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嵩的儒化思想
传清
闽南佛学
自从佛教传入华夏，最先与儒家发生了争论。儒家的学者首先反对佛教，曾经指出夷狄之教不宜在汉地流行，惑人身心，乱人耳目。而佛教则对此进行了种种辩论说明，东汉时牟子做《理惑论》调和了这一思想，到了三国时期康僧会沟通两教之说，晋朝儒士孙绰也造《喻道论》阐明孔释一致，庐山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缓和太尉桓玄的反佛思潮。南北朝时，又有颜之推、沈约等人申明了两家相通之处。但这不等于解决矛盾，佛教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差异，矛盾、还是存在。唐时佛教学者道宣、法琳、宗密等继承慧远思想，竭力争辩，阐述出家僧侣不拜君亲的佛教立场。到了唐代中叶，韩愈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来反佛，著《沦佛骨表》、《原道》等文，说佛教是“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棺生养之道。”(见《原道》)“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见《论佛骨表》)是与儒家的政治主张，伦理道德，礼仪制度相对立。他的这种反对佛教态度，遭到宪宗的压制与反对，同时受到柳宗元的批评，但韩愈这种反佛思想并没有因此消失。到了宋代，名僧契嵩出世，以其博才雄辩，力挽狂澜之势，拯救了这一局面，对佛儒思想进行全面的调和，著《原教》、《非韩上》、《孝论》、《中庸解》、《论原》等，一一加以辅正。痛责韩愈“乃见于流放，抑留其说，以自见其肤浅，播拯丑于后世也。呜呼1"(见《非韩上》)指责韩愈《原道》中关于仁义与道德的理解和相互关系的论述是不符合儒家经典。契嵩以传统的佛教思想(包括禅教两个方面)，刊定西方二十八祖，改编《坛经》，又具有儒化的浓厚思想。三教一致，重孝，赞中庸，礼乐，命论等，二者尤其儒化!思想较为突出。他曾说：“既治吾道，复操儒述，两有所得，则窃用文词发之。”(《镡津文集》卷十《答茹秘较书》)所以在契嵩的思想当中，儒化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了解契嵩的佛学思想，则首先要了解他的儒化思想。现在略就六个方面叙述．契嵩的筒履! 契嵩(1007年)·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母钟氏。七岁时，旋以事入东山沙门而出家，十三岁落发，十四岁受具足戒。“十九而游方，下江湘，徙衡庐。"(见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321页。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遍参名师以求知识，“经传杂书，靡不研究。”(见同上第324页，念常： 《明教契嵩禅师》)受洞山聪公记荆。明道年间，借阅豫章欧阳昉之藏书，会通五戒十善同儒家的五常，著《原教篇》，《孝论》二书。当时“诸君(章表民，黄声隅，李泰伯等)读之，既爱其文，又慕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三十三岁撰述《原宗叙》，集自释迦如来以至云门三百三十三人之语录六百二十则，一万八千余言。后凡三十年即隐居于杭州西湖畔灵隐寺中永安兰若，未曾移居。皇祐中时曾游衡岳，不久罢归杭!州；完成《六祖坛经》的校刊工作。皇拾年间(1049—1054年)，著《传法正宗沦》二卷，《辅教篇》三卷，于是禅定自祖师之嫡嫡相传的传法次序；由是而明。那年他携带自行出版的《辅教篇》入京城，开封知府龙图主紊引奏于皇上，仁宗皇帝阅后赞赏，诏令四传法院编次入藏，并下诏褒宠赐紫方袍，赐予明教。·而契嵩再奏推辞。当时大参欧阳修夙夜读契嵩·之；书叹曰：“不意僧中有此郎。"即不待天亮即与宰相韩琦同赴净因寺访晤，与语终日不倦，尊礼劝其留居京师悯贤寺。契嵩不肯，归返杭州之意甚坚。治平元年，纪念炙辅教篇》入藏，吴之万寿禅寺出版明教大师《辅教篇》等书，流传于世。大师晚年应蔡襄的邀请，住持净慧院。数年受其礼甚厚。契嵩言高行卓，不稍假学者跟随从学。平日生活简朴，著《嘉祜集》、《治平集》百余卷，共六十万言。熙宁五年，居永安院静养，六月四日早晨，写偈曰： “后夜月初明，吾今独自行，不学大梅花，贪闻鼯鼠声。”至中夜而化，世寿六十六，僧腊五十三。八日付绪荼·毗，得舍利数枚，“红白昌洁、状如大菽。"(见间上，第325页， 念常：《明教契嵩·禅师》)阂维六根不坏者有三种，眼睛、齿舌，及耳毫等都保存原形。道俗将不坏舍利，供养于永安精舍之左。由此可见契嵩生平行业的正确。苏轼曾对他的一生进行过总评说： “契嵩常嗔，；人来尝见其怒。
辩才常喜，人未尝见其笑。予亲见二人皆扶化，乃知二师以嗔喜作佛事也。”
契嵩的儒化思想
1、五戒与五常
契嵩将佛教归纳为五乘，其中的五戒就是人乘。 “五戒，一曰不杀，二日不盗，三日不邪淫，四日不妄言，五日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
)，修此五戒，则资之所以为人，大孝。如果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配，即不杀，就是仁，不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所以契嵩说：“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契嵩进一步说明五戒与五常之间虽然名字不同，而其内涵是一样。五戒是“先王一世之治迹。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如果从佛教的人乘来说，它就是儒家处世为人哲理，是生活的准则。他进一步强调： “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成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同上)“阴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妇兄弟益其和，抑亦众矣。”(同上第264页，见《辅教篇上·劝书第三》)；契嵩又把儒家的五常与佛教的慈悲等教义等同看待，将佛教思想的内容与社会作用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他在《寂子解》中说：“吾之喜儒也，葢取其于吾道有结合而为之耳。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救人，岂异乎哉
