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外來文化采取敵視的態度。他采取了粗野、暴烈的措施來取締佛教，完全不顧及佛教的社會地位及其影響，大張旗鼓地對曆代以來的寺院及僧尼進行殘酷的摧毀。這種無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帝脫出常軌的行爲，是病態的表現。造成這一事態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認識和錯誤的估計外，同他個人素質低劣也有關系。他不懂得佛教的社會基礎及佛教的教義有可以淨化社會的價值，簡單地付于強力手段。
武帝廢佛，毀寺殺僧，勒令還俗，做法凶殘，這是武帝錯誤的宗敎政策所造成的悲劇。滅佛一年後，武帝駕崩，宣帝即位,罪不容沫的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人，被一一殺戮，原因是煽惑武帝排毀釋教。其後，宣帝遂大興佛教。一時“斤斧之聲，不絕天下”，佛教又以新的姿態出現于世。
4、後周世宗滅佛
五代時期，江南諸國的君王崇信佛教，並向佛教名僧問道，如吳越王錢弘俶便是很虔誠的信徒，他曾經向天臺德韶，永明延壽等禅師問道。因吳越境內未受戰亂之擾，故唐末五代，隨著文化逐漸向南轉移，佛教也受到南方諸國王的保護和支持，繼續廣泛而又穩定地傳播，從而使以吳越爲中心的佛教顯得十分繁榮。
然而，與此相反，北方佛教卻受到限製。由于北方諸國戰爭不停，造成賦役沈重，掠奪連年，既給佛教設施以嚴重破壞，也驅使更多的壯丁和人口流人僧侶中。如此，從國家急需兵源和財力上，佛教起了重大阻礙作用。所以，北方諸朝對佛教普遍采取限製賞賜名僧和度僧人數的政策。到後周世宗時，對佛教則采取大規模壓縮和堅定限製的方針。
955年，後周世宗诏令禁止私度僧，不經父母、沮父母同意的不准出家，嚴禁私自傳戒，由官方發給度牒者乃可剃度受戒，違者重罰。毀除沒有敕額的寺院3300座，所存寺院有2600多所，僧尼系藉者61200人，無藉者勒令還俗。他還禁止舍身、燒臂、燒指、燒身等各種毀壞身體的行爲，並把廢掉的銅像鍾磬改鑄成錢幣，給廠佛教以沈重打擊。由于這種措施的實行，使得江北佛教再度衰微。
從周世宗廢佛的措施與結果看，與前叁次廢佛有所不同。這次廢佛不是由于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對立、互相排斥爭論所致，主要是因爲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以及僧團的墮落而肅清教團，周世宗在位雖六年左右，但他是—個比較有作爲的君主，整頓佛教的態度比以前幾次滅佛顯得比較明智。
從曆史全貌看，無淪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外來佛教發生怎樣的激烈爭執，也不管以皇帝爲代表的統治階級出于經濟政治的需要，采取各種措施，對佛教給予禁止、限製、乃至打擊，都沒有阻止住佛教在全國境內迅速廣泛的傳播，以及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入。相反，儒釋道的鬥爭，且起到了促進叁教的相互吸收與相互融合的作用。諸帝滅佛，並不反映整個統治集團的集體意識，暗中反對毀佛者大有人在。因此，雖然毀佛一時，給佛教以巨大的打擊，但不能長久，更沒有使佛教教團滅絕，反而起到了—些整頓、改革佛教的作用。在各種矛盾激烈的沖擊下，中國佛教取得了既有異于外來佛教，又有別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立地位，形成廠一種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每一次的廢佛活動，除了出于統治者的主觀原因之外，還存在其它客觀因素。前叁次法難，幾乎都是因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毀滂、排斥，爲了自己的教派能取得君主的支持與弘揚，就提高自己的教義，而貶低異己之教，利用各種言詞乃至著書等手段來博得帝王的信賴。如此—來，君工若信仰道教則排佛，若崇佛則對道教進行貶斥，或二者俱廢。如唐武帝滅佛，就是由于唐武宗李氏王朝追李耳爲始祖，加上他幻想長生的原因，欣賞道教的長生之術，而崇尚道教，因而偏信道士趙歸真的谄言，實行廢佛活動。又如北周武帝時，因道士衛元嵩上書建議廢佛，僧人甄鸾又呈《笑道淪》以明道教之僞妄，在這種佛道二教爭執不休的情況下，武帝獨尊儒術，毀滅佛道二教，結果二者俱傷。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的産生既然能得以生存及其得到發展，都有它一定的社會性質，曆史意義及其存在價值，應該互相包容、吸收、取長補短。衆所周知，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有它獨到的教義和理論，同樣，外來的佛教，更有其創見之處，經過長期的發展，已滲進人民的生活中，豐富廠人民大衆的信仰，成爲人們生活中的精神營養。尤其今天，物質文明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群衆更需要尋找精神寄托，來充實他們的生活。那麼，更需要佛教在這方面發揮它本身具有的作用。
佛教的傳播與弘揚是不分地理位置的，至于北周武帝視佛教同“五胡”，認爲理應廢棄夷狄之法的佛教，只不過體現了他錯誤片面的認識。其實，應該持“天竺天地之中”、“聖教妙通，至道淵博”、“大教無私，互德弗偏”之態度。③
佛道二教不過是信仰上的差別，其目的都是勸人行善，無須論誰是誰非。《弘明集》卷七朱廣之《咨顧道士夷夏論》雲：“崇空貴無，宗趣一也。”反對其蔑視外來的佛教，主張佛道二教是一致的。在佛道之間，反對重此抑彼的偏袒作法。又如，蕭子良批評孔稚珪尊道斥佛，分辯彼此．主張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④強調在信仰上應互相尊重，毋須楊己長，貶他短而産生矛盾，互相攻擊，只會釀成曆史悲劇。
二、諸帝滅法，摧殘文化
四次滅法，無疑是一種曆史悲劇。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障礙。諸帝王滅法，可說是對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摧毀。
