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个镜头，在心中一闪。以后的发展，各位也许已猜想得到。她和我在这世上圆满了五十年夫妻同修的缘。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地下防空室中。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资源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初，政府派我去德国，和原在求学的三位工程师共同筹备在中国兴建电话机制造厂。而我担任了和合作厂家西门子的连络人及负责采购必需的机器及工具。
在出国之前，我原想和居和如结了婚一同去德国，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柏林全市居民都发给了粮食券，高楼上也架起高射炮，情况看得出十分紧张。九月一日，德军入侵波兰。
我收到政府的一个急电，训令我自己决定今后行动。我考虑再三：留在战地有生命危险，又急想和和如早日结婚。可是电话厂的机器设备，虽已完全订购，但仅极少数交货起运；设计图样，也仅一小部份已由西门子交来。此时我若离开，不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抗战祖国的急需通讯设备，更将受到无可补救的缺乏。我不能走！
这天下午，我和那三位工程师在柏林中央火车站握别，一股强烈的凄凉孤独的感觉，笼罩了我全身。
回到西门子招待所，已晚上八时左右。一进卧室，即倒在床上，可是不能入眠。正似入睡时，又忽被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惊醒。匆匆的抓了一张毡子，走向指定的防空地下室。一到门口，可把我惊住了。所有已在防空室中的人，都已戴上了防毒面具，只有我没有！
我勉强挤到离门最远的屋角上坐了下来，觉得有很多人的眼睛都看着我。心中这时很明了，倘若毒气来袭，我将是唯一的死亡者。各位，一个人在面临生死绝望的关头，脑筋会特别敏锐，幼年时母亲对我讲的话，都记了起来，我赶紧念观世音菩萨。突然已好多年不想的一个问题，涌上心头，“谁是用这工具的主人翁呀？” 毒气可以使这套工具失其效用，可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我又想起楞严经中佛不是说攀缘心是有生有灭，而本清净体则是一直来恒久不变，没有生死。那么，究竟谁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还是攀缘心及本清净体都能用这套工具？我忽然又想起，为什么那天居和如打电话约我去看电影时，我心中在想：“不可以呀！我有执行会议呀！”而嘴里却说：“好啊！我们在电影院见面。”我正在沈入深思的时候，忽然觉得防空室中的人都在走动了，原来已是警报解除。走出室外，秋风一阵吹来，将我的沉思吹得烟消云散，依然故我，仍在柏林！
一九四一年春在德国任务已完，回到上海，结了婚，取道越南，到了昆明，参加创办电话制造厂。在中央电工厂的总经理恽震，第三厂(即电话厂)厂长黄君可领导之下，真是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都是重新做起，日夜忙碌。小夫妻一对，克勤克俭，既没有假期周末，又得常跑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我们住的一所小屋，曾一度中弹，全部被毁(包括和如送我的淡黄色绒线背心)，所留下的，说来奇怪，只有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片，连玻璃面都没有碎(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这样忙碌的生活，一直到抗战结束，一家四口(那时已添了二个女儿，梅儿、蕙儿)，回到上海。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海的浴室中。
上海虽是一个大都市，但那时候还很少整个住宅装有热气设备的。一天，我去浴室洗澡，室内已先放了一盆烧红的炭。不知何故，我这次去洗澡，竟会忘了将浴室的门锁住。这间浴室在洗脸盆旁边有一扇小窗，当时也关着。
进去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可是，正要踏进浴盆的时候，忽然失去了知觉(显是中了一氧化碳的毒)。可是奇怪的是我还能转过身来将小窗推开了一些，并且扶住洗脸盆，面对着镜子，而不跌倒。又竟慢慢的醒了过来。
后来家人对我讲：梅儿在浴室门口，说爸爸在做怪脸，又在用手拍腿。
我回忆分析这件事的经过：是梅儿正好此时走过浴室门口，无意中推开了一些浴门，我在失了知觉后又去推开了一些小窗，因此得有少数清鲜空气的流动，使我稍稍回复了一些知觉。因为在竭力念观世音菩萨求救，可是没能念出声音，只是嘴动及脸部的表情，所以梅儿说我在做怪脸；也因为我在想用手拍后脑以刺激神经，可是手提不起来，所以梅儿说爸爸在拍腿。
