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林的，民族千年兴旺的秘密隐藏在宗教之中。过去，我国由于缺少实事求是的宗教学理论研究指导，学术界在宗教学的认识上缺乏高度和广度，甚至使群众陷入迷信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元宗教精神进行了自阉式的毁坏。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不仅同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热中掺杂进政治因素，也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隐患。宗教问题是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历史上民众的宗教信仰渠道堵塞必然导致“邪教”丛生，“妖言”流传，民心沸动，而宗教革命的出现往往又催发社会革命，这说明“宗教无小事”。

　　今天，我们要使整个社会长治久安，就应当理顺党的宗教政策并促进宗教革新以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使宗教信仰真正成为每个公民个人的私事，像江泽民同志说的那样，“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帝王将儒家的礼教奉为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使之在政统、道统、学统上具有“一本性”，即以“家国同构”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政体。马克思断言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应李约瑟博士之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揭示了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特征。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实际上是自秦代以来，由改朝换代应运而生的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

　　马克斯·韦伯也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数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体制，并称之为“家产官僚社会制度”。他说：“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实际上，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儒家的礼教，父权家产官僚制在中国是以儒家的文化传统为根基的。

　　 由于儒家文化在政统、道统、学统上“家国同构”的“一本性”，因之中国数千年来不仅在政统上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且在道统和学统上也存在治乱相间的文化特征。人们不难发现，“五四”时代高喊“打倒孔家店”的衮衮诸公，所依据的决非什么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而是始终没有真正脱开儒家古老传统的巢臼，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自阉式”浩劫。我们没有利用半个世纪的历史良机把道教的关帝信仰和儒家伦理传播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在心灵根基上加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妈祖信仰以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南亚华人的血肉联系，反而以反宗教、无神论的教条去割裂这种文化纽带，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中华民族要统一和复兴，首先需要民族传统文化的统一和复兴，一个民族所能得到的历史机遇并不会很多，中华民族不应该再错失历史良机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除了充当“家国同构”的官僚政治的思想根基之外，还奠定了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神道设教”的传统，使儒家的礼教呈现某种政教合一的准宗教特征。《易·观·彖》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国传统文化讲“三才之道”，其中“天”并非指现代航天工程所观察到的月球、火星上的石头，而是指虚无空灵的精神世界，指天神、祖先神和道的本体界；“地”指客观自然界，即现代宇宙的现象界。中国人总是在天、地、人三界的感应中寻找机遇的。然而儒家的礼教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往往把君主美化为准教主，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美化为准宗教，并将这种教条的解释权垄断在君主手中，从而把人民引向信仰有限之物的邪路上去，这就是儒家“神道设教”的本质。儒家君权专制的官僚政治及其“神道设教”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躯体上的毒瘤，在近100年开始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重构中正在被逐步割除。

　　九

　　在新世纪，“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化”本身都植根于“传统”，21世纪的文化战略必须对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诠释，即集中东西方各种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想树大根深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汇，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强权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开化的高级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蛮的低级文明，但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将对方的文化要素作为化学成分融入自己的躯体，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在国际舞台上将会缺乏争雄的生机而充当小伙计。

　　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热是“多元并存，相互融汇”，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化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和综合创新着手。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朽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唯一可行的21世纪文化战略。

《宗教、科学、文化反思录(胡孚琛)》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