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望杨广以菩萨身份多多研习佛法，以改善政治管理。并希望他护持佛法，期望他为以后佛教法门光大之所仰寄。大师也以“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作为酬答。
第二条是请杨广不忘制作南岳大师的碑颂，以及请杨广为南岳师于潭州所立的大明寺、弥天道安于荆州所立上明寺、智者所建玉泉寺等诸寺的檀越主。
第三条是请杨广发心协助建立天台国清寺，为天台僧团建立一个修持弘法的根本道场。并要求赐给土地，乞公额一名，以保障天台的寺院经济。智者建寺的心愿源于陈太建七年(575)秋初入天台山时定光禅师的预言[16]。国清寺原是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大师于天台山隐居时所建，当时名修禅寺(后称禅林寺)，开皇十五年(595)智者大师重返天台，由于战乱等的原因，原来的修禅寺已荒废。后来大师寻觅得“山下一处非常之好”的寺址，并在石城临行前亲描蓝本以为建寺模式，希望杨广能护持此寺的兴建，否则“不见寺成，冥目为恨”。智者圆寂后，智越派灌顶、普明二人持遗书及《观心论》、《净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晋王。杨广大概强求智者出山，以致智者入灭一事心怀惭愧，对于先师遗命一一遵从，对长期充当智者侍者的灌顶、普明也亲礼有加，令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二人还山，为智者设千僧斋，并依图造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开始建寺，隋仁寿元年(601)完成该梵刹的兴筑。寺成，初名天台山寺。大业元年(604)杨广称帝，赐额“国清寺”，此寺遂成为天台宗祖庭。
第四条以给杨广提一个“有米之州，当地轮送，则无此私费”的建议为起始，述及国事国民，提到发心出家之人稀少难得，当今天下出家众日益减少，老僧零落。智者分析了此时国家用人的情况说：“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轨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希望杨广多度人出家，强调“若出家增益，僧众炽然，则佛法得无量功德”。杨广对此也作了一些功德，《国清百录》记载他于大业元年(604)十一月二十九日，设千僧斋，敕度四十九人出家[17]。
第五条是说末法时代僧众良莠不齐，请杨广“王秉国法，兼匡佛教”。这是对他这位总持菩萨扶植佛教寄予重望。“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是大师将整个天台僧团托付于他的高度信任。他深知末法时代僧众的素质参差不齐，天台僧团也难免存在着佛门败类，以致危及整个僧团声誉，祸患无穷，因此主动请杨广“有罪者治之”，这已不是戒律中对犯戒者单纯的“被摈”、“罢道”等处治方式，而是要加以王法的惩处。这一点显然与大师内心深处的末法意识[18]有关，也是他护教方面的一个特别用心。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也注意过问天台僧团的修习情况，并常常交待他们要如法行道，“勿损先师风望”[19]。
这几点要求，总的目的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大师认为，佛法光兴，则国土众生俱蒙利益，故五点要求的主要核心是为佛法，大师就是站在这一为佛法的角度，希望杨广能从外在的经济政治护持到内部僧众的出家管理等保护天台僧团，为保障佛教教团的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智者大师的石城坐化虽是“知命在此”[20]的抉择，也是他为台宗日后的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明智之举。智者本欲终老于天台，不愿自己的弘法活动总是受到杨广的监督与限制，因此在“机用将尽”之时，他奄然入灭，消除了杨广的疑虑，换来了杨广对天台教团的护持。杨广虽从智者受菩萨戒，尊之为师，但他对这位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一直怀有戒备之心。智者在石城病重的消息上报于晋王后，晋王忙遣医李膺前往参病，并呈手疏曰：
总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萨示疾，在疾亦愈。但于翘诚，交用悚灼，今遣医李膺往处治，小得康损，愿徐进路，迟礼觐无远。谨和南。[21]
从他“气疾兼笃，不能复前”[22]，而晋王仍然催促智者“小得康损，愿徐进路”来看，杨广对大师还是深有疑虑的，因而急召他进江都，不容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天台多留片刻。智者知其用心，深觉化缘已尽，住世无益，故而在进都路上选择了“石城坐化”，这不失为既尊师命(梦中定光禅师曾对他说“天台乃寄终之地”，石城在天台之西)终于天台，又算应了晋王之请“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23]的两全其美之举。
三、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
古往今来，高僧大德无不以众生皆有佛性为念，致力于放生事业。所谓“行满业大，弘生为最”[24]，智者写给解拔国的遗书就体现了大师舍己为他、济物救生的菩萨之心。此书收在《国清百录》末条第一百四条，书中未明详细写作时间，但从信中他说到自己晚年辞还天台幽谷的两个目的，其中之一“为案行江溪，修营福会(中略)，使十千之鱼，恣相忘之乐”。及信末嘱托弟子普明将此遗书交给解拔国来看，应当也是智者临终前的不久时间，但其时间可能比两封遗书要稍早一些。原文有一千余字，主要述及天台放生池的建立因缘，对解拔国护持放生一事的劝诫，和末后的劝书流通等。此三部分内容释析如下。
