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悲怆 四次法難
超波
閩南佛學
前言
佛教自東漢傳人中國，上至皇帝、皇後、臣子，下至百姓，全國上下，如醉如狂的崇佛，出現“街東街西講佛經”的熱潮，影響到社會各個階層。尤其，佛學作爲“魏晉南北朝文化”時期最主流的哲學思想，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都遠非宋明理學，西漢經學所能比擬的。入宋以後，佛教與儒教融會，被當作生活的精神食糧，爲人民所接受，佛教已不再作爲外來的宗教，而滲透到中國人民的血肉中。佛教不僅找到它的立腳之地，而且還在中國的土壤上，經曆了試探、適應、發展、改革、滲透、許許多多的曆程，最終産生了自己的獨特結構，形成廠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體系，呈現出可謂中國的氣象和特質，從而成爲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一方面，印度發展著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斷傳人，給予了它持續的影響；另一方面，已形成的中國佛學思想也逐步成熟，構成廠如天臺、華嚴、淨土、禅宗等各種體系。因此，所謂中國佛教，它既不同于，中國的傳統思想，也不是印度思想的全盤移植，而是吸收了印度學說所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種新文化。
佛教，是宇宙人生的最高真谛，它是“亘古今而不變，曆萬劫而常存”的偉大真理。然而，在我國的曆史長河中，它卻沈浮不定，經受丁種種劫難，如一位自發蒼蒼的老人，飽經風霜，曆盡風險。在佛教傳人中國—二千余年的曆史中，受到空前絕後打擊的，莫過于“叁武一宗”(叁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後周世宗)的教難了。
一、法難簡析
“叁武一宗”法難給當時的中國佛教帶來了沈重的打擊，也給當時的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今天雖已成爲曆史，但對于我們佛教求生存求發展的今天，這是我們每個佛教徒不可不明了的問題。那麼，當時的佛教爲何會遭受如此的厄運
每次都有它的社會背景，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下面就以本人的—點心得大略的給予分析。
l、北魏太武帝滅法
據曆史記載，北魏太武帝本來對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請高德沙門，共贊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節，當釋尊像經過時，還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慶祝活動，並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後來，他聽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漸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
公元445年，杏城蓋吳叛反而長安騷亂，太武帝親自率兵去鎮壓蓋吳。到達長安，在—寺中，見有沙門于寺中種麥牧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爲之大怒，認爲沙門與蓋吳通謀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釀酒器具及大量財物，並發現寺內還有洞窟藏匿婦女，太武帝被這些長安寺院沙門的不如法行爲所激怒，崔浩從行，極力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采納崔浩絕滅佛教的建議，斷然下诏廢佛，殺戮沙門，焚毀佛像經卷，並命令全國各地廢佛。
緊接著，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門通告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沙門。執政的太子晃，雖然再叁反對刑戮沙門和焚毀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卻以佛教爲虛妄，斥佛教爲“西戎虛誕，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張。其憎惡佛教說：“非朕，孰能去此曆代之僞物
”在北魏全境實行激烈的廢佛運動，其廢佛情況，據《高僧傳》卷十《昙始傳》載：“以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會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斬，一境之內，無複沙門。”
繼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謙之的煽動及崔浩的誣言，在光輝的中國佛教史上，劃上了第一條傷痕。
爲什麼會出現如此法難呢
當然北魏太武帝滅佛並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采取這項重大措施，當然有其原因。其原因是：第一，佛教是外來宗教，是一種異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肯定會引起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沖突的矛盾。第二，佛教的發展，需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作爲後盾，寺院經濟的過分發展，侵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統治階級要憑借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而且，當時尼大多數不直接從事生産。因此，出家僧尼數量太多，就會影響國家的稅收和勞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樣使國家經濟力量受到影響。總之，佛教力量的過分膨脹給封建統治勢力帶來一定的不利因素。第叁，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間鬥爭的激化也是太武帝滅佛的原因之一。當時道士寇謙之通過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傳道教，使太武帝逐漸信仰道教。440年，改國號爲“太平真君”，就證明他接受了道教，後又至道壇受符篆，正式成爲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學而爲太武帝所信任，其堅決反對佛教，因此，太武帝毀佛可說是佛道鬥爭的結果，不過，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則是一些佛教僧侶的不法行爲。這次滅佛，雖然因爲太子晃的暗中庇護而減少了損失，但是這一行動卻給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極大影響，直接影響到後來的佛教發展。
