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思修 講辯著

　　——藏傳佛教曆史上的學經辯經和學位製度

　　桑吉紮西

　　古印度寺院教育的興起

　　佛教的寺院教育製度興起于古印度。大約在佛陀圓寂500年後，隨著寺院和石窟寺的不斷修建開鑿，寺院逐漸成爲僧人生活和學修的主要場所。經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徒們的不斷努力，逐步形成了系統獨特的寺院教育體系。

　　寺院的教學內容基本上是佛教經律論叁藏。寺院的教學方式，爲講經、誦經、辯經、著述和禅觀實修的有機結合。不過不同的寺院在學修方面各有側重——有的偏重義理學習，有的偏重具體修證，有的則力圖學修並重、均衡發展。學僧們除集體和個別聽受叁藏經典外，獲取和驗證所學佛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立宗論辯。久而久之，辯經成了古印度寺院教育中獲取佛教知識、檢驗所學深淺，以至獲得佛教學位最爲重要的學習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教育尤其注重邏輯辯論——佛教因明的學習與訓練。一位刻苦學習了多年的僧人，只有在寺院舉行的辯論大會上立宗辯經，才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學識，驗證自己的聞思修境界，從而使僧團能夠對他的佛法水平予以認證。因此，辯經是當時印度各寺院最普及的學修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的辯經活動與龍樹、無著、世親、陳那、法稱等佛教大師的積極倡導有直接關系。

　　據多羅那他記載，公元二世紀的那爛陀寺(Na^landa^)不僅是古印度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佛教大學。從公元二世紀開始，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紀，那爛陀寺一直是古印度佛教教育的中心之一，同時也吸引了不少周邊國家的僧人不遠萬裏前往學習深造，對大乘佛教的弘揚和發展、佛教人才的培養、佛教教育的系統化以及佛教文化的傳播，都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大乘佛教的幾位重要人物，如被稱爲“南瞻六莊嚴”的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法稱，傳說都曾是那爛陀寺這所佛教大學裏的主要教授。雖然他們的思想不盡相同，但都強調因明以及“辯經”在寺院學習中的重要作用，而他們本人都是當時印度著名的辯論大師。

　　公元叁世紀以來，印度各地相繼出現了不少著名寺院，如超戒寺(Vikramas/t^la)、烏丹塔普拉寺(Udan!d!apura)、婆耆羅沙納寺(Vajra^sana)，與那爛陀寺並稱爲印度四大佛寺。而那爛陀寺從公元一世紀始建到十二世紀被毀，一直是早期和中期大乘佛教(顯教)的最高學府，而九世紀以後的超戒寺則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密教)的最高學府。上述這些寺院不僅是古代印度佛教教育中心，也是學習研究其它各種知識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公元五世紀，西晉高僧法顯巡禮印度時曾記錄了印度各個寺院的教學情況。公元七世紀，唐朝高僧玄奘在印度遊學時，曾在著名的那爛陀寺學習大乘經論，並受到那爛陀寺寺主戒賢大師的熱情歡迎和親自指導。玄奘大師在這裏學習數年，並與當時許多著名佛教學者相互切磋。後來在戒日王爲他舉辦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上懸立宗旨，無人能夠難破，從而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贈予“大乘天”和“解脫天”的稱號。

　　佛教初傳西藏時，那爛陀寺和超戒寺就與藏傳佛教結下了深厚的法緣。如吐蕃時期的法成、寂護，後弘期的阿底峽、釋迦室利等對藏傳佛教做出過極大貢獻的一代宗師，都曾在這兩個寺院裏學修生活過。藏傳佛教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在十六世紀時根據進藏印度高僧口述編寫了《印度佛教史》，記載了不少印度佛教勝迹，在著作中就提到了那爛陀寺和超戒寺對藏傳佛教的影響。

　　而藏傳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據說是寂護大師模仿印度烏丹塔普拉寺而設計新建的。

　　然而隨著公元七八世紀印度佛教的逐漸衰弱和婆羅門教的複興，以及伊斯蘭教的大舉入侵，使得衆多佛教寺院遭受了沈重的打擊，那爛陀寺、超戒寺也都受到嚴重的破壞。從此，古印度佛教傳統教學體製和辯經方式，在公元九世紀以後日漸衰微。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産生

　　公元七世紀，隨著藏王松贊幹布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進藏，佛教分別從尼泊爾和中原兩路傳入西藏，史稱“前弘期”。吐蕃興建了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第一批寺院，並開始了佛經翻譯工作。但最初階段的寺院只能說是供奉佛像和經書的佛堂而已，因爲當時吐蕃寺院沒有出家僧人，當然也就談不上僧伽組織。當時的佛教只限于在上層貴族當中傳播，並沒有在民間廣泛流行，與廣大藏族百姓發生密切的關系。換句話說，當時的佛教充其量只是貴族的宗教。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松贊幹布執政時期曾在離今天色拉寺不遠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叫帕邦卡的寺院，藏文的創製人吞彌·桑布紮曾受命在這裏爲吐蕃貴族大臣們講授藏文，並教授他們佛經、梵文等印度文化知識，可以說帕邦卡是藏族曆史上第一所學習語言文化知識的學校。

