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外来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他采取了粗野、暴烈的措施来取缔佛教，完全不顾及佛教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大张旗鼓地对历代以来的寺院及僧尼进行残酷的摧毁。这种无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帝脱出常轨的行为，是病态的表现。造成这一事态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认识和错误的估计外，同他个人素质低劣也有关系。他不懂得佛教的社会基础及佛教的教义有可以净化社会的价值，简单地付于强力手段。
武帝废佛，毁寺杀僧，勒令还俗，做法凶残，这是武帝错误的宗敎政策所造成的悲剧。灭佛一年后，武帝驾崩，宣帝即位,罪不容沫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被一一杀戮，原因是煽惑武帝排毁释教。其后，宣帝遂大兴佛教。一时“斤斧之声，不绝天下”，佛教又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世。
4、后周世宗灭佛
五代时期，江南诸国的君王崇信佛教，并向佛教名僧问道，如吴越王钱弘俶便是很虔诚的信徒，他曾经向天台德韶，永明延寿等禅师问道。因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故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渐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诸国王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从而使以吴越为中心的佛教显得十分繁荣。
然而，与此相反，北方佛教却受到限制。由于北方诸国战争不停，造成赋役沉重，掠夺连年，既给佛教设施以严重破坏，也驱使更多的壮丁和人口流人僧侣中。如此，从国家急需兵源和财力上，佛教起了重大阻碍作用。所以，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到后周世宗时，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坚定限制的方针。
955年，后周世宗诏令禁止私度僧，不经父母、沮父母同意的不准出家，严禁私自传戒，由官方发给度牒者乃可剃度受戒，违者重罚。毁除没有敕额的寺院3300座，所存寺院有2600多所，僧尼系藉者61200人，无藉者勒令还俗。他还禁止舍身、烧臂、烧指、烧身等各种毁坏身体的行为，并把废掉的铜像钟磬改铸成钱币，给厂佛教以沉重打击。由于这种措施的实行，使得江北佛教再度衰微。
从周世宗废佛的措施与结果看，与前三次废佛有所不同。这次废佛不是由于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对立、互相排斥争论所致，主要是因为国家财政上的困难以及僧团的堕落而肃清教团，周世宗在位虽六年左右，但他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整顿佛教的态度比以前几次灭佛显得比较明智。
从历史全貌看，无沦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外来佛教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执，也不管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出于经济政治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佛教给予禁止、限制、乃至打击，都没有阻止住佛教在全国境内迅速广泛的传播，以及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相反，儒释道的斗争，且起到了促进三教的相互吸收与相互融合的作用。诸帝灭佛，并不反映整个统治集团的集体意识，暗中反对毁佛者大有人在。因此，虽然毁佛一时，给佛教以巨大的打击，但不能长久，更没有使佛教教团灭绝，反而起到了—些整顿、改革佛教的作用。在各种矛盾激烈的冲击下，中国佛教取得了既有异于外来佛教，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地位，形成厂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的废佛活动，除了出于统治者的主观原因之外，还存在其它客观因素。前三次法难，几乎都是因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毁滂、排斥，为了自己的教派能取得君主的支持与弘扬，就提高自己的教义，而贬低异己之教，利用各种言词乃至著书等手段来博得帝王的信赖。如此—来，君工若信仰道教则排佛，若崇佛则对道教进行贬斥，或二者俱废。如唐武帝灭佛，就是由于唐武宗李氏王朝追李耳为始祖，加上他幻想长生的原因，欣赏道教的长生之术，而崇尚道教，因而偏信道士赵归真的谄言，实行废佛活动。又如北周武帝时，因道士卫元嵩上书建议废佛，僧人甄鸾又呈《笑道沦》以明道教之伪妄，在这种佛道二教争执不休的情况下，武帝独尊儒术，毁灭佛道二教，结果二者俱伤。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既然能得以生存及其得到发展，都有它一定的社会性质，历史意义及其存在价值，应该互相包容、吸收、取长补短。众所周知，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它独到的教义和理论，同样，外来的佛教，更有其创见之处，经过长期的发展，已渗进人民的生活中，丰富厂人民大众的信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营养。尤其今天，物质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群众更需要寻找精神寄托，来充实他们的生活。那么，更需要佛教在这方面发挥它本身具有的作用。
佛教的传播与弘扬是不分地理位置的，至于北周武帝视佛教同“五胡”，认为理应废弃夷狄之法的佛教，只不过体现了他错误片面的认识。其实，应该持“天竺天地之中”、“圣教妙通，至道渊博”、“大教无私，互德弗偏”之态度。③
佛道二教不过是信仰上的差别，其目的都是劝人行善，无须论谁是谁非。《弘明集》卷七朱广之《咨顾道士夷夏论》云：“崇空贵无，宗趣一也。”反对其蔑视外来的佛教，主张佛道二教是一致的。在佛道之间，反对重此抑彼的偏袒作法。又如，萧子良批评孔稚珪尊道斥佛，分辩彼此．主张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无须空构是非，横起谤议。”④强调在信仰上应互相尊重，毋须杨己长，贬他短而产生矛盾，互相攻击，只会酿成历史悲剧。
二、诸帝灭法，摧残文化