贫道少怀静志，愿屏嚣尘。微悟苦空，得从闲旷。是以去西陕之旧里，将领门徒，游憩天台，十有二载。但此山溪接江源，连亘海际，渔捕沪业，交横塞水。杀戮既多，煮炙无算。夭伤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来，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贫道不惟虚薄，愿言拯济。仍率励山僧，货衣资什物，就土民孔玄达等，买兹沪业，永作放生之池；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故临海内史计尚儿，敬法心重，仍请讲说《金光明经》，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贺等，闻斯妙句，咸舍沪业，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陆霑濡，人虫荷泽。
盖闻雨华满室，答长者之恩；明珠照夜，报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于前修，播芳风于末代。福不唐捐，善无虚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陈。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国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闻斯积善，请树高碑。冀此洪基，与岳同固。愿兹胜业，将日月俱全。
这封书简的第一部分，智者略述了天台放生池的由来，国子祭酒徐孝克的树放生碑及放生功德等，劝诫地方当局不要放任或纵容军民毁所树之碑，兴残害之业。
佛教尊重生命，提倡放生，《梵网经》和《杂宝藏经》等许多经论皆说到佛弟子应当慈心不杀，尽力放生，并述及放生的种种功德利益。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
据《别传》记载，太建七年(575)智者大师入天台山后，当时天台属于临海郡辖内，智者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溪簄梁六十余所，“为梁者断溪，为簄者渖海，秋水一涨，巨细填梁，昼夜二潮，嗷[口＋岌]满簄，颅骨成岳，蝇蛆若雷。非但水陆可悲，亦痛舟人滥殒”[25]。大师心起怜悯，誓愿拯济群生，保全物命，乃以所得嚫施，买临海渔沪一所作放生池。其时，临海内史、宣猛将军即计尚儿笃信佛法，请大师讲《金光明经》。当师讲到《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中，佛往昔为流水长者子救十千鱼的故事时，“檀越羊公贺等，闻斯妙句，咸舍沪业，凡五十五所”。大师还“善诱殷勤，导达因果”，感化渔民，渔民闻法后率皆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全部作为放生池，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大规模放生，所救活的物命数以亿万计。计尚儿则下令严禁捕渔狩猎，放生的民众。
此后，智者又遣弟子慧拔到金陵，上表陈宣帝，禀奏放生之事。宣帝崩，陈后主下诏嘉褒智顗功德，敕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树碑立石，铭文以赞其事。这也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26]。
书简的第二部分是大师为了巩固放生这一成果，从世间法和佛法两个角度进行对地方当局官员解拔国的护生放生的劝诫。
昔陈氏江东，地不过数千里，犹若此慕善忘怀。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轮而御八表，握宝镜以临四民。风雨顺时，马牛内向。信以道高尧舜，德迈轩羲。加复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群分；自运四弘，总下生而普济。且不麑不卵，著自外书。救蚁救鱼，闻之内典。岂有富天下而吝惜一江源，恩洽宇内而独隔数百里，改莲华之池，兴烧煮之业。使军民恣其伤杀，水族婴其酸楚，身首分离，骨肉糜溃。以贫道意，度皇帝之心，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但晋王殿下，道贯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不以贫道不肖，曲垂礼接，躬膺世范。谬荷人师，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违越。假令别有严使，的奉敕符，毁所树之碑，复民沪业者，贫道即振锡披衣，担簦蹑履，远游京辇，诣阙上书，殒首碎身，以全物命。
况今上旨，总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鱼。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毁坏放生，兴残害业。当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遗。若恣军民收罗采捕，则是夺人现财，公行劫盗。若以至尊欲令军民丰沃，不许放生者。
昔贫道西游，路经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结香火，禀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农桑，专行杀捕之业。学士昙揵请讲，遂即停留。一州五县，咸舍其业，凡一千余所。以事表台，降敕开许。自是岳州频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赏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应，岂容为军民口味，夺人善业？县尉此启，恐成僻见。且江溪狭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杂鱼，本无海族。至尊以晋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听者，则是是非由于县，裁断不关晋王。如此之言，岂可闻于王耳？且大王亲有符旨，开许放生，何容在所，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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