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悲怆 四次法难
超波
闽南佛学
前言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上至皇帝、皇后、臣子，下至百姓，全国上下，如醉如狂的崇佛，出现“街东街西讲佛经”的热潮，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佛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化”时期最主流的哲学思想，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都远非宋明理学，西汉经学所能比拟的。入宋以后，佛教与儒教融会，被当作生活的精神食粮，为人民所接受，佛教已不再作为外来的宗教，而渗透到中国人民的血肉中。佛教不仅找到它的立脚之地，而且还在中国的土壤上，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革、渗透、许许多多的历程，最终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形成厂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可谓中国的气象和特质，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印度发展着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断传人，给予了它持续的影响；另一方面，已形成的中国佛学思想也逐步成熟，构成厂如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各种体系。因此，所谓中国佛教，它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是印度思想的全盘移植，而是吸收了印度学说所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种新文化。
佛教，是宇宙人生的最高真谛，它是“亘古今而不变，历万劫而常存”的伟大真理。然而，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却沉浮不定，经受丁种种劫难，如一位自发苍苍的老人，饱经风霜，历尽风险。在佛教传人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受到空前绝后打击的，莫过于“三武一宗”(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的教难了。
一、法难简析
“三武一宗”法难给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今天虽已成为历史，但对于我们佛教求生存求发展的今天，这是我们每个佛教徒不可不明了的问题。那么，当时的佛教为何会遭受如此的厄运
每次都有它的社会背景，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下面就以本人的—点心得大略的给予分析。
l、北魏太武帝灭法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请高德沙门，共赞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
公元445年，杏城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在—寺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为之大怒，认为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被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所激怒，崔浩从行，极力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采纳崔浩绝灭佛教的建议，断然下诏废佛，杀戮沙门，焚毁佛像经卷，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
紧接着，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执政的太子晃，虽然再三反对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
”在北魏全境实行激烈的废佛运动，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会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继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谦之的煽动及崔浩的诬言，在光辉的中国佛教史上，划上了第一条伤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法难呢
当然北魏太武帝灭佛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采取这项重大措施，当然有其原因。其原因是：第一，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一种异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肯定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矛盾。第二，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侵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要凭借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当时尼大多数不直接从事生产。因此，出家僧尼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样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统治势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间斗争的激化也是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当时道士寇谦之通过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仰道教。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就证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坛受符篆，正式成为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学而为太武帝所信任，其坚决反对佛教，因此，太武帝毁佛可说是佛道斗争的结果，不过，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这次灭佛，虽然因为太子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给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发展。
2、北周武帝灭法
太武帝在毁佛后不久就被侍从宗爱等人所谋杀。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顿时给狂热的佛教徒激起厂兴佛运动。人们亲眼目睹崔浩满门抄斩，以及太武帝的暴毙，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报应，而都有心惊胆颤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极一时。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难，是为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法难。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对佛教，但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要进行整顿改革，加之还俗僧人卫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张宾等的共伺策划，终于导致灭佛活动。当时还俗沙门上书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说明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耻佛教同“五胡”，责佛法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赞同。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以辨优劣。至577年的10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论，其中当然以佛道二教之辨为主。
570年，沙门甄鸾呈《笑道论》痛揭道教伪虚，《笑道论》当场被武帝烧毁。另有道安上《二教论》贬斥道教，认为“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轨辙”。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①却憎恶僧人，说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②认为理应废弃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讨北齐时，武帝在此境内推行灭佛令。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实行大规模废佛活动，完全不顾及著名僧人慧远，任道林等人的极力抗争，于北周全境内扫尽—切寺塔，焚毁经籍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为民。如此，使佛教一时销声匿迹。多数高僧或隐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于俗人中，亦有还俗者。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并废；第二，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但未杀沙门，而是强迫他们为民；第三，奉儒教为正统，认为建立统一大业必须以儒家宗法制度巩固三纲五常为中心。如此，不仅为自己统治华夏提供根据，而且儒家学说也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这次毁佛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而进行废佛的。
北周武帝废佛的时间虽然极短，但打击尤为酷烈，给佛教界的思想、经济等方面，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损失。
3、会昌法难
从南北朝发展起来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他们很重视佛教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显得比以往更繁荣。新的佛教教义不断从印度传来，更加丰富了原有宗教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基本在此时形成。由于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进一步的渗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令这一外来宗教终于达到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关的程度。
唐中期以后，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产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三次法难——会昌废佛。
这次废佛，起因于道教排斥佛教。得到皇帝信赖的道士赵归真煽动，唆使笃信道教的武帝废佛。当然，废佛的原因不仅仅发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还是由于僧团的腐败，僧侣堕落，私度僧、伪僧、滥僧等的不如法行为，以及寺院拥有大量财产，从而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困难所致。
据《旧唐书》卷十八载：武帝在废佛敕里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增，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院经济雄厚，僧尼数量猛增，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对统治阶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武帝并且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因此，在会昌五年，实行大规模灭法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全面灭佛。结果，拆毁的千古悲怆 四次法难在 109寺院有4600余所，没收沃田数千万顷，改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且将废寺时所得来的铜像、钟磬等，用来铸钱、造农具等。寺舍一律归公，以往佛教兴盛的繁荣景象被一扫而光。这是“三武一宗”中灾祸最严重的一次厄难。
在唐代诸帝中，唐武宗仅仅是个政绩平平的统治者。然而，他却是唯一的、坚决排佛的封建君主。他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尊道排佛。且推崇儒、道二教，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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