應將從上古德一一設位于堂，以供朝夕禮拜供養，欲以此舉，匡正禅林各守門庭的習氣。其二是強調修禅者須真參實悟。雍正從自身禅悟經驗中認識到沒有實際的修持功夫，永遠不能斷惑證真，即便講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也不能于日常行止中得到真實受用。所以，雍正懇切奉勸天下宗徒以擔荷如來家業、續佛慧命爲己任，“參則實參，悟則實悟”，但求覺悟，莫計名利，尤其不可于公案上盲拈瞎頌，強作解事，此不但自絕聖路，而且贻誤後人，徒增罪責。雍正的警策當是有感而發的，禅家發展到清代已難見早期那種超逸卓犖的氣象，宗風退墜，“慧命懸絲”，一些無知狂徒只得宗師之唾涕，專以呵佛罵祖爲能事，幾與市井無賴無異，更有以教外別傳相標榜而胡作非爲者，一時狂禅流狂，野狐遍野，禅宗的真精神已蕩然無存。雍正帝欲以帝王之尊，藉個人的影響力，振衰起頹，挽回宗風，其用心可謂良苦。

《雍正皇帝與《禦選語錄》(張文良)》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