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思修 讲辩著

　　——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学经辩经和学位制度

　　桑吉扎西

　　古印度寺院教育的兴起

　　佛教的寺院教育制度兴起于古印度。大约在佛陀圆寂500年后，随着寺院和石窟寺的不断修建开凿，寺院逐渐成为僧人生活和学修的主要场所。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徒们的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寺院教育体系。

　　寺院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佛教经律论三藏。寺院的教学方式，为讲经、诵经、辩经、著述和禅观实修的有机结合。不过不同的寺院在学修方面各有侧重——有的偏重义理学习，有的偏重具体修证，有的则力图学修并重、均衡发展。学僧们除集体和个别听受三藏经典外，获取和验证所学佛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立宗论辩。久而久之，辩经成了古印度寺院教育中获取佛教知识、检验所学深浅，以至获得佛教学位最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教育尤其注重逻辑辩论——佛教因明的学习与训练。一位刻苦学习了多年的僧人，只有在寺院举行的辩论大会上立宗辩经，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识，验证自己的闻思修境界，从而使僧团能够对他的佛法水平予以认证。因此，辩经是当时印度各寺院最普及的学修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的辩经活动与龙树、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等佛教大师的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

　　据多罗那他记载，公元二世纪的那烂陀寺(Na^landa^)不仅是古印度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佛教大学。从公元二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纪，那烂陀寺一直是古印度佛教教育的中心之一，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国家的僧人不远万里前往学习深造，对大乘佛教的弘扬和发展、佛教人才的培养、佛教教育的系统化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大乘佛教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被称为“南瞻六庄严”的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传说都曾是那烂陀寺这所佛教大学里的主要教授。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因明以及“辩经”在寺院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而他们本人都是当时印度著名的辩论大师。

　　公元三世纪以来，印度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著名寺院，如超戒寺(Vikramas/t^la)、乌丹塔普拉寺(Udan!d!apura)、婆耆罗沙纳寺(Vajra^sana)，与那烂陀寺并称为印度四大佛寺。而那烂陀寺从公元一世纪始建到十二世纪被毁，一直是早期和中期大乘佛教(显教)的最高学府，而九世纪以后的超戒寺则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密教)的最高学府。上述这些寺院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教育中心，也是学习研究其它各种知识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公元五世纪，西晋高僧法显巡礼印度时曾记录了印度各个寺院的教学情况。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大乘经论，并受到那烂陀寺寺主戒贤大师的热情欢迎和亲自指导。玄奘大师在这里学习数年，并与当时许多著名佛教学者相互切磋。后来在戒日王为他举办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悬立宗旨，无人能够难破，从而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赠予“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

　　佛教初传西藏时，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就与藏传佛教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如吐蕃时期的法成、寂护，后弘期的阿底峡、释迦室利等对藏传佛教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一代宗师，都曾在这两个寺院里学修生活过。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在十六世纪时根据进藏印度高僧口述编写了《印度佛教史》，记载了不少印度佛教胜迹，在著作中就提到了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而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据说是寂护大师模仿印度乌丹塔普拉寺而设计新建的。

　　然而随着公元七八世纪印度佛教的逐渐衰弱和婆罗门教的复兴，以及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使得众多佛教寺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那烂陀寺、超戒寺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此，古印度佛教传统教学体制和辩经方式，在公元九世纪以后日渐衰微。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产生

　　公元七世纪，随着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原两路传入西藏，史称“前弘期”。吐蕃兴建了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第一批寺院，并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但最初阶段的寺院只能说是供奉佛像和经书的佛堂而已，因为当时吐蕃寺院没有出家僧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僧伽组织。当时的佛教只限于在上层贵族当中传播，并没有在民间广泛流行，与广大藏族百姓发生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佛教充其量只是贵族的宗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曾在离今天色拉寺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叫帕邦卡的寺院，藏文的创制人吞弥·桑布扎曾受命在这里为吐蕃贵族大臣们讲授藏文，并教授他们佛经、梵文等印度文化知识，可以说帕邦卡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所学习语言文化知识的学校。

　　到公元八世纪，在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于藏地原始本教与佛教的冲突异常激烈，以至于产生流血冲突，为了和平解决外来的佛教与传统本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寂护这位那烂陀寺首座的请求，赤松德赞就采取了印度佛教中常用的辩论方式，以解决佛教与本教的矛盾冲突。辩经时规定，败方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胜方的信仰。辩论是在敦喀地方举行的，佛教方面以寂护、无垢友等人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徒以“理由微小无力”而告失败，佛教以“理由深广有力，辩论出色，智慧敏锐”而取得胜利。这是藏族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大辩论，可以说开了藏传佛教辩经之先河。此次论辩对藏传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折作用。随后，藏王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法，决定修建桑耶寺。

