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惑论》教育思想
张捷 刘坤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3期
《理惑论》为东汉末三国初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牟子所著，全书共39章，前一章为序，后一章为跋，正文37章。正文采取自设宾主，问答式的体裁。所设“问者”是从北方来的儒者，对佛教提出疑难，所设“答者”即是牟子本人。根据对方提出的问题，引经据典予以解答。纵观全书，牟子站在崇信佛学的立场上，兼取儒、道之学，阐述佛教义理。
一、教人学佛、信佛、成佛
教人学佛、信佛、成佛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宗旨，也是牟子弘传佛教教育的最终目的。
首先，牟子教人要坚定对佛的信念。他站在佛学角度，运用了儒、道两家的某些词语与观点，对佛的形象进行了描述，极力宣扬佛的神圣、高大，从而建立学人对佛的信念。回答“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
”时说:“佛者，谧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口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在牟子看来，佛既代表了一种人间的最高道德——“道德之元祖”，又是神灵世界的主宰——“神明之宗绪”。其“恍惚变化”、“或存或亡”、“蹈火不烧”等等，所以佛是极其神圣而高大的，它是人人学习、修行的最高目标。牟子把对佛有相貌超俗，神通广大的说法持怀疑者，视为“少所见，多所怪”。他运用中国古来对“圣贤”异貌的神话，进行讲解说:“尧眉八采，舜目重瞳子，皋陶乌啄，文王四乳……此非异于人乎
佛之相好，奚足疑哉！”牟子关于佛的形象的描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的东西，又有不同以往的说法。如他认为佛能“分身散体”，佛的法身长存，应身(七身)无限的，释加牟尼只不过是佛的一个化身而已。牟子之所以采取了这种杂揉儒道之说以释佛，其目的在于坚定人们对佛的信念，使佛家的义理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增强佛教教育的效果。
其次，牟子教人要树立佛道观。这也是佛教教育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回答“何谓之为道
道何类也
”时说：“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綩綖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在这里，牟子用道家的“无为”来解说“佛道”。他的内涵已不是道家“无为”的原意。牟子所谓的“无为”，是佛经中“涅槃”或“解脱”的一种译法。实际上是指消灭生死轮回的业因，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神秘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有人指问他:“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
”他进一步解释说:“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
由此可见，牟子所宣讲的佛道有四层含义：一是世界本像之道，它先天地而生；二是天道，它以四时运行为主要规律；三是人道，它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主要规则；四是道德，它以遵循天道和人道为社会行为规范。因此，他认为人们如果真正理解、把握了他所讲的佛道，并按照它去行事，则“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这是无可怀疑的。在这里，牟子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及儒家“事亲”、“治民”、“修身”的观点吸收过来，用以阐述他的佛道观。这既体现了当时调和儒、道、佛三家之学的社会思潮特点，也反映了牟子对佛学的理解水平，其目的在于教人对佛道坚信不疑。
再次，牟子教人要确信灵魂不灭，为善去恶。佛教教育要人学佛、信佛，最终在于成佛，即人死后进入佛国——彼岸的极乐世界。这就涉及到人死后有无灵魂
灵魂是否不灭的问题。牟子肯定人死后有灵魂，而且是灵魂不灭。它将根据生前的善恶行为而轮回转生。在《理惑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牟子曰:“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
”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乎
”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失，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
得道身灭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他利用中国民间的迷信，通过一间一答的方式，宣传人死后不仅有灵魂存在，而且是水恒不灭的。当有人问他:“为道亦死，不为道亦死，有何异乎!”牟子回答说:“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这就是说，生前把握了佛道，能按照佛道去修行，做善事不为恶事、死后便可得福，摆脱生死轮回之苦。因此，他教人生前要多做好事，要舍己之财物，布施于众人。他说:“况倾家财，发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未有种稻而得麦，施祸而获福者也。”
