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清規》及其曆史與現實意義
王永會
〔摘要〕本文對《百丈清規》的創製緣由、主要內容及其演變作了考述，指出：《百丈清規》以佛教固有的思想與製度、儒家的倫理思想與製度、中國佛教創製僧團管理製度的經驗爲主要的淵源；其內容在以後的發展中有相當大的變化；它具有廣泛而重要的曆史與現實意義。
《百丈清規》亦稱《古清規》，是中國禅宗寺院(叢林)最早成型的組織管理製度和寺院僧衆(清衆)的日常行事章則，是中國佛教獨創的僧製。《禅門正統》載：“元和九年(814年)，百丈懷海禅師，始立天下叢林規式，謂之清規。”惜此書原本在南宋亡後全部散佚。現存的可考資料，只有《宋高僧傳》卷十《懷海傳》、《景德傳燈錄》卷六所附《禅門規式》、《禅苑清規》卷十《百丈規繩頌》、《敕修百丈清規》卷八所附《古清規序》。本文試對《百丈清規》的思想、製度淵源及其曆史與現實意義作一探討。
一、《百丈清規》創製、主要內容及演變
1．百丈禅師創製清規的緣由
唐代百丈懷海禅師(720-814)，據《指月錄》載：“洪州百丈山懷海禅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少小即對佛學發生興趣，嘗曰：“(佛)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即“早歲離塵”，依潮陽西山慧照出家，從衡山法朗受具戒，又曾往廬江(今安徽廬江縣)浮槎寺閱藏經多年，終至“叁學該練”。後“聞大寂(即馬祖道一，大寂禅師爲其谥號)始化南康(今江西贛縣)，傾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1〕他奉事馬祖六年，“與西堂智藏禅師同號入室”〔2〕得其印可，成禅宗一代宗師。
關于懷海創製清規的緣由，《宋高僧傳》卷十載曰：“後檀信請居新吳(今江西奉新縣)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嶼。海既居之，禅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璎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
海曰：吾于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于善焉。乃創意不循律製、別立禅居。”這裏說到兩個原因：一是物質上的，四方禅客歸依者太多，原有的殿堂容納不下；二是思想上的，懷海折中大小乘戒律，欲創建新風貌的禅居。〔3〕楊億在《古清規序》中還追述道：“四來同居，凡聖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且立法防奸，不爲賢士，然甯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4〕這是說懷海創製清規還有第叁個原因：立法防奸。關于這一點，《敕修百丈清規》卷二中有具體說明：“宋翰林學士楊億推原百丈立規之意，略曰：有或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挂褡，擯令出院者，責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缽道具，遣逐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然百丈創規，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範叁界。梵檀擯治自恣舉過，以肅其衆。國朝累聖戒饬僧徒，嚴遵佛製。除刑名重罪、例屬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幹犯，當以清規律之。若鬥诤犯分，若汙行縱逸，若侵漁常住，若私竊錢物，宜從家訓，毋揚外醜。蓋悉稱釋氏，准俗同親，屬守祖規，隨事懲戒。”顯然，楊億“推原之意”中摻入了自己的闡釋，因爲懷海之世是祖師禅大行之時，懷海創規是爲了更好地傳揚禅南宗，這從懷海在殿堂設計上就可看出：“不立余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這種風格正好體現了祖師禅人法當前的禅風。而楊億在近200年後“推原”懷海之意，似更著重在僧團紀律的嚴格管理上。不過，懷海清規中確有約束僧衆的條款(詳下)。但“立法防奸”不是懷海創製清規的主要原因，卻是可以肯定的。
2．《百丈清規》的主要內容及其特色：
從現存《百丈清規》的資料和後世僧人追述清規創製的理由，我們知道《百丈清規》的主要目的就是規定寺院中的組織管理製度、日常章則。現依據現存的史料對《百丈清規》所涉及的內容分類敘述如下：
在僧團的組織製度上，規定了職務、名銜、職責。寺中最高領導者爲長老(方丈)，“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爲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6〕充任此職的條件是“具道眼”、道德高。主要職責爲“教化主”，爲僧徒表率。每日“上堂升座”，管理寺院僧衆和爲僧衆開示講學說法，指導全寺僧衆的實踐修行。其下設有十務(十職)，“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7〕他們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務，“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仿此。”〔8〕其他各部爲何，惜記載缺失而無從得知。在紀律監察方面，設維那(或曰爲十務之一)一人，負責僧團綱紀，“或假號竅形，混于清衆，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挂褡，擯令出院者，責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集衆公谇行責，即以柱杖杖之，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8〕在日常行事方面，有職務的與一般僧衆，無有高下，都居于僧堂，“所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以夏次安排。”並于僧堂中“設長連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僧衆行信坐臥須“具四威儀”，“臥必斜枕床唇。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禅既久，唯偃息而已。”〔10〕
