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德性的观点，既然都是利己，也就谈不上所谓德性；真常唯心系将生态系统中的一鸟一兽、一花一草，乃至一瓦一石都看作“真常心”的一部分，因而很容易陷入梵我论的樊篱，其所谓“大我”——真常心也很容易被利用而成为利己主义的扩大和延伸。杨惠南认为，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的“大我”观念实际上借鉴的是瑜伽行派和真常唯心系的思想资源，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不会将自身理论建立在此基础上，犯奈斯同样的错误。杨惠南教授主张将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建立在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础上，从“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的缘起思想出发，把其他事物看作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存在，要求主体长养戒行、开发慈悲，以尽到拔苦、与乐的义务。

　　 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强调佛教生态观的“人间性”，具体表现在其对人自身、对本土住民的关怀上。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将关怀一切国土、一切众生的心，优先放在六道轮回中的人类身上，甚至优先放在居住于“本土”的住民身上。它不会把刹土理解为“法界”这类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理解成我们所践踏的、活生生的现实土地；它也不会把对刹土的关怀，放在西方极乐世界，甚至非洲、美国等“迹土”之上，而放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乃至我们当下所居住的“本土”上。

　　 2、杨惠南针对“心灵环保”提出“心、境并建”主张

　　 杨惠南教授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两篇论文中针对花莲慈济功德会所推动的“预约人间净土”和台北农禅寺、法鼓山提倡的“心灵环保”两种环保理念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存在割裂心境、“重心轻境”的倾向。杨惠南教授认为，心灵与刹土(境)的割裂与对立根源于无明的遍计所执。实际上，心灵与刹土是不可分割，“互相增上，彼此损益”的，外在世界的清净，同样是达到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心灵环保”理念的经典依据是《维摩经》中的“心净则国土净”，但是从《维摩经•佛国品》的上下文考察，其净土思想本身包含两层意义：(1)如果想要“心解脱”，就必须“境解脱”。亦即，要让内心的烦恼彻底去除，必须先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2)如果想要“境解脱”，就必须“心解脱”。亦即，要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就必须先去除内在心灵的烦恼。

　　 杨惠南教授认为，当代台湾佛教界不仅存在“重心轻境”的偏向，而且还存在重“往生净土”，轻“庄严净土”，重有情“众生世间”，轻无情“器世间”的偏向，也就是说注重死后往生既有净土，忽视当下人间净土的建设；偏重社会自身的建设，而忽视自然环境的建设。杨惠南教授从缘起性空理论、瑜伽行派阿赖耶识缘起理论论证了心与境的一体性，强调普渡众生和严净佛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主张环保运动应建立在心与境平等、众生世间与器世间平等的佛教生态观基础上。

　　 3、杨惠南、林朝成强调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关注

　　 杨惠南教授在《信仰与土地——建立缘起性空的佛教深层生态学》一文中还强调佛教环保实践应关注环保实践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他将造桥铺路、施粥施米，或在偏远地区设立医院，在山野林间捡废纸、垃圾，或放生野鸟等等，看作暂时性解除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的“别度”，而将反思、变革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背后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看作大乘的“普度”。认为，只有从教育乃至政治制度的改革人手，以彻底免除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这才是永久性、治本的救度。

　　 林朝成教授《心净则国土净——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一文，认同杨惠南教授对当代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保守心态的批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主张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构成的深层批判，将社会构成、人和自然关系看作复杂相关的网络系统，从心与境两方面对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分析，并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提出将生态运动与佛教经济学主张结合起来，以探讨未来经济学模式。

　　 杨惠南、林朝成等关于佛教生态观以及环保实践的讨论，相对于单纯从传统佛教经典、教义中挖掘、整理与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相应的资源而言，无疑更深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杨惠南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没有简单照搬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而是指出其将生态观建立在瑜伽行派和真常唯心系理论基础上的缺陷，转而主张将深层生态学建立在佛教更基本的缘起性空理论基础之上；杨惠南、林朝成教授对“心灵环保”理念的批评以及心境并建的环保主张，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关注，不仅是对当代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批判，而且触及到传统佛教偏重心灵解脱，忽视外在环境建设的偏向，因此，也是对传统佛教的深层反思。显然，他们所做的反思和批判，真正体现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对于佛教生态观的进一步建设和佛教环保实践的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佛教生态观研究现状述评(陈红兵)》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