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在闽南
了法
闽南佛学
一
弘一法师，浙江乎湖人，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出家后旋住江浙一带寺院，在温州居住将近十年，埋头阅藏和研习律部，及闭关著述等。1928年到厦门，从此与闽南结下不解之缘，渡过了他的晚年。随缘居住的有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永春，惠安等寺岩。法师与厦门，泉州特别有缘，更多的时间住在厦门南普陀寺、万石岩寺，妙释寺等，和泉州百源庵，承天寺，开元寺等。弘律、讲经、著述。今将法师在闽南的事迹，略作介绍。
二
弘一法师第一次来闽南是1928年11月，他起初是由浙江温州坐船至上海，然后到厦门。据他自己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说；“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从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土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土说要到暹罗国(泰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丁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土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土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遥罗国去了。”(《晚晴老人讲演录》第16页)
当时南普陀寺办有闽南佛学院，学僧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救职员的感情也很不错，弘一法师很赞美他们。但是闽南佛学院刚刚开办不久，没有教学经验，课程门类按排很多，学僧负担很重，学习成绩不显著。弘一法师就提出一些教学改进的意见。建议把英语和算术等课删掉，佛学课却不可删，而且还得增加，把腾出来的时间来教佛学。当时搞教务工作的芝峰法师等人都很赞成，照弘一法师的建议做了改进。从此以后，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闽南是1929年10月，这次在厦门的目的，主要是帮助闽南佛学院整顿僧伽教育。他说；“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同上)为此弘一法师就特别注意思想敦育工作，曾为闽南佛学院撰《悲智》训语，并手书赠送学僧。他在训语中说：
己巳十月，重游思明，书拳闽南佛学院同学诸仁者。《“悲智”颂。》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
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聚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
倘契幽怀，愿垂玄察。 (《弘一大师年谱》第107页)同时弘一法师又为太虚大师所作《三宝歌》谱曲，深受师生欢迎。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时，处处以身作则，提倡戒定慧三无漏学。故每逢朔望必为学院中师生诵戒布萨，同时他的生活规律，白天讲述经律和研究外，晚上就息灯坐禅念佛。从不点灯，以免伤害螟虫。故他依律修持，深受师生的崇敬。
弘一法师第三次来闽南是1932年10月，由性愿老师的邀请来讲律，住在万寿岩和妙释寺。1933年正月廿一日开始在妙释寺讲律。妙释寺在中山公园内，交通方便，是宣传佛法的好地方。他在妙释寺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时，曾述其弘律的本愿与经过说：“余出家受戒之时，未能如法，准以律仪，实未得戒，本不能弘扬比丘戒律。但昔时既虚承受戒之名，其后又随力修学，粗知大意，愿以一隙之明，与诸师互相研习。甚愿得有精进律仪之五比丘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宏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愿得数人发宏律之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业之事业者，余将尽其棉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余宏律之第一步，余业重福轻，断不敢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惟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法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弘一法师》第24页)
当时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许多学僧，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喷啧的称赞着。有一天已是黄昏的时候，弘一法师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明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弘一法师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他在万寿岩给性愿老法师写信说：“比次讲《羯磨》约至四月八日圆满。与末学偕来寄居寺中者共十一人，皆一律过午不食，甚可赞叹。妙慧、广义诸师亦在内地。”(《弘一法师书信》第34页)可见他弘律本愿之深。
三
1925年至1937年，会泉法师，常醒法师和太虚法师等先后主持闽南佛学院。当时四方衲子来闽求学者，前后有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但到后期学风稍微有所松驰。为此院长常醒法师邀请弘一法师来整顿僧教育。
1934年2月，弘一法师观察了闽南佛学院，认为整顿机缘尚未成热，乃主张另办学院，重起炉灶，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建议创办佛教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和书写院额。当时瑞今法师和广洽法师正在南普陀寺后山的兜率陀院，学习戒律。他就请常醒法师聘请瑞今法师为养正院教务主任，广洽法师为养正院监学，高文显教授为佛教养正院讲师。他当时给瑞今法师写信说：“弘一提倡办小学之意，决非为养成法师之人材。例如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文理精通，书法工秀等。如是等决非弘一所希望于小学学僧者，(或谓小学办法：第一须求文理通顺，并注重读诵等。此乃是养成法师之意，与弘一之意不同)。弘一提倡之本意，在使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见纯正之学僧。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此意也。谨书拙见，以备采择。(《弘一法师书信》第373页)弘一法师在佛教养正院时，自己担任训育课程，并且每星期为学僧讲课一小时，勉励学僧应该深信因果。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并鼓励学僧精读《高僧传》，噬嘉言录》，《格言联璧》等。他曾经在养正院说：“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叨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称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南闽十年之梦影》)
弘一法师在讲学时，不但重视教理的研究，而且更重视戒行的修持，可谓学行兼顾，事理圆融，造就了不少佛教僧材。
四
1937年5月22日，厦门市在中山公园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弘一法师撰写运动大会会歌。为了鼓舞厦门体育健儿精神，弘一法师欣然许允，为体育健儿谱写了一曲庄严慷慨，催人奋起赴敌的战歌。其歌词是：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瓴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弘一法师》第60页)
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厦门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当时弘一法师从青岛湛山寺讲律回到厦门，住在太平岩。日机对厦门狂轰滥炸，大有进犯鹭岛之势。战火就在目前，很多人都劝他离岛稍避烽火，他却坚决不肯，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又题写自己的卧室曰：“殉教堂。”他给丐尊，丐因居士的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者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巳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弘一法师书信》167页)
他在厦门复蔡冠洛的信中说：“时事未平静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同上)表现了他爱国精神不惧侵略凶焰，准备随时殉国殉教的决心。
抗战时期，他对晋江庄荣标居士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份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然而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本，而修持戒律，首重戒杀。但护国卫民固应尽责，而奉教信仰亦未便有所违背。正因如此，作为佛教徒，理合组织佛教救护队，担任救护工作，庶卫国奉教，两得其宜。"(《弘一法师在惠安》第89—90页)在法师的建议下晋江县成立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队部设在准提禅林，挑选会中较健壮的僧众教徒，集合编训。由释瑞超法师为队长，蒋文泽居士为副队长。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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