佛教自印度傳人中國以後，經過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形成了—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成爲中國輝煌燦爛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對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哲學等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和作用。
在文學方面，它對我國文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是典雅、瑰麗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诘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爲曆代文人所喜愛，被人們作爲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究。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自居易、王安石、蘇轼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作，“叁武一宗”諸帝王竟然把佛教文化毀于一旦，使佛教一落千丈，停滯不前。
在藝術方面，佛教對它的創作和發展産生了極爲燦爛的成果。例如：衆所周知的中國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隨著佛教的傳播，建塔造像的藝術亦隨之風行全國各地。現在我國古代建築保存下來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爲我國各地的主要風景點。聞名中外的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是我國雕塑藝術的寶庫；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座像，是我國最大的石佛像。這些地方都成爲世界著名的風景區及旅遊觀光聖地，給祖國的錦繡山河增添了光輝。叁武一宗諸帝王則采取粗暴、野蠻的行動，焚燒寺塔、經像，其行爲無疑是愚昧、無知的，是對中國藝術等文化的摧殘。
其次，諸帝王的廢佛行爲，也是忽視佛教和僧尼對社會的影響與利益。從古至今，僧人對人類社會亦有卓著的貢獻。如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行法師，他測定了子午線，製定了《大衍曆》七篇，爲後世曆法的編定作出了貢獻。唐中期的律宗名僧鑒真法師，六次東渡，最終成爲日本律宗鼻祖。他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藝術、醫藥、建築等知識介紹給日本，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播下了友誼的種子。還有唐初最傑出的佛教學者，翻澤家——玄奘法師、他西行求法，曆時十九年，回國後撰成千古名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爲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及巾亞等地的曆史、地理和古代東西交通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有關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舉不勝舉。北周武帝則斥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這完全是一種慌言謬論，是—種主觀的臆測與論斷。
總之，中國佛教這一豐富絢麗多采的文化遺産，它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曆史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然而，叁武一宗諸帝王只看到佛教弊病的—面。這種以點蓋面的觀念，充分表現出他們目光的短淺，掩蓋了僧人講經說法能淨化人心，勸人棄惡行善等積極利世的一面。唐士大大李師政曾說：“唯佛之爲敬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這明確指出佛教是造福人類，利益衆生的。北魏太武帝卻斥佛教爲“西戎虛誕，妄生妖孽”，聲稱“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周武帝認爲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等言論，恰恰證明他們是見識淺陋知識貧乏而胡亂下的結論。叁武—宗諸帝王廢佛的行爲，顯然是粗暴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與毀滅。
叁、浩劫滄桑，發人深省
從以上分析觀之，造成法難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社會條件，帝王的主觀意識，更主要的還是佛教內在的因素。作爲真正的佛教徒，要怎樣才能使佛教得到正常而穩步的發展，令正法久住于世呢
1、製度健全，團結一致
曆史上的四次法難，都因僧團內部腐化而致，其中牽涉到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寺院管理製度不健全。俗語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社會上的任何—個工廠、學校、公司乃至寺院等組織機構，都各自訂有—套嚴格完善的規章製度和管理方案，以約束人們的行爲規範，使之依法辦事，行之有軌。我們出生于人類，不可能閉門不出，單獨生存。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身生活的需要，必須過著一定人數的群居生活。群居一起，就避免不了矛11， 閩南佛學院學報盾、鬥爭的産生。那麼，怎樣來製止和解決矛盾、鬥爭的發生呢
離不開規章製度，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否則，就是一盤散沙。尤其，我們寺院的僧尼來自五湖四海，更要有嚴格而且健全的寺院規章。禁止那些在社會上有過政治等錯誤和思想不健全，目的不明確者混入寺院出家，更要嚴禁濫收徒衆，隨便剃度等不良現象。特別對已出家的僧尼，應嚴格管理；對行爲不軌，不信因果，不守清規戒律者，…
《千古悲怆 四次法難(超波)》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