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学的特征
湛如
闽南佛学
前 言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佛学家，也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大师生前不但对各宗的思想有独到之处，而且对佛教史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整个中国佛学的特点更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中国佛学之所以区别印度佛学，是因为中国佛学摆脱了对印度佛学的依附，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大师对中国化的佛学提出三个特点：(一)综合性、(二)融会性，(三)禅。这三点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现象和性质，而成为佛教新学说，新体系。下面将对大师的中国佛学特点的一些观点加以介绍。偏失疏漏，一定难免，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一 各派理论的综合
印度佛学在小乘上，特别注重破除我执，破我是常，是一，所以分析五蕴、六大是生灭法，这是对有情所执的我加以分析的破除，乃至最后则归于一切寂灭的湼槃。大乘佛教说明一切法皆空，或总究竟寂灭不可得的实相。中国佛学则不然，各宗各派在总的趋势上都强调综合，例如天台宗的《始终心要》云；“中谛统一切法”，说明一切无非中道实相，中道实相是一切法的核心，就是说各派的主张虽然异说纷纭，但其根本即被中道所包含。所以中道如实相综合一切法。就以现前的一念心来说：“介尔念起，具足三干性相，即空假中。”一念如此，念念如是。一名一心各即全法界，念念都能统摄一切法，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小而毛孔，大而刹海，乃；至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和菩萨的种种差别，皆在一念心中，更无外求。这是天台宗综合一切法的基本主张，以中道实相综合概括一切法。
华严宗的《华严玄谈》云：“大哉真界，万法资始，统包空有，全赅色心。”这里的真界即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统包空有，包含色心。此是华严宗以真界综合一切法。
禅宗的《六祖坛经》云：“自性能生万法，本无生灭动摇，本来清净。”禅宗还经常说：“若欠一法不名法身，若余一法亦不名法身。”这是禅宗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来综合各家思想。
唯识宗则以阿赖耶识为本源，以阿赖耶识为所知依。以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
《楞伽经》上说：“如来藏为善不善因，以如来藏能统摄一切法。”
以上所例举的经典所说，是太虚大师就巾国佛学一般趋势上注重发挥的综合思想，来加以扼要的说明。大师生前在讲《圆觉经》时，内分三科：(一)法有我无宗，(二)一切皆空宗，(三)唯识圆觉宗。开始说明声闻小乘的理论主张，即“我空法有”，次明大乘思想一切法空，以诸法无自性玄谈性空。三以法相唯识及法界圆觉合为一宗。重点在于破除人我法执的深空中，从不可思议智境上，进一步说明总持一切法义，所以或说“中道实相”、“法界”、“法身”、“佛性”、“如来藏”、“阿赖耶识”，都不是片面的谈空，也不是片面的说有，而是总包空有，综合一切法，随举一名无不如此。大师认为，正由于这些宗派在核心理论强调综合而没有偏执，所以能被人们长期所接受。如不注重发挥综合义的话，则皆不旋踵而衰歇!后来教派只存天台，贤首，慈恩三家就是证明。中国佛学之所以有很强的综合思想，这和中华民族自身的综合特点是分不开的。综合是就佛学的内部学说相互间统一，各派思想互相综合而言的。
太虚大师列举了代表中国佛学的几个宗派，尽管名相各异，但其根本主张是一致的，只不过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罢了。这些思想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具有显著的中国色彩，而在印度佛学里则不然，部派佛教时期异说纷纭，各立门户，中观学派侧重发挥空义，瑜伽学派说有，各唱异说，使本来统一的佛法变得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佛学在发挥义学时，都特别强调综大师的这一主张堪称独具慧眼。
二 各宗理论的融会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融会。大师说：“自古以来，能在中国盛行的佛法，定能够融会贯通，绝不是那偏执邪见，局守宗义者所说的，能够博得多数人信奉的。”(见《全书》P828)
这就是说，中国佛学的第二个特点融会是指佛教内部的关系而言，指中国佛教统摄佛教各类经典和佛教各派学说，统一佛教各地学风的特点。这在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以后著名的佛教学者也都相继发挥融会佛教各派信仰的特点。下面对大师的这一看法加以说明。
(一)南北学术观点的统一
中国古代历史和印度不同，统一局面是主流。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统一，对于佛教来说，也要求建立统一的佛教。
隋唐两代的封建统一王朝， 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时形成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构成期，也是日益成熟期。隋唐佛教宗派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统一性，统一了以往各地学风的差异，表现了中国佛教的高度融摄力。
