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的展望
向学法师
北京炎热的夏日刚刚过去，现在已经进入到清凉的金秋时节，海峡两岸的各位长老法师、大德居士和著名的佛教学者教授聚集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以佛教教育著称的法源寺举行“两岸第二届佛教教育座谈会”，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举，因缘殊胜。因为大家在这里所探讨的问题虽然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教育”，而实际上是描绘二十一世纪佛教事业的宏伟蓝图。佛教的教育是关系到未来佛教的兴衰走向，佛教教育办得好不好，是关系到佛教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这次活动，意义重大。
佛教教育的历史悠久，并且渊源流长，自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睹星觉悟建立僧团那时候开始，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对众生的教育事业中去，他以因材施教契机契理的教学方式，广布五乘教义敷演八万四千法门，不仅为宇宙广大苦恼众生开辟了一条离苦得乐的光辉大道，而且为未来的佛教教育扣开了历史大门，鹿野苑、舍卫城、灵鹫山等流下了无数佛陀的教育足迹，为人类创造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事业孜孜不倦。世尊涅槃后，出现了以十八部为代表的部派佛教，继而大乘佛教的崛起，尽管他们之间见解不同，教义有所偏重，但他们都是谨遵佛陀教化世间的慈悲本怀，继承佛陀时期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为人类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佛教传入中国后，各位大德审时度势，把佛教的教育事业以各种的方式普及深入到各个方面，在与原有的中国文化相互撞击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大小并弘、各宗并举，深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使之在灿烂的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呈现异彩，并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辉煌，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为民族的精神注入了无数的文明。
佛教教育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它是涉及到对众生教育的各个领域，今天在这里想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来谈整个佛教教育是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就中国佛教教育中的僧伽教育略作叙述。
佛教教育中，僧伽教育尤为重要，历史以来倍受重视。佛陀开悟后，第一次的教育对象就是五位比丘，并且从以后的佛教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僧伽是住持佛教的根本，佛教的兴衰基本上取决于僧伽的素质教育，只有高素质的僧伽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肩负起荷担如来家业的使命，只有高素质的僧伽才能弘扬佛法净化人心，绍隆三宝续佛慧命，才能带动佛教事业的发展。
佛教的僧伽教育，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在中国古代的僧伽教育模式基本是以师父为老师，徒弟为学生，丛林寺院为学校，以翻译过来的经论为教本，进行学习研究，中国佛教各大学派的思想和特点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下产生的。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佛教的传播及理论的建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隋唐时期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壮观情景，就是在这种的教学模式下出现的。但这种模式比较单一，再加上当时自建山头自立门户，出现了不少相互诋毁互相排斥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佛教原有契机契理的“无方”教育法，有一定的背离。因此，在中国佛教虽然有过宗派鼎立、教义昌盛的辉煌时期，但好景不长，逐步走向衰微和没落，最后只有不拘一格具有多样化教学法的禅宗独揽佛教天下。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大德，深感当时佛教的弊端和佛教教育的落后状态，为挽救当时佛教的没落局面，打破宗派的门户之见，提倡大小并弘，八宗并重，以人间佛教为根本思想，吸收当时新社会的先进教育方法，率先创办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闽南佛学院等，这是中国佛教僧伽教育学院化的开端。此后的几十年，全国佛教界都沿着太虚大师的这条路子，分别兴办佛学院，进行定期地集中教学，培养了不少新时代的僧才。当时新兴起来的学院式僧伽教育，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着种种压力和挑战，在困难中诞生，在坎坷中发展。最终还是取得显著成果，为佛教培养了一大批新人。后来两岸三地以及华侨佛教中能够独揽一面的法门巨匠，很多是当时各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学僧。