当时我看见镜子中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人，欲进又退。心中在急：「这个小人就是我！不能让他离开呀！他走了，我就死了！」
这样进退了至少三次，终于走了前来。小人一消失，我已恢复了知觉，赶紧将门推开，梅儿那时已不在门外。
各位，这件事对我的学佛有相当影响。使我亲身体会到，人命随时可以终了，也即是这套工具随时可以破坏，真是差不得一点。什么人在想这个小人就是我？如果小人是我，那么在想的就不应该是我。究竟楞严经中佛说的攀缘心及本清净体的区别在那里？是什么力量使我失了知觉之后，还能转身去推窗，还能晓得要扶住洗脸盆，而不倒在炭盆上？
这一阶段，现在回忆起来，应该称为我学佛的退转阶段，也说明我学佛基础的浮浅。在那一段时间中，既没有念经，也没有拜佛。令我想起那十七岁梦中的冲出三道关门！
在这第二阶段中，有二位善知识，我必须提出：一是第一次遇到我学佛过程中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张澄基。他那时在印度。我从昆明去印度时，特去拜望他。他那时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后来在美国再遇见他时所以会全心全意跟他学习佛法的主因。二是在香港认识了月溪法师，他是我第一位接近的中国法师。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不少“空性无限”、“真空妙有”的佛理，也懂得了一些参禅的法门。但对于我原有的疑问，似乎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启发。
初到美国，物质及精神上的生活，都很艰苦。我英语差得太远，常和美国人讲话时，看见对方眉头一皱，心里就生起惭愧难过的反应；风俗人情，又十分生疏。所以在贸易公司解散后，一度失业彷徨的期间，眼看着和如带着四个小孩(我们一直没有佣人)，真是心疲力竭，耐苦耐劳，那种同心协力的热情，暗中常令我尝到酸痛爱怜的滋味！
那时，给我助力最多的是贸易公司纽约分公司经理陈棨元及魏重庆和原本是贸易公司的律师 H. L. White。一直到进入航运，向美国政府买到战后剩余物资的油轮，开始为台湾运从波斯湾至高雄的原油，生活方才安定下来。
五个星期住在纽约市的旅舍中，没有一次回家，同陈棨元、Mr. White，日日夜夜，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谈判接洽为土耳其购买及定造十五艘船只。及至这件业务达成，方才透了一口气，也奠定了我的航业基础。
我学佛过程的第三阶段，形式上要到一九六二年方才真真开始。可是我为什么跟各位叙述这一番在美创业艰苦的经过呢？因为这两者实在是息息相关，没有这一番艰苦，也不可能反映出日后张澄基让我在佛法中启发出本性的清净。
正是中国诗人所说的：
不经一番寒澈骨 那得梅花扑鼻香
在这一阶段中，对我学佛最有影响的是二件事，也是二个人。这两位，现在都不在了！您说是观音使者，或者是善知识，都可以。总之，对我的学佛，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是一九六四年，我和棨元兄等经营的公司第一次决定发给红利。那时候对我们讲，是一笔很大的金额。
那天正好是我和和如结婚的二十三周年。我从公司回去，告诉她将有这笔收入时，两人都很高兴，小夫妻商量应该怎样去善用这笔钱。
我和和如都是受过基督教会学校的教育。她那时还没有表示对佛法有兴趣。而我则已认识了乐渡法师、张澄基、陈健民等一般佛教人士。平时当她和我讨论宗教信仰时，她常说：“您们啊！老是咬文嚼字，只会讲不会做。基督教虽然道理讲得不多但是办医院、办学校、孤儿院、老人院，做许多人们很需要的事。为什么佛教不做点这类的事呢？”我那时已稍稍懂得一点佛法，总劝她：“办医院、老人院、孤儿院这种的确都是好的，这种是所谓修人天福报。下世也许可以升天，也许更富更贵。但仍免不了堕落的可能，还是在六道之中。所以学佛，一定要修慧，那方是究竟解脱的正路。”
那天我们商量怎样运用这笔钱时，也涉及了宗教信仰。她还是主张修福，我还是主张修慧。可是她很聪明，她说：“好吧！修福、修慧既然都是好的，那末让我们来分工合作。您去修慧。您有了智能，将来可以将佛法讲给我听。我来修福，福报好，至少可以烧饭给您吃。”我记起佛教中有一个“罗汉托空钵”的故事。觉得她的话也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将那笔钱一分为二，每人一半。她的由她作主修福，我的用来修慧。
在这以前，我已因和如的朋友姜大嫂认识了初来美弘法的乐渡法师，已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美国佛教会。佛教会在纽约市北区租了一处公寓房子，办了一个佛堂，她很少去。但自从那天分工后，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做义工帮忙，烧饭洗扫，一切都做。我看在眼里，心中很觉得高兴。
