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调夷夏相通，把道家分三品等。此外释僧顺作《释三破沦》针对“破国”之责，说明“沙法所沾，固助俗为化，不待形戮而自淳，无假楚挞而取正”。针对“破家”之责，申明“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针对“破身”之责，指明“身之为累，甚于桎梏”。去身乃可有寂灭，僧顺又批判《三破论》“道者以气为宗”观点。
第九卷：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并次绩序注》一篇，阐明成佛以心为正因的道理。此外还有论著两篇。范缜著《神灭论》想从佛法根本教义上推翻佛教，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神灭沦》在成文以前，他的主张早巳众所周知，并巳进行过多次往返的辩论，当时的形神问题，已成了国家最高层知识分子所注意的中心之一。范缜的《神灭论》一出，梁武帝亲自下令，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围攻，先后参加的有60多人。皇帝而下，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名僧，名士及名臣，最重要反对的是肖琛与曹思文。肖琛的《难神灭论}，抓住了范缜的弱点，他说：“今论形神合体，则应有不离之证，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此辩而无征，有乖笃喻矣。”⑩对于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范缜只限于直接认定，而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论据，没有用事实来支持他的主张。肖琛为证明“形神不得共体”，以梦论证。通过利刃关系，人与木，生形与死形的差别，神的区分，凡圣之别，来反驳范缜。在当时影响极大。其次本卷收录了曹思文的《难神灭论》也反对范缜的观点。曹思文坚持形神“生则合而为用，死则形留而神逝”的观点，引用世典中赵简子、秦穆公神游帝的故事，季札关于“魂气无不之龢论，以及庄子梦为蝴蝶的寓言，证明几神的分有合。又据孔子重祭祀，非伪假之敦，责备范缜对鬼神的否定不合子儒家圣教。
第十卷：梁武帝飞敕答臣下神灭沦》与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都是站在神不灭的立场破斥《神灭论》。
第十一卷：共收书启27篇，内容分四点，一赞扬佛事，二辩难佛不现行，三论心源一本，四辞世从道不受爵禄。其中最重要的是萧子良与孔稚疰往来三书，他们论佛道异同，与《门论》之争有关联。萧子良则崇佛而沦同，孔稚珪奉道而辨异。佛道二教有時求同，有时存界，—其求同之旨在包容对方；其求异之旨在抢高自己。孔稚珪曾指责沙出家；违背敬亲之义。萧子良批评他灵道仰佛，分辩彼此，说“归心胜法者，本不以礼敬标其心，竞仰只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无须空构是非，横起谤议”。孔稚庄答书书示愿皈依佛教，今后不再言佛老异同。孔氏态度的变化是齐代佛教势力强大的表现。
第十二卷：书启表诏共40篇，其中重要的有《郑道子与禅师书论踞食》、《慧远法师答桓玄论沙门不应敬王者》、《慧远法师桓玄论料简沙门书》、《支道林法师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等这些部是当时僧俗两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十三卷：论著三篇，郗超《奉法要》，意为信奉佛法的要点，本文对在家佛教徒应当奉持的佛道德信条、戒规，斋法，以及佛教基本敦义的善恶报应，修行解脱等。《奉法要》开始讲三皈、五戒、十善说：“五戒检形，十善防心。”值得注意的是，郗超把修持斋戒与传统的儒家伦理的孝道结合起来。其次是颜延之的《庭浩》二章，核心在谈佛道在修行上的区别，强调道教重在炼形，佛教重在治心。王该的《日烛》意思是佛教主要在说明生死根源轮回等等，然唯恐世人不明白，写这篇文章“助天扬光”所以叫《日烛》。
第十四卷：文共四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智静《檄魔文》，宝琳《破魔露希文》，以上三篇都是摧魔之说。末后一篇是僧祐的《弘明集后序》，是对当时社会上崇佛与反佛斗争作的总結。主要是针对儒道二教等不相信佛法的人们所提出的六大疑问进行答辩、说甽，而劝人信奉佛教，修德求福。这六大疑问是：“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治医，四疑古无法敦，近出汉世，五疑敦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⑩上述六个方面的质疑，分别从理论的是非，政治的利害，历史的根据，华夷的区别等不同角度，批评了佛教。大致概括了《白黑论》、《达性沦》、《爽夏论》、《三破沦》、《神灭论》的基本反佛论点。僧祐采取丁“撮举世典，指事取征”的方法，对每一十指责都做丁回答。第一，“若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者，盖以积劫不极，世界无边也。”一般人“限心以量造化”，“执见以判太虚”，乃是管窥蠡洲，无以知大道。第二“若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是自诬其性灵，而蔑弃其祖德也。”僧佑这里引儒证佛，说：“周孔制典，昌言鬼神”，“若执神灭，非直诬佛，亦侮圣也”。第三，“若疑莫见真佛，无益治国，则礼祀望秩，亡宜废弃。”也是借孔教祭祀助证。第四“若疑教在我方，化非华夏者，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非设教以移俗也"。且华夏世教，古今多变。禹出西羌，舜生东夷，不因地贱而弃其圣。华戎、夏夷本无定域，若以“北辰西北”而论，则“天竺居中”。第六，“若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者，道运崇臂，未可致诘也”。春秋诸候不用孔学，秦皇燔烬经书，儒敦至汉武始显。“五经恒善，而崇替隋运，佛化常炽，而通塞在缘”。至于因果报应，则世典详备例证。以上僧祐的答辩，综合前人为佛教辩护的一些论点，但在广引儒道诸书，借用世俗神话来维护佛教的地位方面，他远超前人。同时还揭示了儒释尊神道，敬圣者，助王化等若干共性，这些共性成为三教融合的共同基础。僧祐的《弘明集》及其后序言和后记，标志着南朝三教间的争论高潮的结束,其后的争论远不如前。