”这里契嵩将佛教的教义，修行实践，都说成是儒家的仁义，神。可见契嵩的处世，儒家的思想。
2、重孝礼智，大公无私精人道论，明显带有
契嵩是一个很重视孝道的人，他将佛教的出世解脱，作为现实人生重孝思想，并用大量篇章论孝，在他的《镡覃津文集·辅教篇下，孝沦》中十二章中随处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首先他把孝当作戒，强调孝道以戒为先。为孝之躯，“白刃可冒也，饮食可无也，此孝不可忘也。”又如“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灵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诈孝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同上第280页，见《孝论．原孝章第三》)契嵩特别推崇孝道，用儒家的观点说明孝为一切之依，一切不可离孝。孝心，是至为远大的。“孝子慎终追远之心也，…是不为远，而孰为远乎
是不为大，而孰为大乎
”孝，“为一切善法的根本，无此一端，众善便不可得”。 所以他又说：“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亲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之大恩也。唯大圣人为能重其大本也，报其大恩也。”(同上第281页，见《孝论·必孝章第五》)契嵩以为修福，持戒，都离不开孝，所谓“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孝出于善……
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同上第282页，见《孝论·孝出章》)由此可见，佛教讲孝至极，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因此佛教也是纯孝。
佛能以出世的道德，显其系，其之为孝更加深远莫测。世俗之孝，佛教弟子“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也。”(同上第284页，见《孝论·孝行章第十一》)父母死时，必须： “三年必心丧，静居，修我法，赞父母之冥。过丧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居斋， 讲诵如兰盂法。”然丧制哭泣，虽我教略之，盖欲其泯爱恶，而趋清净也。苟爱恶未忘，游心于物，临丧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吾徒临丧，可不哀乎
”(同上第285页，见《孝论·终孝章第十二》)契嵩把佛教这种重孝伦理推到百家之孝之上。“虽然，其说不甚著名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为了张大其说，亦为出家以后，去乡二十七载，未始修法父之冥赞，涟然泣下。于是他遂著《孝论》十二章，；以发明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并“会夫儒者之说，殆亦尽矣。”(同上第279页，见《孝论》)
3，命沦，大嗣
佛教讲因果报应，不讲命运。他讲命运可以改变，故而提倡行善去恶，修行持戒。契嵩为了融会儒佛二家，对命运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命沦》一文中说：· “物皆在命，不知命，则事失其所也，故人贵尽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钟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虽幽明其有效也，必之虽贵贱其有定也。贵贱有定，故不可曲求于天也，曲求于天，则废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放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则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属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故得天命者，谓之正统也。"“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则人心归其德乎
……
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禀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贵以正气会，会之不得其正也；虽成其人，非善人也，虽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于其下，臣非有其职，不可禀命于其上。父命其子必待事孝。子奉父命必须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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