在这里，牟子把佛家的度世轮回之说，同儒家的仁孝观联系起来，并以此论证儒家也不反对布施，只要进行布施，就会得到好的报应。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因果报应的思想，教人为善去恶。若能如此，终可成佛。
二、兼采儒道以明佛理
兼采儒、道以明佛理，这既是《理惑论奋》一书的突出特点，也是牟子贯用的教学方法。牟子既修习儒家经典，兼研《老子》五千文，更锐志于佛学。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由儒而道而佛的思想家和佛教教育家。由于他谙熟儒、道之学，又精通佛学，所以他在讲授佛学过程中，经常以儒家尤其是道家的词语、观点来解说佛教义理。这在牟子关于佛陀观、佛道观及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的阐述中，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传授佛学是牟子教学的主要内容。他说:“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他认为佛“所著经凡有十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以上。”其内容丰富，言理精要。“佛经前说亿载之事，却道万事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兴，其微不可握，其纤不可入。佛悉弥纶其广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内，靡不纪之。故其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多多益具，众众益富，何不要之有
虽非一人所堪，譬若临河饮水，饱而自足，焉知其余哉!”所以，当儒者对浩繁的佛经提出责难时，牟子便引用儒家经典予以驳斥说:“自诸子纵谶纬，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独恶佛说经牵辟喻耶!“上述可知，牟子强调的是研习儒家经典，传授佛学是他的主要教学内容。
纵观牟子在讲授佛学过程中，所引证的理论与典故，除了来自《佛经》之外，其中引用《老子》、《庄子》、《论语》、《孝经》以及诸子之语，屡见不鲜。曾有人问牟子:“何复学经传读诸子乎!”意思是，你为什么还要研习儒、道诸家的著述呢
他回答说:“子未达其源，而问其流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饮，井泉之水何所不饱，是以复治经传耳。”他还说:“吾既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嵩岱而见丘垤矣。《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谷矣。”并公开申明，他虽然崇信佛学，但不是背叛儒家。他说:“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
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他把两者的关系比作是金与玉、精与魄的关系，是应该兼而习之。也就是说，他认为佛教教义同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两者对安定社会生活，维系社会秩序，亦即巩固封建统治都是可贵的。尤其他认为佛、道两家之学更是相通而不背的。所谓“道皆无为，一也。”因此，他在讲授佛学时，更是时时引用道家之语以解说佛理。
但必须指出，牟子主张兼采儒、道，其目的在于明佛。他自己曾这样说:“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如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他所以主张兼采儒、道，在教学过程中广引儒、道之语，是因为受教者对儒、道之学比较熟悉，借以使受教者易于理解、接受，把握佛理。实践证明，佛教教育初传入时，中国的一些佛教学者，在翻译和讲授佛家经典时，或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去理解、翻译、讲述佛典，或以佛教教义去附会儒、道两家的某些思想观点。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学者的实际水平，也是佛教教育传入后，实现其中国化的必经历程。牟子兼采儒道以明佛理的这一教育主张，确实有利于增强佛教教育的效果，扩大佛教教育的影响，促进佛教教育的发展。它对于改造佛教教育内容，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促进中国佛教教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后来“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论沙门规戒
维护沙门规戒，也是佛教教育中的重要问题。沙门即指佛教信徒。沙门分为两种:一种出家做沙门，一心专念无量寿佛，修各种功德;另一种是不出家做沙门，但专念无量寿佛，兴修功德。所谓沙门规戒，即是为佛教信徒们所制定的种种宗教生活规范。这些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有利于沙门虔诚修行，不断精进，从而通向成佛之路。但佛教教育传入伊始，佛家所讲求的某些沙门规范，便同中国传统的习俗，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名教发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出家沙门剃除须发、不娶妻、过禁欲生活、对帝王不行跪拜之礼等等，便遭到儒家不断地攻击。牟子在其弘传佛教过程中，针对儒家的攻击，阐述了他的沙门规戒观，认为上述沙门规戒是无可非议的。
首先，关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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