五、僧佑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僧佑生平精究律部，著述等身，对佛教目录学，文史资料的整理，贡献尤大。
1、撰著经录，在僧佑众多的著作当中，《出三藏记集》是其中的代表作，《出三藏记集》列于《大藏经》目录部之首，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在此之前虽然有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等佛教目录，但全部夫失。《出三藏记集》的价值的所在，首先是保存了已经夫失的道安这部经录的大致全貌。僧佑对道安的功绩十分推崇，他说：“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⑩又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赖斯人。”⑩僧祐队为自己的《出三藏记集》是对道安目录学工作的继续，他谦虚地指出：“敢以未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在《山三藏记集》中，僧佑对《安录》进行了认真的订补，把自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中翻译或撰集的一切佛教典籍，汇集归纳成十四录，共收经目2162部，4328卷。《出三藏记集》的价值之二，是扩大了经录包涵的内容，创立了经录编纂的新体例。僧祐把《安录》分为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和述例传四个部分。他说这样分编的目的是：“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例传达，则伊人之风可见。”此中撰缘记叙述三藏结集的经边。诠名录实际上即可以概括一般经录的全部内容，而僧佑则具有创见性的增加了其它三部分，“经序”广泛搜录经律论的序言和后记，一共有110篇。这部分内容的增加和保存，深受学者先赞誉，梁启超称赞僧佑“实能为学术界保存无限可贵资料，且令学者虽未窥原书，读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实佛藏提要之椎轮轮也。”佛教史学家陈垣认为僧佑此书的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译之经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译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目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述例传部分详述历代译家和中外僧人传记32篇以及附见者多人，弥补了道安经录对于译人生平事迹语焉不详的缺陷。同时这部分还是现存的中国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均为慧皎《高僧传》所采取。《安录》在例上又新立“异出”和“抄经”两录。“异出”是指一经而有数种译本，然后列举加以比较。这一方法为后来历史经录家所仿效；“抄经”是指节抄之本，即是节抄，就不应与原经混同，而应别列一类。对以后的“子钞”、“史抄”等影响极大。由于僧佑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收集资料，细心的考核研究，翔实订证。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沿波讨源，资会通之契。”终于撰成了佛教的目录学史上的煌煌巨著。
2、弘道明教，总揽雅论
僧佑在佛教史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弘明集》的编述，收集了汉魏以来到梁代三教争论的丰富史料，正是这为正史所忽略的史料，向后人展示了那个时期三教争论的规程度与内容。共分十四卷一百二十二题，有论、书、文、序、诏、表、难答、颂、启、诘、释，共一百八十五篇。作者一百二十四人，其中佚名人，出家僧人连作者本人共二十人。这些作者都是汉梁之间的饱学之士，佛绝大多数没有文集传世，而《弘明集》确保存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四库全总目提要·释家类》上说：“梁以前名流著作，今天专集行世者，顾赖以存。”梁朝的《昭明文选》尽管收录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七百多篇作品，却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佛学方面的作品。
