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清规》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王永会
〔摘要〕本文对《百丈清规》的创制缘由、主要内容及其演变作了考述，指出：《百丈清规》以佛教固有的思想与制度、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制度、中国佛教创制僧团管理制度的经验为主要的渊源；其内容在以后的发展中有相当大的变化；它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百丈清规》亦称《古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丛林)最早成型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寺院僧众(清众)的日常行事章则，是中国佛教独创的僧制。《禅门正统》载：“元和九年(814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惜此书原本在南宋亡后全部散佚。现存的可考资料，只有《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六所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卷十《百丈规绳颂》、《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所附《古清规序》。本文试对《百丈清规》的思想、制度渊源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作一探讨。
一、《百丈清规》创制、主要内容及演变
1．百丈禅师创制清规的缘由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720-814)，据《指月录》载：“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福州长乐人，王氏子。”少小即对佛学发生兴趣，尝曰：“(佛)形容与人无异，我后亦当作佛。”即“早岁离尘”，依潮阳西山慧照出家，从衡山法朗受具戒，又曾往庐江(今安徽庐江县)浮槎寺阅藏经多年，终至“三学该练”。后“闻大寂(即马祖道一，大寂禅师为其谥号)始化南康(今江西赣县)，倾心依附，虚往实归，果成宗匠。”〔1〕他奉事马祖六年，“与西堂智藏禅师同号入室”〔2〕得其印可，成禅宗一代宗师。
关于怀海创制清规的缘由，《宋高僧传》卷十载曰：“后檀信请居新吴(今江西奉新县)界，有山峻极可千尺许，号百丈屿。海既居之，禅客无远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乎
海曰：吾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设规务归于善焉。乃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这里说到两个原因：一是物质上的，四方禅客归依者太多，原有的殿堂容纳不下；二是思想上的，怀海折中大小乘戒律，欲创建新风貌的禅居。〔3〕杨亿在《古清规序》中还追述道：“四来同居，凡圣孰辨。且如来应世，尚有六群之党，况今像末，岂得全无。……且立法防奸，不为贤士，然宁可有格而无犯，不可有犯而无教。”〔4〕这是说怀海创制清规还有第三个原因：立法防奸。关于这一点，《敕修百丈清规》卷二中有具体说明：“宋翰林学士杨亿推原百丈立规之意，略曰：有或假号窃形混于清众，别致喧挠之事，即当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褡，摈令出院者，责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然百丈创规，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范三界。梵檀摈治自恣举过，以肃其众。国朝累圣戒饬僧徒，严遵佛制。除刑名重罪、例属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干犯，当以清规律之。若斗诤犯分，若污行纵逸，若侵渔常住，若私窃钱物，宜从家训，毋扬外丑。盖悉称释氏，准俗同亲，属守祖规，随事惩戒。”显然，杨亿“推原之意”中掺入了自己的阐释，因为怀海之世是祖师禅大行之时，怀海创规是为了更好地传扬禅南宗，这从怀海在殿堂设计上就可看出：“不立余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这种风格正好体现了祖师禅人法当前的禅风。而杨亿在近200年后“推原”怀海之意，似更着重在僧团纪律的严格管理上。不过，怀海清规中确有约束僧众的条款(详下)。但“立法防奸”不是怀海创制清规的主要原因，却是可以肯定的。
2．《百丈清规》的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知道《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寺院中的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现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僧团的组织制度上，规定了职务、名衔、职责。寺中最高领导者为长老(方丈)，“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弗、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6〕充任此职的条件是“具道眼”、道德高。主要职责为“教化主”，为僧徒表率。每日“上堂升座”，管理寺院僧众和为僧众开示讲学说法，指导全寺僧众的实践修行。其下设有十务(十职)，“置十务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7〕他们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务，“主饭者目为饭头，主菜者目为菜头，他皆仿此。”〔8〕其他各部为何，惜记载缺失而无从得知。在纪律监察方面，设维那(或曰为十务之一)一人，负责僧团纲纪，“或假号窍形，混于清众，别致喧挠之事，即当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褡，摈令出院者，责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集众公谇行责，即以柱杖杖之，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8〕在日常行事方面，有职务的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僧众行信坐卧须“具四威仪”，“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唯偃息而已。”〔10〕
