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淨則國土淨

　　──關于佛教生態觀的思考與挑戰

　　林朝成

　　 一、前言

　　生態學爲生命與環境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廣義地理解生態學這個概念，可以把它解釋成研究關聯的學說。在這關聯網絡中，人類與其生態環境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都是相似的，差別的只是愈來愈密切，不僅是人類需要從其生態環境中撷取更多的資源，且人類對其生態環境的影響與傷害更爲巨大。二次大戰後人類對大地史無前例地掠奪，遠非任何曆史時期可比。人類已被形容成極度破壞性的寄生蟲，他威脅要毀滅他的主人──大自然──以及最終毀滅自己。

　　人類在大自然中製造了不平衡，同時危害到人類本身的生存，這不僅是生物間的事實而已，探究其非生物性的原因，人與人的關系和它的社會結構裏的不平衡，正是他造成大自然失調的主要因素。從這個角度出發，關切環境問題的學說又有生態主義(Ecocomism)與環境主義(Enviromen－talism)的區別。

　　生態主義認爲關懷環境需要以我們和環境的關系的基進性改變作爲前提，同時也改變了我們日常的社交和政治生活。相反地，環境主義認爲人類必須對環境問題采取“管理”的取向，他們確信不需要對現有的價值觀或是生産和消費的形式做出根本的改變，就可解決環境問題。(注1)

　　從生態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才可能對研究關聯的學說不只停留在表層的認識，也因此，生態與環保都不只是科技問題，而是人文問題，或是決策的問題，並含有價值觀和信念。(注2)

　　 對佛教生態觀的思考，正是從價值觀和信念的層次，提出它的關聯學說的內涵。這些內涵，並非古已有之現成的套用，而不加以批判的诠釋；也不是以“圓融”、“無礙”等理想的高空企圖籠括、統攝生態思想，而不認真考慮其概念的範疇是否誤置或矛盾。(注3)我們甯可縮小範圍，對可能影響生態觀的概念，仔細思索其如何在曆史的流變中，實際地模塑信衆的環境態度與思維方式，從中尋找其理論的依據和可能的關聯學說的生態(或反生態)取向，再與當今之生態學說互相發明對比，以發揮其時代的意義，並反觀信仰本身的創新性價值或典範轉變的可能性，或許是該有的方法自覺。

　　 在此方法自覺下，本文以“心淨則國土淨”爲核心，思考其可能的生態學涵義，並嘗試說明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指出佛教界環境關懷該有的自覺，並期待各方的批評和指正。

　　 二、“心淨則國土淨”的困境

　　當我們意識到保護環境的迫切性，越來越經常地碰到受威脅的大自然，但又找不到保護它的理性根據，這時，困境就出現了。佛教徒參與環保，或出于環境的認知與關懷；或出于社會的學習而認同；或由于法師的提倡，環保也是修行(清除內心的垃圾與汙染)的一個方便法門。但就其和教義本身的關聯，從佛教本身的核心價值提出環保的必要性時，似乎顯得貧乏不充分，環保和佛教的本質未能建立起內在的相關性，那麼，佛教徒參與環保，只是個人的行爲、一時的手段，它在解脫成佛的教義中只屬于偶然、邊緣性的地位，那麼一個真誠的生態主義者，便不能從佛教的教義中找到其所必須的理論根據，這時，困境便被凸顯了出來。

　　楊惠南教授在最近發表的文章《當代臺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以“預約人間淨土”和“心靈環保”爲例》(注4)檢討了該困境的解決之道，並嘗試建立一套合于佛教教義的環保理念。依楊教授的研究，當代臺灣佛教環保運動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心淨則國土淨”的觀念上。“心淨則國土淨”被簡化成“如果內心清淨了，那麼佛土也就(跟著)清淨了。”也就是說，內心清淨成了佛土清淨的“因”；相反地，佛土清淨是內心清淨的“果”。因此，如果要得到佛土清淨的“果”，就必須先種下內心清淨的“因”。因這一理論的根源，佛教的環保就以“心靈環保”爲主要歸宿，造成了重“心”輕“境”的作法。

　　從這樣的了解，我們得不到佛教徒應該參與環保的行動，環保的實踐本身並非清淨佛土所必具的內涵。(注5)顯然地，楊教授的主要關切在于應然性或義務性的論據，也就是道德的強製性，以提供環境保護的必然性。依楊教授的分析，“心淨則國土淨”還有下面的意思佛土清淨是內心清淨的“因”；相反地，內心清淨是佛土清淨的“果”。“心淨則土淨”不只是簡單的條件句，而是雙條件句。那麼，參與環保的宗教理據便是(一)心淨和佛土淨這兩件事情，乃是完全相等的同一件事情；(二)“淨佛國土”乃至“嚴土熟生”是解脫成佛的義務性條件。那麼，正確的解決“心淨則國土淨”的困境，便是建立“內心”與“外境”並重的佛教生態學。