佛教自汉代传入至隋以前，经历了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政治的对立，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佛教亦趋于分化。佛教的内容包括戒、定，慧三学，“戒”“定”是指佛教修养实践，“慧”，智慧，是指佛教思想体系包括了理论和实践的两方面。南北朝时代北方佛教偏重佛教仪式活动，如坐禅、修行、布施、造像，立寺等，南方佛教侧重玄理和清淡。禅法在北方广泛流传，义学在南方比较发达。在隋唐统一后，南来北往，交通十分便利，两地的佛教学者互相交流，各种学术互相沟通，各种师说闩趋一致。隋唐佛教，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都是理论和修习并重，强调定慧双修的。天台宗，本属于实践的一派，但也重视理论。此宗的“法华三昧”，就体现了禅法和理论的统一。史栽天台宗的祖师慧文禅师，据《大智度论》和《中论》而悟入“一心三观，于一心中同时观悟空、假、中，的观行方法，并传给慧思。慧思从南方到北方，坚持侧重禅法，又重佛教义理。意思的弟子智者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制定了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天台宗的理论和观行并重的宗风的形成，标志着北方偏重禅法，南方偏重义理的学。风的融会。
唯识宗，继承印度大乘有宗的“万法唯识”的观点，对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做了细密的分析，形成一套完整的唯识系统思想。同时又有瑜伽行观，即通过禅定，不靠语言文字的中介，运用佛教“智慧”使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窥基还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提出了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观法。太虚大师谈到这一点时讲：“在慈思宗中表现这融会思想最明显的是继承玄奘的窥基法师，在他所作的《大乘法苑义林章》中说“掇法归无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摄法归有为之主，故言诸法唯识。摄法归简择之主，故言一切法皆般若。””(见《全书》P830)玄奘大师，广学博闻，在印度留学的时候，曾造有《会宗论》，融会空有的道理，回到祖国后，长期从事译经，不但翻译《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同时还翻译《大般若经》并《广百》《掌珍》等论，所以玄奘大师，对于一切大乘教理是融会贯通的。(详见《全书》P830)
再如华严宗以“一真法界”为核心的“无尽缘起”的理论。同时它所谓的“法界观”，是华严宗的初祖杜顺本是禅师，二祖智俨，随杜顺禅师学过禅法，并应用《华严经》思想重新组织解释了止观。此宗的真正创始人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所谓“十重唯识观”是吸收唯识观再加上四法界观而成，主张把法界归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看成心中的观念，而在思辩中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
至于禅宗，虽然主张“不立文字”，极重修行，其实也是有其明快细密的理论的。
(二)各宗的判教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不但在对不同的学风融会，而且也体现在判教上。印度原先有简略的判教，如《法华经》分大小；二乘，《楞伽经》分顿、渐之教，《解深密经》分有、空、中三时，《涅槃经》分为五味等。在中国，判教理论在各宗派理论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内容与印度判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现象，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独特的问题，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体现了中国佛教宗派的融会性特征。
所谓判敦，就是对所有佛学理论加以分科组织，即不以简单的对峙乃至全槃否定的角度宋处理各派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各派思想认为佛在不同时期，地点，对不同听众的说法，从而有种种差异，即作为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对各派思想给予系统的安排，分别给予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一宗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在这种宗派组织的判敦过程中，往往加入作者所理解的佛教义理，加以判摄。
南北朝时期的判教学说，后人概括力十种，称“南三北七”。“南三”即南朝的三种，指把佛说分为：顿、渐、不定三教。其中“渐教”又有不同的看法， 分“三时敦”，“四时教”和“五时教”几种，而以慧观五时教最为重要。慧观在四；教的基础上，参照《涅槃经》五行品的从牛出乳 出酪 出生酥 出熟酥 出醍酣为例，以牛出五味比喻佛法的五重层次，把佛经分为五时：一是“三乘别教”，即最初的经教，主要指小乘的《阿含经0信二是“三乘通教”，即佛兼化三乘的经典如《般若经》。三是抑扬敦，即指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的经典，如《维摩诘经》。四是同归教，指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经典如《法华经》。五是“常住教”，指最后说如来法身是常为最圆满的经教，即《湼槃经》。五时教的说法在南方影响很大，成为后来出现的一些判教说的基调。“北七”也是小乘与大乘，有宗与空宗的次第对佛经作出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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