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佛學的特征
湛如
閩南佛學
前 言
太虛大師是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佛學家，也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大師生前不但對各宗的思想有獨到之處，而且對佛教史方面也有自己的觀點。尤其是對整個中國佛學的特點更做了系統的研究。認爲中國佛學之所以區別印度佛學，是因爲中國佛學擺脫了對印度佛學的依附，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就是“中國化的佛教。”大師對中國化的佛學提出叁個特點：(一)綜合性、(二)融會性，(叁)禅。這叁點是中國佛教區別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現象和性質，而成爲佛教新學說，新體系。下面將對大師的中國佛學特點的一些觀點加以介紹。偏失疏漏，一定難免，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一 各派理論的綜合
印度佛學在小乘上，特別注重破除我執，破我是常，是一，所以分析五蘊、六大是生滅法，這是對有情所執的我加以分析的破除，乃至最後則歸于一切寂滅的湼槃。大乘佛教說明一切法皆空，或總究竟寂滅不可得的實相。中國佛學則不然，各宗各派在總的趨勢上都強調綜合，例如天臺宗的《始終心要》雲；“中谛統一切法”，說明一切無非中道實相，中道實相是一切法的核心，就是說各派的主張雖然異說紛纭，但其根本即被中道所包含。所以中道如實相綜合一切法。就以現前的一念心來說：“介爾念起，具足叁幹性相，即空假中。”一念如此，念念如是。一名一心各即全法界，念念都能統攝一切法，豎窮叁際，橫遍十方，小而毛孔，大而刹海，乃；至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衆生和菩薩的種種差別，皆在一念心中，更無外求。這是天臺宗綜合一切法的基本主張，以中道實相綜合概括一切法。
華嚴宗的《華嚴玄談》雲：“大哉真界，萬法資始，統包空有，全赅色心。”這裏的真界即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統包空有，包含色心。此是華嚴宗以真界綜合一切法。
禅宗的《六祖壇經》雲：“自性能生萬法，本無生滅動搖，本來清淨。”禅宗還經常說：“若欠一法不名法身，若余一法亦不名法身。”這是禅宗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來綜合各家思想。
唯識宗則以阿賴耶識爲本源，以阿賴耶識爲所知依。以阿賴耶識能攝一切法。
《楞伽經》上說：“如來藏爲善不善因，以如來藏能統攝一切法。”
以上所例舉的經典所說，是太虛大師就巾國佛學一般趨勢上注重發揮的綜合思想，來加以扼要的說明。大師生前在講《圓覺經》時，內分叁科：(一)法有我無宗，(二)一切皆空宗，(叁)唯識圓覺宗。開始說明聲聞小乘的理論主張，即“我空法有”，次明大乘思想一切法空，以諸法無自性玄談性空。叁以法相唯識及法界圓覺合爲一宗。重點在于破除人我法執的深空中，從不可思議智境上，進一步說明總持一切法義，所以或說“中道實相”、“法界”、“法身”、“佛性”、“如來藏”、“阿賴耶識”，都不是片面的談空，也不是片面的說有，而是總包空有，綜合一切法，隨舉一名無不如此。大師認爲，正由于這些宗派在核心理論強調綜合而沒有偏執，所以能被人們長期所接受。如不注重發揮綜合義的話，則皆不旋踵而衰歇!後來教派只存天臺，賢首，慈恩叁家就是證明。中國佛學之所以有很強的綜合思想，這和中華民族自身的綜合特點是分不開的。綜合是就佛學的內部學說相互間統一，各派思想互相綜合而言的。
太虛大師列舉了代表中國佛學的幾個宗派，盡管名相各異，但其根本主張是一致的，只不過從不同角度來說明罷了。這些思想都具有高度的綜合性。具有顯著的中國色彩，而在印度佛學裏則不然，部派佛教時期異說紛纭，各立門戶，中觀學派側重發揮空義，瑜伽學派說有，各唱異說，使本來統一的佛法變得四分五裂。所以中國佛學在發揮義學時，都特別強調綜大師的這一主張堪稱獨具慧眼。
二 各宗理論的融會
太虛大師認爲中國佛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融會。大師說：“自古以來，能在中國盛行的佛法，定能夠融會貫通，絕不是那偏執邪見，局守宗義者所說的，能夠博得多數人信奉的。”(見《全書》P828)
這就是說，中國佛學的第二個特點融會是指佛教內部的關系而言，指中國佛教統攝佛教各類經典和佛教各派學說，統一佛教各地學風的特點。這在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臺宗和華嚴宗表現得尤爲突出。唐代以後著名的佛教學者也都相繼發揮融會佛教各派信仰的特點。下面對大師的這一看法加以說明。
(一)南北學術觀點的統一
中國古代曆史和印度不同，統一局面是主流。政治上的統一要求思想上的統一，對于佛教來說，也要求建立統一的佛教。
隋唐兩代的封建統一王朝， 國力強大，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這時形成的佛教宗派是中國佛教最重要的構成期，也是日益成熟期。隋唐佛教宗派的基本特點之一是統一性，統一了以往各地學風的差異，表現了中國佛教的高度融攝力。