　　公元776年，藏族历史上出现了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随着印度高僧莲花生、寂护及一切有部12位高僧、中观分别说部僧人，以及唐朝摩诃衍那(大乘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到来，才出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批藏地出家人，藏史一般称他们为“吐蕃七觉士”，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僧伽体制：有亲教师，有学僧，有特定的学习经论场所——“扎仓”。

　　据说，赤松德赞下令在桑耶寺内设立“妙法扎仓”，也就是学习佛法的学院。藏文史书一般将创立这个扎仓的三位重要人物合称为“堪罗曲松”，意为“师君三尊”，即桑耶寺堪布寂护(堪)、亲教师莲花生(罗)和藏王赤松德赞(曲)，最后的“松”字是“三”的意思。

　　桑耶寺建成后不久，在拉萨佛教界内部又发生了著名的“顿渐之争”。从中原传入西藏、主张“顿悟”的禅宗大师大乘和尚，与主张“渐悟”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戒，又一次采用辩论方式解决两派的思想冲突。

　　《布顿佛教史》这样描述道：“莲花戒到吐蕃后，赞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在右排座位入座，莲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座，“渐门派”一行跟随其后。赞普将两个花环分别送给两派大师，并下令让他们发誓，败者向胜者献花环，并且不能留驻吐蕃。”

　　据说辩论进行了两年有余，起初禅宗和尚们占了上风，但最终负于印度喇嘛们，因而按照事先约定离开了吐蕃。传说，大乘和尚离开吐蕃时留下了一双靴子，并预言“未来之时，在吐蕃仍然会有持我见解的人”。从此，辩论不仅成为藏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成了吐蕃王朝解决政治和宗教重大难题的一种方式。

　　赤松德赞时期随着吐蕃出家僧尼人数的逐渐增多，他又下令在各地修建了一批寺院和修行道场。据藏文史料《德吴宗教源流》说：“为了在吐蕃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修建了十二座经学院、六座祭神殿、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十二座清净院。”其中，十二座经学院和六座祭神殿主要是学修显宗经论的道场。而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和十二座清净院主要是学修密教仪轨和进行密教修炼的道场。

　　据有关藏文史料，当时在桑耶寺学经的僧人达七千人之多，在青蒲道场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九百多人，在昌珠寺学经的僧人有一千多人，在大昭寺学经的僧人达三千多人，在叶尔巴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五百多人。总体来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僧尼人数大约在一万六千人上下，显教学习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密宗学修主要在青蒲、叶尔巴和央宗道场。由此奠定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基本格局，而印度那烂陀寺的辩经方式也传入到西藏地区。

　　藏传佛教自松赞干布开始，经过赤松德赞的努力，到赤祖德赞执政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也因此遭到了极大的劫难。

　　赤祖德赞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持、保护政策。首先他颁布了吐蕃七户人家供养一僧的法律，不敬僧人要受到法律的惩治。其次，他挑选了年轻优秀的吐蕃青年去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同时也邀请印度、于阗、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僧伽罗国的高僧在西藏讲经说法。他建立了严格的译场制度，规范佛经译语，编纂佛经目录，扩大寺院规模，建立健全寺院僧伽制度，使得吐蕃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赤祖德赞创办了如法如律的三大佛教学院：一是注重闻、思、修的“修行扎仓”；二是注重讲、辩、著的“讲经扎仓”；三是注重慧、净、贤的“律仪扎仓”，还兴建了其它30多所寺院。三大学院的建立，突出强调了佛教僧伽教育的要旨，即“闻、思、修”三法和“戒、定、慧”三学的有机结合。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印度那烂陀寺传统教学方式和辩经制度被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借鉴和吸收，并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发展演变为藏传佛教独特的寺院教育体制和辩经考试制度。

　　尽管吐蕃时期佛教寺院教育有相当的发展，但佛教与本教之间的斗争从松赞干布时期一直持续到赤祖德赞时期，时常影响着藏传佛教的成长和壮大。随着赤祖德赞国王的被杀，朗达玛的…

《闻思修 讲辩著——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学经辩经和学位制度(桑吉扎西)》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