　　到公元八世紀，在藏王赤松德贊時期，由于藏地原始本教與佛教的沖突異常激烈，以至于産生流血沖突，爲了和平解決外來的佛教與傳統本教之間的矛盾沖突，應寂護這位那爛陀寺首座的請求，赤松德贊就采取了印度佛教中常用的辯論方式，以解決佛教與本教的矛盾沖突。辯經時規定，敗方必須放棄自己的信仰，而改信勝方的信仰。辯論是在敦喀地方舉行的，佛教方面以寂護、無垢友等人爲首，本教方面以香日烏金爲首，辯論的結果是本教徒以“理由微小無力”而告失敗，佛教以“理由深廣有力，辯論出色，智慧敏銳”而取得勝利。這是藏族史籍上記載的第一次大辯論，可以說開了藏傳佛教辯經之先河。此次論辯對藏傳佛教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轉折作用。隨後，藏王赤松德贊大力弘揚佛法，決定修建桑耶寺。

　　公元776年，藏族曆史上出現了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隨著印度高僧蓮花生、寂護及一切有部12位高僧、中觀分別說部僧人，以及唐朝摩诃衍那(大乘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到來，才出現了藏傳佛教曆史上第一批藏地出家人，藏史一般稱他們爲“吐蕃七覺士”，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僧伽體製：有親教師，有學僧，有特定的學習經論場所——“紮倉”。

　　據說，赤松德贊下令在桑耶寺內設立“妙法紮倉”，也就是學習佛法的學院。藏文史書一般將創立這個紮倉的叁位重要人物合稱爲“堪羅曲松”，意爲“師君叁尊”，即桑耶寺堪布寂護(堪)、親教師蓮花生(羅)和藏王赤松德贊(曲)，最後的“松”字是“叁”的意思。

　　桑耶寺建成後不久，在拉薩佛教界內部又發生了著名的“頓漸之爭”。從中原傳入西藏、主張“頓悟”的禅宗大師大乘和尚，與主張“漸悟”的印度佛教大師蓮花戒，又一次采用辯論方式解決兩派的思想沖突。

　　《布頓佛教史》這樣描述道：“蓮花戒到吐蕃後，贊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在右排座位入座，蓮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座，“漸門派”一行跟隨其後。贊普將兩個花環分別送給兩派大師，並下令讓他們發誓，敗者向勝者獻花環，並且不能留駐吐蕃。”

　　據說辯論進行了兩年有余，起初禅宗和尚們占了上風，但最終負于印度喇嘛們，因而按照事先約定離開了吐蕃。傳說，大乘和尚離開吐蕃時留下了一雙靴子，並預言“未來之時，在吐蕃仍然會有持我見解的人”。從此，辯論不僅成爲藏傳佛教寺院重要的學習方式，同時也成了吐蕃王朝解決政治和宗教重大難題的一種方式。

　　赤松德贊時期隨著吐蕃出家僧尼人數的逐漸增多，他又下令在各地修建了一批寺院和修行道場。據藏文史料《德吳宗教源流》說：“爲了在吐蕃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修建了十二座經學院、六座祭神殿、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十二座清淨院。”其中，十二座經學院和六座祭神殿主要是學修顯宗經論的道場。而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和十二座清淨院主要是學修密教儀軌和進行密教修煉的道場。

　　據有關藏文史料，當時在桑耶寺學經的僧人達七千人之多，在青蒲道場學修密教的僧人有九百多人，在昌珠寺學經的僧人有一千多人，在大昭寺學經的僧人達叁千多人，在葉爾巴學修密教的僧人有五百多人。總體來看，赤松德贊時期吐蕃僧尼人數大約在一萬六千人上下，顯教學習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密宗學修主要在青蒲、葉爾巴和央宗道場。由此奠定了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基本格局，而印度那爛陀寺的辯經方式也傳入到西藏地區。

　　藏傳佛教自松贊幹布開始，經過赤松德贊的努力，到赤祖德贊執政時達到了鼎盛時期，但也因此遭到了極大的劫難。

　　赤祖德贊爲了在吐蕃弘揚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持、保護政策。首先他頒布了吐蕃七戶人家供養一僧的法律，不敬僧人要受到法律的懲治。其次，他挑選了年輕優秀的吐蕃青年去印度等地學習佛法，同時也邀請印度、于阗、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僧伽羅國的高僧在西藏講經說法。他建立了嚴格的譯場製度，規範佛經譯語，編纂佛經目錄，擴大寺院規模，建立健全寺院僧伽製度，使得吐蕃佛教得到了迅猛發展。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赤祖德贊創辦了如法如律的叁大佛教學院：一是注重聞、思、修的“修行紮倉”；二是注重講、辯、著的“講經紮倉”；叁是注重慧、淨、賢的“律儀紮倉”，還興建了其它30多所寺院。叁大學院的建立，突出強調了佛教僧伽教育的要旨，即“聞、思、修”叁法和“戒、定、慧”叁學的有機結合。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印度那爛陀寺傳統教學方式和辯經製度被雪域高原的藏傳佛教借鑒和吸收，並在此後一千多年中，發展演變爲藏傳佛教獨特的寺院教育體製和辯經考試製度。

　　盡管吐蕃時期佛教寺院教育有相當的發展，但佛教與本教之間的鬥爭從松贊幹布時期一直持續到赤祖德贊時期，時常影響著藏傳佛教的成長和壯大。隨著赤祖德贊國王的被殺，朗達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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