佛教自漢代傳入至隋以前，經曆了一段分裂割據時期，尤其是南北朝政治的對立，兩地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使佛教亦趨于分化。佛教的內容包括戒、定，慧叁學，“戒”“定”是指佛教修養實踐，“慧”，智慧，是指佛教思想體系包括了理論和實踐的兩方面。南北朝時代北方佛教偏重佛教儀式活動，如坐禅、修行、布施、造像，立寺等，南方佛教側重玄理和清淡。禅法在北方廣泛流傳，義學在南方比較發達。在隋唐統一後，南來北往，交通十分便利，兩地的佛教學者互相交流，各種學術互相溝通，各種師說闩趨一致。隋唐佛教，如天臺宗，唯識宗，華嚴宗都是理論和修習並重，強調定慧雙修的。天臺宗，本屬于實踐的一派，但也重視理論。此宗的“法華叁昧”，就體現了禅法和理論的統一。史栽天臺宗的祖師慧文禅師，據《大智度論》和《中論》而悟入“一心叁觀，于一心中同時觀悟空、假、中，的觀行方法，並傳給慧思。慧思從南方到北方，堅持側重禅法，又重佛教義理。意思的弟子智者是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他製定了定(止)慧(觀)雙修原則。天臺宗的理論和觀行並重的宗風的形成，標志著北方偏重禅法，南方偏重義理的學。風的融會。
唯識宗，繼承印度大乘有宗的“萬法唯識”的觀點，對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做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一套完整的唯識系統思想。同時又有瑜伽行觀，即通過禅定，不靠語言文字的中介，運用佛教“智慧”使真理直接呈現于面前。唯識宗的創始人之一窺基還在《大乘法苑義林章》的《唯識章》中，提出了從寬至狹，從淺至深，從粗至細的五重唯識觀，作爲獨特觀法。太虛大師談到這一點時講：“在慈思宗中表現這融會思想最明顯的是繼承玄奘的窺基法師，在他所作的《大乘法苑義林章》中說“掇法歸無爲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攝法歸有爲之主，故言諸法唯識。攝法歸簡擇之主，故言一切法皆般若。””(見《全書》P830)玄奘大師，廣學博聞，在印度留學的時候，曾造有《會宗論》，融會空有的道理，回到祖國後，長期從事譯經，不但翻譯《解深密經》《成唯識論》，同時還翻譯《大般若經》並《廣百》《掌珍》等論，所以玄奘大師，對于一切大乘教理是融會貫通的。(詳見《全書》P830)
再如華嚴宗以“一真法界”爲核心的“無盡緣起”的理論。同時它所謂的“法界觀”，是華嚴宗的初祖杜順本是禅師，二祖智俨，隨杜順禅師學過禅法，並應用《華嚴經》思想重新組織解釋了止觀。此宗的真正創始人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觀”和“十重唯識觀”。所謂“十重唯識觀”是吸收唯識觀再加上四法界觀而成，主張把法界歸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看成心中的觀念，而在思辯中達到圓融無礙的境地。
至于禅宗，雖然主張“不立文字”，極重修行，其實也是有其明快細密的理論的。
(二)各宗的判教
太虛大師認爲中國佛學不但在對不同的學風融會，而且也體現在判教上。印度原先有簡略的判教，如《法華經》分大小；二乘，《楞伽經》分頓、漸之教，《解深密經》分有、空、中叁時，《涅槃經》分爲五味等。在中國，判教理論在各宗派理論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而且內容與印度判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判教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不可避免地要産生的現象，是中國佛教宗派的獨特的問題，它集中地表現了中國佛教學者對外來佛教的消化吸收，體現了中國佛教宗派的融會性特征。
所謂判敦，就是對所有佛學理論加以分科組織，即不以簡單的對峙乃至全槃否定的角度宋處理各派思想信仰之間的關系，而是把各派思想認爲佛在不同時期，地點，對不同聽衆的說法，從而有種種差異，即作爲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思想體系對各派思想給予系統的安排，分別給予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對自己一宗派的理論學說置于各派之上。在這種宗派組織的判敦過程中，往往加入作者所理解的佛教義理，加以判攝。
南北朝時期的判教學說，後人概括力十種，稱“南叁北七”。“南叁”即南朝的叁種，指把佛說分爲：頓、漸、不定叁教。其中“漸教”又有不同的看法， 分“叁時敦”，“四時教”和“五時教”幾種，而以慧觀五時教最爲重要。慧觀在四；教的基礎上，參照《涅槃經》五行品的從牛出乳 出酪 出生酥 出熟酥 出醍酣爲例，以牛出五味比喻佛法的五重層次，把佛經分爲五時：一是“叁乘別教”，即最初的經教，主要指小乘的《阿含經0信二是“叁乘通教”，即佛兼化叁乘的經典如《般若經》。叁是抑揚敦，即指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的經典，如《維摩诘經》。四是同歸教，指開權顯實，會叁歸一的經典如《法華經》。五是“常住教”，指最後說如來法身是常爲最圓滿的經教，即《湼槃經》。五時教的說法在南方影響很大，成爲後來出現的一些判教說的基調。“北七”也是小乘與大乘，有宗與空宗的次第對佛經作出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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