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净则国土净
──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
林朝成
一、前言
生态学为生命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释成研究关联的学说。在这关联网络中，人类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都是相似的，差别的只是愈来愈密切，不仅是人类需要从其生态环境中撷取更多的资源，且人类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与伤害更为巨大。二次大战后人类对大地史无前例地掠夺，远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人类已被形容成极度破坏性的寄生虫，他威胁要毁灭他的主人──大自然──以及最终毁灭自己。
人类在大自然中制造了不平衡，同时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这不仅是生物间的事实而已，探究其非生物性的原因，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他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关切环境问题的学说又有生态主义(Ecocomism)与环境主义(Enviromen－talism)的区别。
生态主义认为关怀环境需要以我们和环境的关系的基进性改变作为前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社交和政治生活。相反地，环境主义认为人类必须对环境问题采取“管理”的取向，他们确信不需要对现有的价值观或是生产和消费的形式做出根本的改变，就可解决环境问题。(注1)
从生态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才可能对研究关联的学说不只停留在表层的认识，也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或是决策的问题，并含有价值观和信念。(注2)
对佛教生态观的思考，正是从价值观和信念的层次，提出它的关联学说的内涵。这些内涵，并非古已有之现成的套用，而不加以批判的诠释；也不是以“圆融”、“无碍”等理想的高空企图笼括、统摄生态思想，而不认真考虑其概念的范畴是否误置或矛盾。(注3)我们宁可缩小范围，对可能影响生态观的概念，仔细思索其如何在历史的流变中，实际地模塑信众的环境态度与思维方式，从中寻找其理论的依据和可能的关联学说的生态(或反生态)取向，再与当今之生态学说互相发明对比，以发挥其时代的意义，并反观信仰本身的创新性价值或典范转变的可能性，或许是该有的方法自觉。
在此方法自觉下，本文以“心净则国土净”为核心，思考其可能的生态学涵义，并尝试说明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指出佛教界环境关怀该有的自觉，并期待各方的批评和指正。
二、“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
当我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的迫切性，越来越经常地碰到受威胁的大自然，但又找不到保护它的理性根据，这时，困境就出现了。佛教徒参与环保，或出于环境的认知与关怀；或出于社会的学习而认同；或由于法师的提倡，环保也是修行(清除内心的垃圾与污染)的一个方便法门。但就其和教义本身的关联，从佛教本身的核心价值提出环保的必要性时，似乎显得贫乏不充分，环保和佛教的本质未能建立起内在的相关性，那么，佛教徒参与环保，只是个人的行为、一时的手段，它在解脱成佛的教义中只属于偶然、边缘性的地位，那么一个真诚的生态主义者，便不能从佛教的教义中找到其所必须的理论根据，这时，困境便被凸显了出来。
杨惠南教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注4)检讨了该困境的解决之道，并尝试建立一套合于佛教教义的环保理念。依杨教授的研究，当代台湾佛教环保运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心净则国土净”的观念上。“心净则国土净”被简化成“如果内心清净了，那么佛土也就(跟着)清净了。”也就是说，内心清净成了佛土清净的“因”；相反地，佛土清净是内心清净的“果”。因此，如果要得到佛土清净的“果”，就必须先种下内心清净的“因”。因这一理论的根源，佛教的环保就以“心灵环保”为主要归宿，造成了重“心”轻“境”的作法。
从这样的了解，我们得不到佛教徒应该参与环保的行动，环保的实践本身并非清净佛土所必具的内涵。(注5)显然地，杨教授的主要关切在于应然性或义务性的论据，也就是道德的强制性，以提供环境保护的必然性。依杨教授的分析，“心净则国土净”还有下面的意思佛土清净是内心清净的“因”；相反地，内心清净是佛土清净的“果”。“心净则土净”不只是简单的条件句，而是双条件句。那么，参与环保的宗教理据便是(一)心净和佛土净这两件事情，乃是完全相等的同一件事情；(二)“净佛国土”乃至“严土熟生”是解脱成佛的义务性条件。那么，正确的解决“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便是建立“内心”与“外境”并重的佛教生态学。
如果杨教授的论述是正确的话，那么生态学家贝利(T•Berry)的论述便可在佛教生态学得到回响。
从人类本位进步观转变到生物本位进步观，极为困难。后者强调整个社群都必须进步，理由是，牺牲较大生命社群的利益而获得的人类进步，终将伤害人自己的生命。一块不健全的土地所养出的人，也是不健全的；反之，一个健全的土地，会把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经济层面固然如此，所有人类事物也是一样。(注6)