新中国建立以后，象征中国佛教僧伽教育的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预科、本科、研究班等多种形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僧才，后来他们住持一方，在佛教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对文革以后佛教的恢复与重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佛教在上世纪六七是年代遭受严重的破坏，损失惨重。在这段时间，佛教教育不仅停滞不前没有发展，而且元气大伤，致使整个佛教面临着喘喘欲息的难保局面。直到八十年代，宗教政策开始得到恢复，佛教的教育事业也逐步得到了复苏。首先，在北京法源寺恢复了一度停办的中国佛学院，此后全国各地的佛学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起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全国前后恢复和新办的佛学院共有三十多所，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学僧，现在很多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名山大刹的中坚力量，正在主持寺院管理、佛教教育等各种事业，基本上解决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可见近代以学院式的僧伽教育的道路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假如没有这几十年以来学院式的僧伽教育，现在的佛教状况可想而知，绝对不会有今天的相对发展。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正以“科教”作为“兴国”之本。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佛教如何才能与新的社会想适应，如何在新的社会发挥她的重要作用，如何把真正的佛教展示在新的世纪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尽管仁智所见不同，但“办学兴教”的基本策略，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也就是说，想要振兴中国佛教，使佛教在新的世纪展现新的活力与风采，必须以新的理念办好佛教教育，尤其是僧伽教育。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几十年的佛教僧伽教育取得较大的成绩，对佛教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同时，与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的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解决僧才奇缺的现象依然存在。就僧伽教育中有不少亟需改善和提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办学方向不够明确。八十年代以后，举国上下佛教界办学热情很高，但由于一些地方没有确定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目标，一轰而上，目前全国有三十多所的佛学院，数量多却规模小。并且出现不少低水平的重复，不足形成气候。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结果收效甚微。
二、办学经费短缺。经费短缺是全国佛学院所面临的普遍现象。随着八十年代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场所的恢复全面展开，多数的财力都都投入到寺院的修复和重建，投入到僧伽教育的经费微乎其微。除了少数佛学院之外，多数由于经费不足，教学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致使教学设施陈旧简陋，并造成师资不稳定，无法聘请到合格高素质的教师，开设课程难。总之，经费的缺乏，使僧伽教育举步为艰。
三、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在全国佛学院所设置的课程看，很多课程的开设基本相同。不少学僧在不同的佛学院，重复学习同样的课程。有些初级佛学院学僧基础不高，开设的课程却是理论性很深，老师讲不好，学僧听不懂。课程设置不合理的另一个方面，是表现在实用性少，理论性的多。课程的设置应有针对性时代性，应根据佛教事业的需要而开设课程。很多地方基本上是根据能讲什么课的法师开设什么课，想学的学不到，学到的用不上。另外强身健体的体育课程相对比较薄弱，由于佛学院都办在丛林寺院，没有足够的场地和健身器材，使学僧不能得到很好的身体锻炼，相当数量的学僧身体素质差，病号不断。不仅影响正常的学习，还给本来不足的办学经费增加医疗费的负担。
四、教材相对落后。现在各佛学院所开设的佛学课程包括面两个方，一是教理，二是历史。教理方面所选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印度翻译过来的原经原论，或古代中国祖师的著作。无论文体或是语言结构，现代人读起来都有一定的困难，很多法师都把精力花费在消文释义的时间上，学僧学起来兴趣也不高。历史方面所选用的教材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编写的，很多现在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当时所没有，所以也不大适应现在所用。因此，怎样合理科学地编写出一套适应于现代教学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
五、师资建设需要加强，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师资是僧伽教育的根本，各地佛学院目前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现象。由于师资缺乏，无法按照既订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很多需要开的课程而无法开设。此外，现有的师资自身的学识修养不是很高，远远不能适应现在教学的要求，不仅照本宣科没有新意，甚至有很多问题自己都难弄懂，更谈不上活泼生动，融会贯通，这与“传道”“解惑”的教学要求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一些教课的法师只注重言传，忽略了身教。僧伽教育有区别于其他教育，在言传的同时，应注重身教的作用。教课法师的言行直接会影响到学僧平时的学佛理念和言行，作为合格的讲课法师，除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之外，生活行为言谈举止，也应成为学僧学习的楷模。
六、图书和网络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图书建设是办学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图书馆是法师备课、学术研究和学僧课外学习的资源库，很多的新知识来源是图书馆。由于资金投入少，进书渠道难，很多佛学院的图书建设滞后。图书馆和藏经楼除了藏经和一些常见的佛教读物之外，其他方面的图书相当缺乏。想要办好佛学院，必须要大量广泛地引进文史哲和科学知识等图书，以及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教学与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除图书之外，网络建设也很必要。当今时代是网络的时代，原有人为的劳动模式不断地被先进的电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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