　　如果楊教授的論述是正確的話，那麼生態學家貝利(T•Berry)的論述便可在佛教生態學得到回響。

　　從人類本位進步觀轉變到生物本位進步觀，極爲困難。後者強調整個社群都必須進步，理由是，犧牲較大生命社群的利益而獲得的人類進步，終將傷害人自己的生命。一塊不健全的土地所養出的人，也是不健全的；反之，一個健全的土地，會把人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經濟層面固然如此，所有人類事物也是一樣。(注6)

　　健全的土地，會提升人的精神層次，那麼一塊受傷的土地，不正反應出人的精神之墮落？心與境原本不是單向的關系，而是互相滲透、互相融合、互爲依恃的整體關聯。生態學的原則“一切息息相關”，換個角度來看，“你永遠不能只做一件事”，心必和境相關，境也反過來影響了心，那麼心境並建的生態觀確具有理論核心的地位。

　　從此一理論基礎來看，我們對佛教的思考方法和教義，有二點規範性兼具批判性的原則。

　　首先，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這是組織的、流動的因果觀。有情的分別觀察，要從有情的流轉相續中，與身心的相依中去考察，不可爲靜止的、孤立的機械分析(注7)。那麼，心境並建的生態觀就不能是理性的直線式思考，卻必須透過緣起法對非直線體系的直觀才能産生。打破直線式的思考模式，已是生態主義的核心課題。誠如卡普拉(Capra)對笛卡兒式的理性思考模式的批判，而提出生態思考模式的關鍵。

　　“生態是基于非直線的循環、波動等過程，産生一種動態平衡。基于直線思考模式的作爲，必然會幹擾自然平衡，並且遲早造成具大的破壞……”(注8)

　　那麼，佛教的生態觀有進一步發揮緣起觀的解釋範疇，衡定其中道觀的適用潛能，這對教義的內部體系該有重新評價的積極作用。

　　其次，資源耗竭和環境壓力等許多問題，産生于經濟和政治權利的不平等。生態的問題因其關聯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現的問題更爲深入。人類對自然世界的傲慢與剝削，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流弊外，更不應忽視環境破壞中社會的中心性。人類一定要支配大自然這觀念直接來自人對人的支配，其根源和人類自己的社會現象是息息相關的。缺少對國家、帝國、科技或資本真正深層的批判，將人類關系的複雜網絡化約成簡單的、抽象的、科學的圖像已成爲深層生態學被批判的焦點(注9)，那麼，心境並建的生態觀便不應避免“境”的構成特征人類社會的批判與反省，對于政治、經濟與社會反應出的意識形態與實際的權力運作，得從心與境的雙向分析，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否則其行動與理念，都只是膚淺的、孤立的單項作爲，難以構成有機的緣起觀，對真正的生態意識未能有積極的作用(注10)。“境”的構成需要對人類社會作更深刻的分析，從生態主義來說，將人類視爲生物群落中的一員，至少得提出“怎樣的社會最適合與地球和諧地生活”這樣的問題，反過來說，與自然世界的和解，關切所有人類生命的健康與人類社會的基本型態，這種自覺，並非佛教的固有思想型態，但卻是必須學習的課程。

　　 因此，爲了加深心境並建的生態學內涵，筆者嘗試去闡述“心”、“境”的生態學含義，以爲佛教與生態主義的互相發明與思考方向。

　　 叁、“國土淨”的生態學含義

　　 “國土淨”是離不開“衆生淨”的，因此國土淨至少有以下兩個內涵(一)在器世間，使一切存在在優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滿生意的和諧；(二)在自他關系中，得解脫自在，更能實現和樂清淨的人生理想于世間(注11)。如果把它轉化成生態學的涵義，則是(一)維護生態系的完整性與良好的運作狀態；(二)建立和維持一個能夠健全運作的社會。那麼，國土淨的最切合實際的行動，莫過于能夠使生態系充滿活力與使社會永續長存。由上所推導出的結論，都讓生態學者們建議在我們的社會習慣及實踐之中的根本性改變(淨化)是必須的。那種可以包含這些變化的社會，就稱之爲“永續社會”(Sustainable Society)。其價值次序可如此來安排“一個沒有人的生物社群，可以存活得很好；反之，沒有健全的生物社群，人類社會不可能興旺。同樣的，某一個人的存在與否，並不影響一個社會的運作與存在；反之，缺乏健全的生物社群和人類社群，個人不可能幸福的生活。因此，如果個人希望過著高品質的生活，首先就必須將生物社群的保護與保存，列爲第一優先的價值。第二優先考慮，應當是保存和維護人類社群的健全。只有當這兩個社群都受到悉心照顧而維持旺盛的活力時，個人才可能依據自己的願望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注12)。

　　從永續社會的價值觀來诠釋“國土淨”的可能涵義，進一步提醒我們，所謂的清淨，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而是在大量運用整合性思考的條件下，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讓我們面對這個事實“除非其他生物有一個良好的棲息地，人就不可能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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