健全的土地，会提升人的精神层次，那么一块受伤的土地，不正反应出人的精神之堕落？心与境原本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为依恃的整体关联。生态学的原则“一切息息相关”，换个角度来看，“你永远不能只做一件事”，心必和境相关，境也反过来影响了心，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确具有理论核心的地位。
从此一理论基础来看，我们对佛教的思考方法和教义，有二点规范性兼具批判性的原则。
首先，佛法是在彼此关涉的和合中、前后相续的演变中去体会的，这是组织的、流动的因果观。有情的分别观察，要从有情的流转相续中，与身心的相依中去考察，不可为静止的、孤立的机械分析(注7)。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就不能是理性的直线式思考，却必须透过缘起法对非直线体系的直观才能产生。打破直线式的思考模式，已是生态主义的核心课题。诚如卡普拉(Capra)对笛卡儿式的理性思考模式的批判，而提出生态思考模式的关键。
“生态是基于非直线的循环、波动等过程，产生一种动态平衡。基于直线思考模式的作为，必然会干扰自然平衡，并且迟早造成具大的破坏……”(注8)
那么，佛教的生态观有进一步发挥缘起观的解释范畴，衡定其中道观的适用潜能，这对教义的内部体系该有重新评价的积极作用。
其次，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生态的问题因其关联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现的问题更为深入。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傲慢与剥削，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流弊外，更不应忽视环境破坏中社会的中心性。人类一定要支配大自然这观念直接来自人对人的支配，其根源和人类自己的社会现象是息息相关的。缺少对国家、帝国、科技或资本真正深层的批判，将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化约成简单的、抽象的、科学的图像已成为深层生态学被批判的焦点(注9)，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便不应避免“境”的构成特征人类社会的批判与反省，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反应出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的权力运作，得从心与境的双向分析，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否则其行动与理念，都只是肤浅的、孤立的单项作为，难以构成有机的缘起观，对真正的生态意识未能有积极的作用(注10)。“境”的构成需要对人类社会作更深刻的分析，从生态主义来说，将人类视为生物群落中的一员，至少得提出“怎样的社会最适合与地球和谐地生活”这样的问题，反过来说，与自然世界的和解，关切所有人类生命的健康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型态，这种自觉，并非佛教的固有思想型态，但却是必须学习的课程。
因此，为了加深心境并建的生态学内涵，笔者尝试去阐述“心”、“境”的生态学含义，以为佛教与生态主义的互相发明与思考方向。
三、“国土净”的生态学含义
“国土净”是离不开“众生净”的，因此国土净至少有以下两个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注11)。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义，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由上所推导出的结论，都让生态学者们建议在我们的社会习惯及实践之中的根本性改变(净化)是必须的。那种可以包含这些变化的社会，就称之为“永续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其价值次序可如此来安排“一个没有人的生物社群，可以存活得很好；反之，没有健全的生物社群，人类社会不可能兴旺。同样的，某一个人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一个社会的运作与存在；反之，缺乏健全的生物社群和人类社群，个人不可能幸福的生活。因此，如果个人希望过着高品质的生活，首先就必须将生物社群的保护与保存，列为第一优先的价值。第二优先考虑，应当是保存和维护人类社群的健全。只有当这两个社群都受到悉心照顾而维持旺盛的活力时，个人才可能依据自己的愿望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注12)。
从永续社会的价值观来诠释“国土净”的可能涵义，进一步提醒我们，所谓的清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在大量运用整合性思考的条件下，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除非其他生物有一个良好的栖息地，人就不可能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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