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德性的觀點，既然都是利己，也就談不上所謂德性；真常唯心系將生態系統中的一鳥一獸、一花一草，乃至一瓦一石都看作“真常心”的一部分，因而很容易陷入梵我論的樊籬，其所謂“大我”——真常心也很容易被利用而成爲利己主義的擴大和延伸。楊惠南認爲，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的“大我”觀念實際上借鑒的是瑜伽行派和真常唯心系的思想資源，人間佛教的深層生態學不會將自身理論建立在此基礎上，犯奈斯同樣的錯誤。楊惠南教授主張將人間佛教的深層生態學建立在緣起性空的理論基礎上，從“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的緣起思想出發，把其他事物看作與自身息息相關的存在，要求主體長養戒行、開發慈悲，以盡到拔苦、與樂的義務。

　　 人間佛教的深層生態學強調佛教生態觀的“人間性”，具體表現在其對人自身、對本土住民的關懷上。人間佛教的深層生態學將關懷一切國土、一切衆生的心，優先放在六道輪回中的人類身上，甚至優先放在居住于“本土”的住民身上。它不會把刹土理解爲“法界”這類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理解成我們所踐踏的、活生生的現實土地；它也不會把對刹土的關懷，放在西方極樂世界，甚至非洲、美國等“迹土”之上，而放在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乃至我們當下所居住的“本土”上。

　　 2、楊惠南針對“心靈環保”提出“心、境並建”主張

　　 楊惠南教授在《當代臺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從境解脫到心解脫——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態學》兩篇論文中針對花蓮慈濟功德會所推動的“預約人間淨土”和臺北農禅寺、法鼓山提倡的“心靈環保”兩種環保理念提出批評，認爲它們存在割裂心境、“重心輕境”的傾向。楊惠南教授認爲，心靈與刹土(境)的割裂與對立根源于無明的遍計所執。實際上，心靈與刹土是不可分割，“互相增上，彼此損益”的，外在世界的清淨，同樣是達到內心解脫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心靈環保”理念的經典依據是《維摩經》中的“心淨則國土淨”，但是從《維摩經•佛國品》的上下文考察，其淨土思想本身包含兩層意義：(1)如果想要“心解脫”，就必須“境解脫”。亦即，要讓內心的煩惱徹底去除，必須先讓外在的世界清淨無染；(2)如果想要“境解脫”，就必須“心解脫”。亦即，要讓外在的世界清淨無染，就必須先去除內在心靈的煩惱。

　　 楊惠南教授認爲，當代臺灣佛教界不僅存在“重心輕境”的偏向，而且還存在重“往生淨土”，輕“莊嚴淨土”，重有情“衆生世間”，輕無情“器世間”的偏向，也就是說注重死後往生既有淨土，忽視當下人間淨土的建設；偏重社會自身的建設，而忽視自然環境的建設。楊惠南教授從緣起性空理論、瑜伽行派阿賴耶識緣起理論論證了心與境的一體性，強調普渡衆生和嚴淨佛土其實是同一件事情，主張環保運動應建立在心與境平等、衆生世間與器世間平等的佛教生態觀基礎上。

　　 3、楊惠南、林朝成強調對佛教環保實踐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關注

　　 楊惠南教授在《信仰與土地——建立緣起性空的佛教深層生態學》一文中還強調佛教環保實踐應關注環保實踐的社會政治經濟層面，他將造橋鋪路、施粥施米，或在偏遠地區設立醫院，在山野林間撿廢紙、垃圾，或放生野鳥等等，看作暫時性解除衆生和生態環境的苦痛和災難的“別度”，而將反思、變革衆生和生態環境的苦痛和災難背後的社會的、教育的、經濟的、政治的製度看作大乘的“普度”。認爲，只有從教育乃至政治製度的改革人手，以徹底免除衆生和生態環境的苦痛和災難，這才是永久性、治本的救度。

　　 林朝成教授《心淨則國土淨——于佛教生態觀的思考與挑戰》一文，認同楊惠南教授對當代佛教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保守心態的批判，認爲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的不平衡是造成大自然失調的主要因素。資源耗竭和環境壓力等環境問題，産生于經濟和政治權利的不平等。主張注重社會政治經濟構成的深層批判，將社會構成、人和自然關系看作複雜相關的網絡系統，從心與境兩方面對社會政治經濟進行分析，並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提出將生態運動與佛教經濟學主張結合起來，以探討未來經濟學模式。

　　 楊惠南、林朝成等關于佛教生態觀以及環保實踐的討論，相對于單純從傳統佛教經典、教義中挖掘、整理與西方生態文化觀念相應的資源而言，無疑更深刻、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楊惠南提出的人間佛教的深層生態學沒有簡單照搬奈斯的深層生態學，而是指出其將生態觀建立在瑜伽行派和真常唯心系理論基礎上的缺陷，轉而主張將深層生態學建立在佛教更基本的緣起性空理論基礎之上；楊惠南、林朝成教授對“心靈環保”理念的批評以及心境並建的環保主張，對佛教環保實踐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關注，不僅是對當代佛教生態觀和環保實踐的批判，而且觸及到傳統佛教偏重心靈解脫，忽視外在環境建設的偏向，因此，也是對傳統佛教的深層反思。顯然，他們所做的反思和批判，真正體現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對于佛教生態觀的進一步建設和佛教環保實踐的轉型具有深遠意義。

《佛教生態觀研究現狀述評(陳紅兵)》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