僧祐在《弘明集》编撰中，以弘道护法为己任，他说：“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弘明集》卷十四综览全书，从第一篇的《理惑论》至最后一篇作者的《弘明记》始终围绕着网扬圣教，破斥异说的精神。站在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它系统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与理解。《理惑论》的内容反映了汉魏时期的佛教被知识分子接受的情况。到了两晋时期，佛教的义学隆盛，传播到大江南北，名僧与名士交往有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孙绰与郗超就是东晋士大夫奉佛的代表。他们的佛教著作很多，可惜大部分都已佚失。而《弘明集》则保存了《喻道论》和《奉法要》，这两篇论文，可以了解在儒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是如何沟通儒、释二教的。
僧祐编撰《弘明集》的主要贡献还表现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朝思想领域里儒；释，道之间的争论。《弘明集》一百二十二题，包括了六场大的争论。它们是神灭与不灭之争，白黑论之争，本末之争，夷夏之争，沙门礼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其中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实际上是讨沦形神关系，这是从两汉以来思想界一直关注的问题。白黑之沦，因果报应之争都和它有直接关系，僧祐收集这方面的文章多达78篇。其次就夷夏之争，《弘明集》在卷一、卷六、卷八，用三卷篇-幅集中辑录了道教和佛教的争论。作者在《弘明集后序》中批判了鄙视夷狄，盲目白大和排斥外来文化的荒谬性。
3、精严律部，戒德冰霜
僧佑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白幼亲近法达、法献等律学大德先后二十余年。僧佑在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有两部。一部是《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此部的戒律《十诵律》从北印度传入中国，成为汉地最早而又最普遍流行的律学，也是僧佑一生所精研和弘扬的律学，他所撰写的《萨婆多部相承传》是该部律学的师承传记。从现存的作者序言中我们可以僧祐对律部的重视，他认为佛法能否绵延不断，首先在于僧团是否重视戒律。僧佑本人更是严以律己，弘扬《十诵律》长达三、四十年。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使英声与圣教永被，懋实共日月惟新。”僧祐另一部律学著作是《十诵义记》，这是记述他传授律学义解的专著。作者在《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中说：“少学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即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章括条，为律记十卷。”不难看出这部书是僧佑多年研习、讲诵、修持的结果。字里行间流露这位义学大帅弘扬律学的热情及对戒律的重视。他的学风对其门人都有直接影响，在《续高僧．明彻传》上说：“彻因从佑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学绳墨。”《宝唱传》上也说：“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经律。”刘勰也依僧佑居处积十年，遂博通经论。由此均可见僧佑在当时佛教的地位。
注释：①《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②《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⑧《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④《大正藏》五十卷第；02页
⑤《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⑥《大正藏》五十五卷第87页
⑦《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⑧《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⑨《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⑩《大正藏》五十五卷第5页
(1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12)《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13)《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2页
(1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42页
(15)“水仙之厄”指孙思，卢循之乱，鬼卒之名”指张鲁五斗米道：“种民之秽”指武帝时闽地反叛事，“思子之歌”是指汉武帝思念在巫蛊事件中自杀的太子刘据。
(16)《大正藏》五十二卷第5
(17)《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页
(18)《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19)《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0)《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2)《佛学研究十八篇》
(23)《中国佛教史籍目录》
(2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页
《僧祐律师评传》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