2、北周武帝滅法
太武帝在毀佛後不久就被侍從宗愛等人所謀殺。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興佛教，頓時給狂熱的佛教徒激起廠興佛運動。人們親眼目睹崔浩滿門抄斬，以及太武帝的暴斃，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報應，而都有心驚膽顫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極一時。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難，是爲佛教曆史上第二次法難。
北周武帝最初並不反對佛教，但爲了滅齊，統一北方，建立業績，首先要富國強兵。于是采取“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的限佛政策。對于日趨奢華的佛教要進行整頓改革，加之還俗僧人衛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張賓等的共伺策劃，終于導致滅佛活動。當時還俗沙門上書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說明治理國家並不在于佛教，恥佛教同“五胡”，責佛法爲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贊同。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門，道士及百官以辨優劣。至577年的10年中，周武帝先後七次主持叁教辨論，其中當然以佛道二教之辨爲主。
570年，沙門甄鸾呈《笑道論》痛揭道教僞虛，《笑道論》當場被武帝燒毀。另有道安上《二教論》貶斥道教，認爲“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軌轍”。但武帝在叁教中尊儒教爲第一，認爲“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于世有宜，故須存立。”①卻憎惡僧人，說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而且認爲佛教來自國外，不應敬奉。他說：“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僅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②認爲理應廢棄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討北齊時，武帝在此境內推行滅佛令。以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爲由，實行大規模廢佛活動，完全不顧及著名僧人慧遠，任道林等人的極力抗爭，于北周全境內掃盡—切寺塔，焚毀經籍佛像，勒令僧尼還俗爲民。如此，使佛教一時銷聲匿迹。多數高僧或隱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于俗人中，亦有還俗者。據《曆代叁寶紀》卷十一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爲第宅。叁方釋子減叁百萬，皆複軍民，還歸編戶。”
這次滅佛，與北魏太武帝滅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並廢；第二，雖毀壞寺塔，焚燒經典，但未殺沙門，而是強迫他們爲民；第叁，奉儒教爲正統，認爲建立統一大業必須以儒家宗法製度鞏固叁綱五常爲中心。如此，不僅爲自己統治華夏提供根據，而且儒家學說也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這次毀佛是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而進行廢佛的。
北周武帝廢佛的時間雖然極短，但打擊尤爲酷烈，給佛教界的思想、經濟等方面，都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影響和損失。
3、會昌法難
從南北朝發展起來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貴族的尊重。他們很重視佛教對維護社會安定、穩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顯得比以往更繁榮。新的佛教教義不斷從印度傳來，更加豐富了原有宗教的內涵。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基本在此時形成。由于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進一步的滲入到廣大人民群衆之中，令這一外來宗教終于達到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關的程度。
唐中期以後，由于佛教寺院經濟的高度發展，觸犯了世俗地主和貴族的利益，也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于是，産生了中國佛教史上的第叁次法難——會昌廢佛。
這次廢佛，起因于道教排斥佛教。得到皇帝信賴的道士趙歸真煽動，唆使笃信道教的武帝廢佛。當然，廢佛的原因不僅僅發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還是由于僧團的腐敗，僧侶墮落，私度僧、僞僧、濫僧等的不如法行爲，以及寺院擁有大量財産，從而造成國家經濟上的困難所致。
據《舊唐書》卷十八載：武帝在廢佛敕裏說：“……僧徒日廣，佛寺日增，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寺院經濟雄厚，僧尼數量猛增，在當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對統治階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武帝並且說：“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因此，在會昌五年，實行大規模滅法運動，在全國各地進行全面滅佛。結果，拆毀的千古悲怆 四次法難在 109寺院有4600余所，沒收沃田數千萬頃，改奴婢爲兩稅戶達15萬人。且將廢寺時所得來的銅像、鍾磬等，用來鑄錢、造農具等。寺舍一律歸公，以往佛教興盛的繁榮景象被一掃而光。這是“叁武一宗”中災禍最嚴重的一次厄難。
在唐代諸帝中，唐武宗僅僅是個政績平平的統治者。然而，他卻是唯一的、堅決排佛的封建君主。他從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出發，尊道排佛。且推崇儒、道二教，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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