在修禅方面，規定以修行爲要：“合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者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在獎懲方面，“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凡有犯于此規者，悉由維那檢舉，集衆公議，令其自悔，乃至擯棄出院。”〔11〕
在寺院經濟製度方面，規定僧衆“飲食隨宜，”務于節儉。全體僧人均須參加勞動，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請法”(集體勞動)，正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在寺院殿堂建製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不立余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12〕
從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懷海清規賦予的僧團組織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導之以德，齊之以規：分工明確，層級簡單，運作有效；地位與經濟的平等；民主自由。
3．《百丈清規》的演變
《百丈清規》出現後不久，由于其諸多優點，頗能與中國社會適相應，爲各禅林爭相效仿沿用，所謂“天下禅宗如風偃草。”〔13〕後來的佛教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規》爲其基本製度模式。
但伴隨寺院經濟的興旺發達和僧衆的不斷增加、禅院事務的日益複雜，再加上晚唐以後，禅宗又有五家七宗之分立，各宗門庭與製度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百丈清規》不可避免地發生損益的變化，故而曆代都有增訂改修甚或新作清規出現。但多散佚，現在可考的，尚有以下幾種：北宋崇甯二年(1103)真定宗赜所編《禅苑清規》十卷(亦稱《崇甯清規》)；南宋嘉定二年(1209)宗壽所編《人衆日用清規》；南宋鹹淳十年(1274)，金華惟勉所編《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又稱《鹹淳清規》)；元代至大四年(1311)，東林戈鹹所編《禅林備用清規》十卷(又稱《至大清規》)；元順帝元統叁年(1355)，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輝奉敕重輯而成的《敕修百丈清規》二卷；清道光叁年儀潤整輯的《百丈清規證義記》十卷。另有《入衆須知》、《幻住清規》、《日用清規》、《禅林兩序須知》等，日本有《大鑒清規》、《永平清規》、《瑩山清規》等書。上述諸本，曆時既久，增益頗多，與最初的《百丈清規》相去甚遠。近代以來，因應時勢之變化，各地新出清規更多，且多在新社會形勢下産生，與古《百丈清規》之內容相去更遠。
二、《百丈清規》的思想和製度淵源
《百丈清規》的創製，並非是無本無源、憑空而得，而是有其思想與製度淵源的。其主要的思想和製度淵源有如下幾個方面：
(1)佛教固有的戒律思想與製度
《百丈清規》系百丈禅師“于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而得，所謂“百丈創規，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範叁界”。〔14〕因此，它的基本思想仍是取法于佛教本有的戒律與製度，與佛製戒律“悉稱釋氏”。不同的是，作了中國化的轉變。“遂聖賢乘時繼作馳張疊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爲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大小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爲專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磨不階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末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敖(疑爲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15〕德輝禅師亦雲：“佛宜製律創規相須爲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內弘道。雖千百群居，同堂合席，齊一寢食，翕然成倫，不混世儀，不撓國憲，陰翊王度。通製之行尼于彼達于此。”〔16〕
又，《百丈清規》中也有原始佛製的內容，楊億《古清規序》中有曰：“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即爲化主，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長老”是“高年大聲聞”(梵文AgramahaSravaka；巴利文爲AggamahaSravaka)的大乘化的等稱，與早期佛教僧團中的舍利弗和須菩提相似。其它由于原本的佚失而難知其詳。對此南懷瑾先生曾說：“從表面上看，叢林的清規與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實際上，清規是以佛的戒律做骨子的。所以它的內部，仍以嚴守戒律爲主。”〔17〕
(2)儒家的倫理思想與製度
百丈身處唐代中葉，佛教傳入中國已曆七八百年，百丈在創製清規中，直接或間接地吸收了儒家很多的思想。如儒家有關尊師重道、師道尊嚴的看法。《百丈清規》將住持或方丈作爲整個僧團的核心，既爲法師，又是僧團的管理首腦，被尊稱爲“長老”、“教化主”，“師道尊嚴”也有反映：“長老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18〕
又如中國強調“綱常立國”，倫理道德有泛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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