在修禅方面，规定以修行为要：“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在奖惩方面，“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凡有犯于此规者，悉由维那检举，集众公议，令其自悔，乃至摈弃出院。”〔11〕
在寺院经济制度方面，规定僧众“饮食随宜，”务于节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请法”(集体劳动)，正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不立余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12〕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怀海清规赋予的僧团组织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导之以德，齐之以规：分工明确，层级简单，运作有效；地位与经济的平等；民主自由。
3．《百丈清规》的演变
《百丈清规》出现后不久，由于其诸多优点，颇能与中国社会适相应，为各禅林争相效仿沿用，所谓“天下禅宗如风偃草。”〔13〕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
但伴随寺院经济的兴旺发达和僧众的不断增加、禅院事务的日益复杂，再加上晚唐以后，禅宗又有五家七宗之分立，各宗门庭与制度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百丈清规》不可避免地发生损益的变化，故而历代都有增订改修甚或新作清规出现。但多散佚，现在可考的，尚有以下几种：北宋崇宁二年(1103)真定宗赜所编《禅苑清规》十卷(亦称《崇宁清规》)；南宋嘉定二年(1209)宗寿所编《人众日用清规》；南宋咸淳十年(1274)，金华惟勉所编《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二卷(又称《咸淳清规》)；元代至大四年(1311)，东林戈咸所编《禅林备用清规》十卷(又称《至大清规》)；元顺帝元统三年(1355)，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奉敕重辑而成的《敕修百丈清规》二卷；清道光三年仪润整辑的《百丈清规证义记》十卷。另有《入众须知》、《幻住清规》、《日用清规》、《禅林两序须知》等，日本有《大鉴清规》、《永平清规》、《莹山清规》等书。上述诸本，历时既久，增益颇多，与最初的《百丈清规》相去甚远。近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化，各地新出清规更多，且多在新社会形势下产生，与古《百丈清规》之内容相去更远。
二、《百丈清规》的思想和制度渊源
《百丈清规》的创制，并非是无本无源、凭空而得，而是有其思想与制度渊源的。其主要的思想和制度渊源有如下几个方面：
(1)佛教固有的戒律思想与制度
《百丈清规》系百丈禅师“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而得，所谓“百丈创规，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范三界”。〔14〕因此，它的基本思想仍是取法于佛教本有的戒律与制度，与佛制戒律“悉称释氏”。不同的是，作了中国化的转变。“遂圣贤乘时继作驰张迭用循环不穷，所以通其变也。佛之为教必先戒律，诸部之义大小毕陈，种种开遮唯以一事。去圣逾远局为专门，名数滋多道日斯隐。是故达磨不阶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无能留碍。世降俗末诞胜真离，驰骋外缘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敖(疑为敷)轨范辅律而行，调护摄持在事皆理。”〔15〕德辉禅师亦云：“佛宜制律创规相须为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内弘道。虽千百群居，同堂合席，齐一寝食，翕然成伦，不混世仪，不挠国宪，阴翊王度。通制之行尼于彼达于此。”〔16〕
又，《百丈清规》中也有原始佛制的内容，杨亿《古清规序》中有曰：“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即为化主，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长老”是“高年大声闻”(梵文AgramahaSravaka；巴利文为AggamahaSravaka)的大乘化的等称，与早期佛教僧团中的舍利弗和须菩提相似。其它由于原本的佚失而难知其详。对此南怀瑾先生曾说：“从表面上看，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实际上，清规是以佛的戒律做骨子的。所以它的内部，仍以严守戒律为主。”〔17〕
(2)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制度
百丈身处唐代中叶，佛教传入中国已历七八百年，百丈在创制清规中，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儒家很多的思想。如儒家有关尊师重道、师道尊严的看法。《百丈清规》将住持或方丈作为整个僧团的核心，既为法师，又是僧团的管理首脑，被尊称为“长老”、“教化主”，“师道尊严”也有反映：“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18〕
又如中国强调“纲常立国”，伦理道德有泛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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