大概在收到公司的钱不满二个月，有一个星期日，和如和我从美佛会出来，预备走到停车场去，忽然看见广告，有一座门面相当大的房子出售，原本是电话公司的办公厅。和如叫我将电话号码抄下来。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不妨约个时间来看看，也许可以买下来给美佛会做寺址用。”
“那里来的钱呢？”
“用修福的钱啊！”
“您不是说应该办医院、办学校、老人院、孤儿院吗？”
“这一点点钱，那里够办这类大规模的善事呢？美佛会现在的地方实在太小了！何况乐渡法师说，有三尊大佛像在香港定做，不久将运来。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多容纳一些人，使他们来了解佛法。”她还加了一句：“也使您可以有地方多修一点慧。”
这个电话公司的办公厅，就是现在的大觉寺。
所以和如修福修得很快，而我的修慧呢，可不容易，惭愧得很，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五年之后，方第一次在大觉寺用英语讲五眼 Five Eyes 。
第二件事是在我们的船公司正发展得轰轰烈烈，我事务繁忙的时候。张澄基(他那时已在宾州州立大学教佛学)说服我，跟他去在二所大学的修静场所教我佛法。一共三次，每次三个星期。和如也很鼓励我，支持我去。
我们得早上四点起身，我不准说话，可以用笔问问题。他说，他没有资格传法，但已经得到他师父贡噶喇嘛(那时已圆寂)的允许，代他传授，所以可以将所有他在西藏、西康学到的密宗法门讲给我听。他也教我中国的禅宗修法。
我得承认，这种机缘，也可以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可是我资质太差，有时听了似懂非懂，有时也容易忘记。每次学习回家，又不能依照习练，但我对于澄基兄的恩缘，永志不忘。他是我这生学佛过程中第二位影响最大的人！
当第三次完结的那天，他说：“您今天不必打坐，也不必念咒，要一念不生，在山中盲目的经行(即是走)，不要认方向，不要想走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要担心迷路。下午再见。”
等我忽然再看到修静的那个场所时，大概已经是下午四时。走进厅内，看张澄基坐在那里，我也不去理会他，一直走到自己住的房间，在打坐的地方坐了下来。面前的矮桌上放着一部大般涅槃经。可能是我走了一天，已头昏目晕，觉得书上在那儿放光。忽然我注意到窗外在飘白雪(那时是四月)，心中闪了一个念头──是贡噶师父来了。这时方才看到张澄基就站在我边上，向着我微笑。
各位，一直到后来，我方才听人讲，贡噶的西藏文意义即是白雪！
第二天一早，我仍不讲话，收拾了行李，下山去小铺子中吃早点，侍女给我看菜单，问我要点什么，我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还是一句话也不会讲，侍女以为我是哑巴。
那天我开车，在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开，心中好象还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张澄基坐在旁边，看着我说：“喂！家桢，开车得当心一点。”
“打三百棒”我对他一喝。
“打三百棒”他回了我一句。这一下，可将我打醒了，我就全副精神的慢慢开车回来。
一九六九年，船公司的总经理 Mr. White 忽然中风去世。我和棨元商量，决定将船公司出售。
一九七零年出卖成功，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但使我最高兴的，还是那天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和如时，她对我讲：“我们现在不要一个修慧，一个修福了，我们应该通力合作，两个人一起来福慧双修。”
庄严寺即是在这个“福慧双修”的原则下，推动出来。这一阶段，我修慧的代表作，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学所讲的《观世音菩萨的证悟过程及修行方法》。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我学佛的第四阶段，尚未终了。第四阶段是从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晚和如往生、八月四日一早我去佛堂发愿继续替她念金刚经开始，负责庄严寺大佛殿的建造、千年古观音的降临、写《金刚经的研究》，及电子佛典的推动，都是这阶段中的重要梦境，我还没有看到地平线上太阳放射着万道金光。十八岁时，曾在故乡绍兴，一个小山上的观音庙中，抽到一支签。那是我第一次在寺庙中见到慈容满面的观世音菩萨像。现在将这支签记在下面，祝各位身心愉快！
高危安可涉 平坦自延年
守道当逢泰 风云不偶然
《沈家桢自述学佛经过》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