四次灭法，无疑是一种历史悲剧。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诸帝王灭法，可说是对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摧毁。
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国以后，经过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形成了—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辉煌灿烂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文学方面，它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究。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自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三武一宗”诸帝王竟然把佛教文化毁于一旦，使佛教一落千丈，停滞不前。
在艺术方面，佛教对它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为灿烂的成果。例如：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随着佛教的传播，建塔造像的艺术亦随之风行全国各地。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下来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的主要风景点。闻名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是我国雕塑艺术的宝库；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座像，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这些地方都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景区及旅游观光圣地，给祖国的锦绣山河增添了光辉。三武一宗诸帝王则采取粗暴、野蛮的行动，焚烧寺塔、经像，其行为无疑是愚昧、无知的，是对中国艺术等文化的摧残。
其次，诸帝王的废佛行为，也是忽视佛教和僧尼对社会的影响与利益。从古至今，僧人对人类社会亦有卓著的贡献。如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行法师，他测定了子午线，制定了《大衍历》七篇，为后世历法的编定作出了贡献。唐中期的律宗名僧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最终成为日本律宗鼻祖。他同时还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医药、建筑等知识介绍给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还有唐初最杰出的佛教学者，翻泽家——玄奘法师、他西行求法，历时十九年，回国后撰成千古名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及巾亚等地的历史、地理和古代东西交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有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北周武帝则斥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这完全是一种慌言谬论，是—种主观的臆测与论断。
总之，中国佛教这一丰富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它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然而，三武一宗诸帝王只看到佛教弊病的—面。这种以点盖面的观念，充分表现出他们目光的短浅，掩盖了僧人讲经说法能净化人心，劝人弃恶行善等积极利世的一面。唐士大大李师政曾说：“唯佛之为敬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这明确指出佛教是造福人类，利益众生的。北魏太武帝却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声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周武帝认为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等言论，恰恰证明他们是见识浅陋知识贫乏而胡乱下的结论。三武—宗诸帝王废佛的行为，显然是粗暴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与毁灭。
三、浩劫沧桑，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观之，造成法难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社会条件，帝王的主观意识，更主要的还是佛教内在的因素。作为真正的佛教徒，要怎样才能使佛教得到正常而稳步的发展，令正法久住于世呢
1、制度健全，团结一致
历史上的四次法难，都因僧团内部腐化而致，其中牵涉到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寺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上的任何—个工厂、学校、公司乃至寺院等组织机构，都各自订有—套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案，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之依法办事，行之有轨。我们出生于人类，不可能闭门不出，单独生存。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生活的需要，必须过着一定人数的群居生活。群居一起，就避免不了矛11， 闽南佛学院学报盾、斗争的产生。那么，怎样来制止和解决矛盾、斗争的发生呢
离不开规章制度，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否则，就是一盘散沙。尤其，我们寺院的僧尼来自五湖四海，更要有严格而且健全的寺院规章。禁止那些在社会上有过政治等错误和思想不健全，目的不明确者混入寺院出家，更要严禁滥收徒众，随便剃度等不良现象。特别对已出家的僧尼，应严格管理；对行为不轨，不信因果，不守清规戒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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